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的形成

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组建“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的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北洋军阀政治集团。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的袁寨。袁氏为“汝南巨族”,其曾祖父袁耀东系庠生，曾祖母也出身于本郡“望族”。祖父袁树三为长子，廪贡生，候选训导，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事。叔祖父有甲三、风三、重三。袁甲三本为进士出身，在京做官，后到安徽帮办团练镇压捻军，官至漕运总督。袁凤三为禹州训导，袁重三不仕在家。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为副贡出身，捐得同知，在家乡大办团练。叔父袁保庆是1858年的举人，后追随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宁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8岁时，袁保庆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袁世凯也相随至济南私塾读书，稍后又到南京读书。1873年，袁保庆死于霍乱。翌年，袁世凯被叔父袁保恒(刑部侍郎)带到北京，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帮着做些事情，开始接触清末的官场。1878年，袁保恒病死，他回到家乡，曾附庸风雅，发起组织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结识了正在河南淮宁县处馆的孝廉徐世昌，并资助徐到北京应试。袁本想也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但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皆是名落孙山。于是，赌气烧了自己所作的诗，美其名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邪！”①决心另走一条发迹的道路。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吴将其收留在署中帮办文案，以其文才有限，嘱其随幕府名流张謇和周家禄学习文章。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清政府与朝鲜政府有宗藩关系，故清廷接受朝鲜大臣金允植的请求，派丁汝昌和吴长庆分率水陆两师东渡朝鲜，袁也随军前往，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平定了兵变。此事深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称袁“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请求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②。清政府照准，袁遂由中书科中书提升为同知。但不久，袁与吴长庆关系逐渐恶化，亟思内调。袁家与李鸿章的关系非同一般。袁甲三早年在京和安徽当官时，与李交情很深。袁保恒曾经是李的部下，其在京时与李之婿张佩纶同僚，过从甚密，此时正在北洋办理海防营务。袁遂写信给张佩纶，希望在北洋署内谋一职位。适值中法关系紧张，李鸿章以加强边防为名，调吴长庆驻防奉天金州，命袁总理留朝的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袁乃逐渐跋扈，“自结李相(鸿章),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吴长庆)难堪者。”③对张謇等人的称谓，也“老师、先生、某翁、某兄”,“愈变愈奇”。张非常恼怒，曾致函数千言，嘱其“悉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人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④。但袁并不以为意。1884年12月，他指挥镇压了“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得到清政府的褒奖。1885年10月，李鸿章保荐他做“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奏折中称“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所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⑤清政府予以批准。
1885年11月，袁世凯再次赴朝。不久，由于他过多干涉朝鲜内政，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起朝鲜宫廷不安，迫切要求撤换。清政府也有所察觉，认为“非独朝鲜政乱可忧，而袁之轻躁易动亦殊可虑”。但李鸿章却极力为其开脱，1892年，还给袁下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⑥的考语，奏请以海关道记名简放。翌年5月，又奏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农民大起义。袁世凯受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的怂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待清军赴朝后，日本立即按预定计划派遣大军入侵朝鲜，占据汉城，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袁见局势严重，急于脱离险境，乃推荐其西文翻译、办理龙山商务委员唐绍仪自代，于7月19日请调回国。8月1日，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派其前往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先随清军败退至辽阳，再退至锦州，次年春至天津销差。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清政府深感旧式湘淮军已不足恃，遂瞩意于编练新军。各方人士也都痛切地发出“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在此形势下，1895年，清政府开始着手筹建新式陆军，批准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选定武军十营，两江总督张之洞训练自强军十三营，同时选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设立武备学堂等新式学校。袁世凯见人们竞相奏请筹饷练兵，也跟着上书当朝权贵，提出编练新军的策划。是年6月，袁以浙江温处道身份来到北京，被派督办军务处差委。此后，通过叔祖父和堂叔在京故旧，四处活动，结交了兵部尚书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及大太监李莲英，希冀取得督练新军的权柄。在当时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袁世凯的钻营很快收到成效。李鸿藻对他尤为“激赏”,以其“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今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禄更建议其“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作为进身之阶。张之洞、刘坤一在他的请托下，亦上书为之吹嘘。12月8日，各亲王、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奏称：“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为革新旧制。……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同日，清政府照准，命袁世凯前往天津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
