袁世凯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

国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但这两项工作谁先谁后，却发生争执。袁世凯深知总统非他莫属，所以极力主张先选总统。他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帝复辟的危险。北洋派和一部分进步党国会议员都附和他的主张。持先制定宪法说者，多为国民党议员。他们说：总统的地位和权力都根据宪法产生，只有依宪法选举总统，才能使民国走上法制的轨道，否则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本来意见不一致，于1913年6月15日开会讨论时局时，梁启超发表政见说：“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1]。经会议表决，大都赞成以梁氏意见作为该党的主张。由于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看法趋于一致，国会于6月底议决先制定宪法，并按《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分别互选出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赶制宪法。
7月初，参众两院分别选举宪法起草委员，各党派竞争颇为激烈，都希望多得名额，以便对宪法起草有较多的发言权。选举结果，参议院在国民党籍的有：汤漪、蒋举清、杨永泰、高家骥、段世垣、金永昌、向乃祺、张我华、王鑫润、宋渊源、吕志伊、金兆棪、蒋曾燠、朱兆莘、王用宾、赵世钰、石德纯、金鼎勋；在进步党籍的有：丁世峄、蓝公武、解树强、陈铭鉴、陈善、王赓、陆宗舆、曹汝霖、王家襄；在共和党籍有：钱应铭、车林桑都布、阿穆尔灵圭。众议院在国民党籍有：张耀曾、杨铭源、谷钟秀、孙润宇、刘恩格、褚辅成、孙钟、李芳、伍朝枢、史泽咸、易宗夔、陈景南、彭允彝、李肇甫、徐秀钧；在进步党籍有：刘崇佑、李国珍、汪荣宝、汪彭年、王印川、张国溶、王敬芳、孟森、李庆芳(后来加入公民党);在共和党籍有：黄云鹏、何雯、黄璋、王绍鏖、吴宗慈；超然派有夏同龢。此外，参众两院又各选出候补委员十五人。
当时有一些议员同时参加两党，又不时变动，因此对议员的党籍进行精确统计颇不容易。从上述正式委员来看，国民党员三十三人，占多数；其次为进步党员十八人；共和党员八人，居第三位。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大多数都主张监督袁政府，是政府的反对派，所以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使袁政府北洋派深感不安。
7月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众议院会堂举行成立会。在15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规定“非有委员三分之二出席不得开议”,“决议以委员总额半数之一致通过之”,“非国会议员禁止旁听”等。19日，会议决定组织理事会，并选举汤漪^[2]为委员长，蒋举清、杨铭源、王家襄^[3]、黄云鹏、夏同龢、杨永泰等六人为理事，并选定天坛祈年殿为会所，从第四次会议起即在天坛召开，所以他们制定的宪法就称为“天坛宪法草案”。
正当宪法起草委员会赶制宪法时，二次革命爆发，政局突变。国民党籍议员素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些激烈派，敏锐地感到在袁世凯的暴力面前，国会、宪法不足恃，在北京难以容身，遂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但仍有一些激烈派议员和稳健派一起留在北京，准备在国会弹劾袁世凯，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视激烈派为附乱分子，为配合对南方用兵，他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借此对国会施加压力。“北京军警联合会”到处散发传单，诬称国会“结党逞凶”,“阴谋倾覆政府”,并威胁道：“倘仍怙恶不悛，甘为民贼，当与全国共弃之。”^[4]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籍议员公然实行镇压。7月23日下令逮捕冯自由等人。8月1日，伍持汉在天津被捕，罪名是“勾结乱党，谋叛民国”,于19日惨遭杀害^[5],为民国以来议员为国流血的第一人。8月4日，居正、胡秉柯、杨士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以所谓“犯内乱罪”被通缉。宪法起草委员徐秀钧在北京突然被捕，被解往江西九江，9月1日遇难^[6]。8月27日，褚辅成、张我华、刘恩格、赵世钰、朱念祖、常恒芳、丁象谦、高荫藻等八人同时被捕，其中前四人为宪法起草委员^[7]。
当时，国民党本部由留在北京的稳健派议员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汤漪等人负责维持。由于袁世凯的血腥手段，国民党人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逃出北京，国会有瓦解的趋势。梁启超忙上书袁氏，要求发布“尊重国会”令，并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乘时“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他同时派人劝说国民党籍议员：“苟非有附逆实据，政府必不妄逮捕，脱有误捕，本党任为保结。”^[8]袁世凯使用恐怖手段对付议员，本来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以便利用他们选自己做大总统，因此对于梁氏的建议表示赞赏。他不仅公开发布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而且对稳健派的国民党人故示“宽大”,将二次革命的责任完全推到孙中山、黄兴及起义各省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7月31日，袁命令军警传询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等，勒令表明态度：“如果不预逆谋，应限于三日之内自行宣布”,并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如“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关”,必按法惩办^[9]。吴景濂、王正廷等即召集国民党人商议，决定“遵政府命令办理”,以保全国民党^[10]。因此，当南方国民党人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人仍然照常活动，议员照常出席国会。
为了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8月间袁世凯指使一些议员，接连向国会提出先选举总统案，同时策动黎元洪领衔，联合直、鲁、豫、黑、陕、甘、浙、川、黔、滇、桂、闽及新疆等十四省都督致电国会，要求速选总统。8月30日，黎元洪又电催梁启超和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11]。在内外压力之下，进步党人首先变了腔调，赞同先选总统，并派刘崇佑、黄群等为代表，与国民党人张耀曾、谷钟秀等一再协商，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国会于9月5日顺利地通过了选举总统案。
国民党之所以同意先选总统，主要是因为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党员为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还特别声明虽曾入党，“足也未至党门一步”^[12],以示清白。有的转入以前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派别，如景耀月和孙毓筠的政友会，刘揆一的相友会，夏同龢的超然社等。有的则投入进步党。因此，国民党一蹶不振，留在国民党内的人，也不敢倡言“法律倒袁”了。许多人还误认袁世凯的最大野心只是在于取得正式大总统。既然无人能和他竞争，不如趁早称他的心愿；否则他如解散国会，则政治上失去一个活动场地，制宪工作也会中断。他们没有料到，对野心家的迁就，很快便带来严重的灾难。