定武军共有四千七百余人，原驻天津马厂，因营房不敷分扎，乃移驻天津小站。小站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又名新农镇，淮军曾在此屯田驻扎二十余年。甲午战争中，该部淮军全部溃散，营房空无一卒，故定武军能移扎在此。袁世凯接管后，又派人到河南、山东、皖北、苏北一带，招募了两千多青壮年入伍，并添置马队，改称新建陆军。这支部队，成为北洋军的起源和日后袁世凯发迹的资本。“北洋系(亦曰小站系)之名于是乎产生”⑦。
新建陆军打破了清军不分兵种的旧体制，采取德国和日本军队建制，具有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其中步队5 000人，分左右两翼，左翼2营、右翼3营。炮队1 000人，分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和接应马炮队3队。马队500人，分为4队。T程队500人，分别负责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诸项。部队装备则全部换成了从国外购置的步枪、马枪和快炮，经费完全由户部供给。担任训练的教官多从德国聘请，巴森斯负责全军训练，伯罗恩为德操教官，祁开芬为炮队教官，曼德(挪威人)为马队教官，幕兴礼、魏贝尔为德文教官。全军一律按德国陆军教条，采西法操练。
新建陆军没有设督练处，袁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督操、执法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洋务局(初为教习处),分别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方面的工作，制定了各种章程，使军队的组织、制度和规模逐渐完备。新军组建不久，又成立了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德语各随营军事学校，让学员学习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战阵攻守和德国语言文字，培养新式军事人才。
为了牢固控制这支军队，崇信“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积极拼凑私人班底，他首先从在朝鲜时的庆军中挑选了一些老部下充任各级军官，这些人有的与其沾亲，有的是从小在其家长大的佣人的子弟，有的则是同乡。同时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一批，另外还请李鸿章推荐了部分人员。徐世昌当年受袁资助进京应试中举，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尔后又授职编修，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现也前来充任参谋营务处总办，助袁筹划一切，成为其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袁有事外出时，代袁管理军队。
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有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人。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幼年家贫，1884年投入淮军当兵，次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其间曾考中秀才。189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习。后投入聂士成之武卫军，参加了甲午之战。1895年清政府派裕庚为驻日公使，聂士成荐冯为其随从武官。冯在日本考察军事，结识了军方人士福岛安正(后任日本士官学校校长)、青木宣纯(后任袁世凯的顾问)等人。翌年回国后，将自己所编的有关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聂又转交给袁世凯，得到袁的重视，调来小站，委以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等职。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85年以文童考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进修，回国后派往威海武备学堂任炮兵教官。甲午战争时，曾带领学生协守炮台。袁督练新建陆军后，将其调来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直隶正定人。早年在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手下当勤杂人员。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向杨瑞生调用军事人才，杨开的保单内有守备王士珍。但王士珍已因年老告退回籍，遂叫这位马弁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候差，随后转入北洋武备学堂。1888年毕业后，在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年间，率学生入朝参战并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军芦台。荫昌将其介绍给袁世凯后，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旋即提升为工程营统带。冯、段、王三人皆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北洋旧人中又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的绰号。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期，他们分别任过总统、总理、总长、执政等重要职务。
除此三人外，先后被袁网罗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田文烈、王英楷、何宗莲、鲍贵卿、马龙标、田中玉、雷震春、杨善德、阎文等。旧军中提拔的则主要有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这些人名义上是当时朝廷的臣子，实际上同袁的关系带有浓烈的人身依附性质，后来大多成为袁的亲信、心腹、死党和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
袁世凯并没有受过专门军事教育，冠以其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实际出于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之手。但他在军事生涯中颇有心计，“不论部队出操或野外演习，他跟着观看。他所以这样做，表面上说是监督查考，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他觉得‘这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⑧他做军机大臣时，曾向张之洞谈起自己的练兵秘诀：“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⑨为了达到使部队“绝对服从”的目的，他制定的《简明军律》规定了18条斩罪：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循；临阵失火误事者斩；列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官长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在营吸食洋烟(大烟)者斩。此外还有许多极其详细的规定，如夜深聚语，私留闲人，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及有寻常过犯者，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失察，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