袁世凯对国会活动的干预和压迫，引起许多议员的不满，原来进步党和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形势，反而日趋和缓。两党议员遇事经常协商，国民党人支持熊希龄组阁，两党一致反对徐世昌出任阁揆，所以熊希龄内阁在国会能以绝对多数票顺利通过。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不利于己，便指使梁士诒出面另组御用党。梁士诒收买一些平素与他接近的小派别，其中包括山西李庆芳为首的同志会，广东司徒颖组织的潜社及集益社的一部分人等，于9月7日凑成公民党。该党以梁士诒为党魁，以叶恭绰为副，主要骨干有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由于交通系官僚纷纷加入，财力雄厚，一时气势颇盛。他们发表宣言说：“本党以国家权力实行统一，增进人民福利”,关键是要“选举正式大总统”,否则不仅“无论何种政策皆难设法”,而且国家将有“至大危险”^[13]。他们又通电各省都督，请一致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由此可见，公民党完全是袁氏为攫取正式大总统的桂冠而纠集起来的一帮打手，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
有公民党鼓噪，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9月12日，国会决议由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五天之内制定出总统选举法，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公布。1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0月4日国会讨论通过，咨送袁世凯，并于政府公报上发表。
国会于10月6日召开总统选举会，王家襄为主席。这一天，袁世凯仍放心不下，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出军警“保卫”国会。此外，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便衣军警千余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参观的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王家襄也宣布，议员不得自由离去。此前，在进步党的一次集会上，已一致通过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唯一有可能与袁竞争的黎元洪，又多次表示他绝对无意担任总统之职。因此，进步党人大都不怀疑袁世凯将顺利当选，但袁氏这套包围国会的把戏，实在使他们感到难堪。国民党人更是满面愁容。会场气氛一开始就十分沉闷、紧张。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轮尚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候选人只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并以过半数即可当选。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人。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其余的选票中伍廷芳得三十三票，段祺瑞得十六票，孙中山得十三票，康有为得十一票，还有几个名人各得数票。因为没有人达到法定的当选票数，袁世凯尚缺九十九票，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议员共七百四十五人，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离当选仍差六十三票。时已过午，有些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见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叫苦不迭，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轮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以五百零七票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9点。议员们饥肠辘辘，仓皇归去。
第二天，国会选举副总统。七百一十九名议员出席，黎元洪以六百一十票的多数当选。但黎元洪不愿到北京就职，仍留在湖北继续当都督。至当年12月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武昌促黎北上，黎才不得不离鄂进京。
对袁世凯唆使军警强迫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全国人民普遍不满。上海、天津等地报纸揭露了选举的情况和军警的不法行为。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国务院通电各省说：“此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14]
10月10日，北京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本应赴国会宣誓就职，为防不测，改在清宫太和殿举行。这里原是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的地方，殿内划为东西南北四片，北面正中设就职台(即前清皇帝登极的宝座)。文武官员立于东侧，西侧为各国公使、前清皇室代表、蒙古地区代表及记者，南面居中为国会议员。议员所以得此位置，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争来的。先是，大典预演之际，本定议员立于两侧。王家襄说：“民国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和议员宣誓，议长、议员的席位应设在北面向南居中处，听取总统矢誓，万不可侧居客席，贻讥世界，此事必须持重审慎。”袁世凯则坚持他非坐北朝南不可。经过一番争论，才折衷决定将议员侧立改为中立。上午10时，赞礼官宣布总统将至，全殿鸦雀无声，这时戴金线军盔、着蓝制服、佩带军刀的武士三百二十人雄赳赳地整队进入大殿，分两排站在东西两席前，形成警戒甬道。接着，侍从文官梁士诒、夏寿田和侍从武官荫昌、唐在礼，分别乘四人抬彩轿四座进殿。最后袁世凯乘八人抬大彩轿进殿。他身穿钴蓝色大元帅服，金线装饰甚多。下彩轿后，由四侍从官簇拥登就职台。少顷，赞礼官赞礼。袁世凯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略称：“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而不取急进”,“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对于国家建设，他强调以道德为体，法律为用；道德范围广大，“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他要求“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他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的原因，一在教育幼稚，一在资本缺少，因此要“输入文明教育”,“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最后他表示：“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15]
当天下午3时，由一群文武官吏前呼后拥，袁世凯乘二人肩舆登天安门，举行阅兵式。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五人陪同检阅。接受检阅的队伍包括拱卫军、京卫队等共两万余人。袁世凯还颁发各种勋章，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获勋一位，以此表明民国总统的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室禅让的。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三位。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大张宴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同时，由外交总长孙宝琦邀请达官贵人和外国公使及夫人，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迎宾楼举办盛大晚会。人人穿晚礼服，男女翩翩起舞，至夜半尽兴始散。
对于北洋派和进步党人来说，1913年10月10日确实是“双喜日”^[16]。当时参加庆祝典礼的记者黄远庸亦无限感慨地写道：“中华民国已由筚路蓝缕之时期，入于重熙累洽之时期，此后庄严民国之现象亦当若此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