为了把军队变成自己的亲军，使属下绝对忠实于自己，袁世凯不仅要求他们“公忠体国，深明大义”,“亲上死长”,将这些编为四言白话，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背；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向士兵训话。而且大肆宣扬封建个人迷信，特别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命各兵营供奉他的牌位，将其视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竞达到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程度。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所作所为，很快被北京的李鸿藻知晓。李系清流党首领，听后十分不满，一改保举袁时的态度，讽御史胡景桂参劾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清政府遂派荣禄“负责确查”。袁闻讯后，“心神忧忽[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⑩。但荣禄本与袁关系密切，加之见新建陆军是一支军容整齐的军队，很想练成之后归己所用，因此对袁百般包庇。随行幕僚陈夔龙提出应将此案下部议处，但荣禄称：“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思姑从宽议，仍严饬操练，以励将来。”(11)最后竟以“查无实据”复奏，请求“毋庸置议”。同时还称赞袁“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个“不可多得”的将领，参案遂未成立。1897年，清政府认为他练兵有功，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甲午战后，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呼声日渐高涨。袁世凯为使自己不致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里沉沦，一方面利用新建陆军的隶属关系，极力逢迎荣禄，另一方面又与维新派建立联系。1895年7月，他主动把康有为的“万言书”代递“督办军务处”。9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还自愿捐款五百金，并且经常在新派人前“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12)。使不少人深受其惑。1898年9月，变法运动进入高潮，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于16日召见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为使其能够脱离荣禄控制，还准许他专折具奏。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于法华寺，要求他率兵“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他满口答应，称“诛荣禄如杀一狗耳”(13)。但事后“反复筹思”,觉得维新派的实力有限，不容易成功(14),遂于20日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21日晨，慈禧太后在宫中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皇帝，随后又捕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袁世凯却由此更得慈禧太后的赏识，除亲自召见赐银4 000两外，还让他护理了10天的直隶总督。是年12月，荣禄为使北洋各军联成一气，奏准成立了武卫军，以聂士成之武毅军为前军，董福祥之甘军为后军，宋庆之毅军为左军，袁世凯之新建陆军为右军，另募万人为中军，均由自己统率。1899年1月，慈禧太后赏袁世凯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3月，交部优叙。6月，提升其为工部右侍郎，仍专管练兵。正所谓时人歌谣云：“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其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15)
1899年，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勃然而兴。列强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惊恐万状，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抚毓贤，任命掌握新式武装，能按列强要求办事的袁世凯接替。是时，袁正奉命率武卫右军到山东德州操练。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致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的信中即明确地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16)为了取悦帝国主义，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1899年12月，清政府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仍旧节制武卫右军。他到山东后，诬蔑“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在各州县大肆搜捕屠杀团民，焚毁坛场，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3月，清政府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趁机将山东原有旧军34营勇队删并筛选，拼凑成新军20营，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自己节制。
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随即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在得到列强将要帮助光绪皇帝归政的谎报后，于6月21日颁诏宣战，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出兵勤王。不料当时名望最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抗不应命，声称自6月21日宣战之日起，北京所发谕旨均系“矫诏”,一律不予接受。6月26日，三位总督竟与上海领事团商定“东南互保章程”,表示“遵守中外条约”,“保障外人安全”。山东介乎南北之间，袁世凯的态度格外引人注目。但他既不敢触怒洋人，又不敢公开抗旨，遂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暗中联络东南三督，表示“愿附骥尾”,并宣布对山东境内的洋人“负完全保护责任”;另一方面又奏明慈禧太后，说他发兵一万，兼程北上勤王。但实际上并未调动自己人马，仅派淮军旧将登州总兵夏辛西、副将张勋，带兵六营到直鲁边界摆个门面。慈禧太后出逃后，他又筹集白银近50万两，贡缎200匹以及许多食物，派人“星夜趱程前往”接济。及至和约将成之际，又派姜桂题率马步炮队北上，弹压京畿一带，准备迎接慈禧太后回銮。这些举措，博得了洋人的夸奖、慈禧太后的称赞。庚子之后，荣禄武卫军的前后左中四军几乎全部崩溃，而袁世凯的右军却在裁并山东旧军后，扩展至二万人，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凡此种种，都成为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重要筹码。
尚在战争进行之时，慈禧太后应列强要求，于7月7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1年9月，在列强的胁迫下，《辛丑条约》正式签署。从此，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两月之后，李鸿章身患重病，死前，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17),力荐其继任，荣禄、奕劻辈也积极附和。11月7日，袁世凯署理内而拱卫帝都，外而示范全国，位列各省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28日，慈禧太后又以“其保东南疆土，尽力筹画”,“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18)。
袁世凯到任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且接收了淮系军阀的班底，政治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是时，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以筹办“新政”惑人耳目，并成立了推行“新政”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1902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为其进一步扩充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他令人制定了“募练新军章程”,规定了严格的募兵条件，同时派王英楷、王士珍等人分赴正定、大名、广平等地，精选壮丁6 000名。6月，他又让人参照中外现行成法，制定了创练常备军的“营制饷章”,将军队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服役者为常备兵，三年后退伍列为续备兵，再三年后列为后备兵，四年后退为平民，饷银也依次递减。遇有战事，则随时征调入伍。常备兵以两镇(相当于师)为一军，每镇辖步队二协(旅)、马队一标(团)、炮队一标、工程兵一营、辎重队一营。营下为队(连)、排、棚(班)。每镇官兵共12 512名。6月21日，袁世凯又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但由于筹饷困难，他准备先将招募的6 000名壮丁练成常备军一镇，秋后或明年再视情况添练一镇，以后“按年添减，逐渐扩充，小则增一标一协，大则增一镇一军”(19)。在制定营制的同时，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自兼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委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为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是年9月，北洋常备左镇首先练成，后改称北洋第二镇。12月，清政府命从挑选的万名八旗兵丁中，精选3 000人交袁世凯认真训练，待取得成效后，再将其余人员轮流派去训练。袁受命后，奏请将该军定名为京旗常备军，以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翌年6月该镇练成，后改称为北洋军第一镇。
1903年12月，袁世凯以“全国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为由，建议清政府设立“中央练兵处”。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极力推戴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 自己退居会办大臣。由于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下设三个司的长官分别是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副使冯国璋，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陆建章，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副使陆嘉谷，皆为小站练兵出身的嫡系，因此练兵处实权仍操袁手。练兵处成立后，全国训练新军的制度始归划一，各省陆续设立了督练公所，拟订的营制饷章以及军事学堂章程，大体参照北洋军的办法。稍后，袁世凯亦将军政司改为督练公所，仍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言敦源、段芝贵、何宗莲为总办。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清政府电告各省“慎固防守”。袁世凯立即以“边防吃紧，兵力不敷分配”为由，奏请增加军队。他在奏折中说： 日俄“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谨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容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余万人不克周密。”“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直隶境内虽有武卫右军、毅军、常备军、自强军、淮军、练军数万人，但能够出防者只有两万，且子弹大半缺少，军械也多参差不齐。故此，必须增兵三万，至少目前要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否则“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20)。清政府当时正制定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遂批准袁世凯继续募练新军。袁首先将原有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员兵，正式成立北洋第一、第二两镇，以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在天津等处维持秩序的“巡警营北段”扩编为北洋军第三镇，以段祺瑞为统制。1905年，袁又将原有武卫右军及北洋新军混合编成第四、第五两镇，以王士珍、吴长纯分任统制(第二镇统制由吴凤岭接任)。与此同时，“京旗常备军”也在加紧扩充，于1905年5月编制成镇，由凤山出任统制，曹锟、朱泮藻分任协统，负责京畿防务。全国新军统一番号时，这支皇族军自然名列北洋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称第二镇，第二镇改称第四镇。三、五两镇番号不变，原第四镇改称第六镇。至此，北洋六镇正式建成，全军兵力近七万人。六镇的统制除第一镇外，其余五镇皆为袁的嫡系，协统、统带也均为小站时的旧班底。
随着北洋军的迅速扩充，各级军事干部的需求量迫增，原有的随营学堂已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袁世凯遂命段祺瑞负责恢复北洋武备学堂，设有高、中、初三级，此外还附设有一所速成学校为短期训练之用。在此前后，他还于保定和天津两地创办了专门培养警官的巡警学堂，委赵秉钧为总办。及至北京发生吴樾行刺五大臣事件后，袁世凯又乘机奏准成立了巡警部，并推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任右侍郎。这样，袁世凯手握北洋军警大权，加之身兼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堪称“权倾一时”。原属李鸿章系统的杨士骧、朱家宝、孙宝琦等人也赶来依附，他自己又网罗了张镇芳、梁士诒、周学熙、朱启钤、胡惟德、金邦平、杨度等党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竟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21)才能作出决定。故当时的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第二政府”之称。
1906年，清政府设立陆军部，作为中央军事最高机关。同时核定全国军额为三十六镇，分饬责成各省督抚限期成立。各镇相继建成时，“除禁卫军、吉林之二十三镇及龙江之混成协外，皆为袁世凯之旧部所扩成，北洋系之潜势力日益弥漫，骎骎乎有掌握全国陆军之势。”(22)其后，尽管袁世凯在清末的政治风云中时起时伏，但北洋军阀集团始终是支撑其权势的核心力量。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凭藉北洋势力，逼迫清帝退位，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尔后，在北京组建政府，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黑暗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