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殽之战》

《秦晋殽之战》

此文选自《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作者相传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题目为后人所加。殽之战是《左传》重点记述的五大战役之一。公元前六二八年，秦穆公举兵袭郑，和晋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因战备匆促，劳师伐远，遭到晋军致命袭击，大败而归。清林云铭《古文析义》说：“篇中以违蹇叔起，违蹇叔收，是正应法。晋凶服反用墨，秦常服反用素，是倒应法。秦伯乡师之哭，与前此蹇叔出师之哭，是遥应法。若妇人能与军事，臣子敢怒其君，囚既释而复追，将既败而犹用。其中结构穿插，皆以‘失奉’、‘纵敌’二句为脉络，是暗应法。细读自知。”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说：“只遂发命一段，是正写晋败秦师处。以上皆所以败秦之故；以下皆败秦师后文字。前从蹇叔起，后以蹇叔止，篇法秩然。至叙述诸人问答，描写诸人举动形声，无不婉然曲肖，更为写生妙手。”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蹇叔哭师》说：“谈覆军之所，如在目前。后果中之。蹇叔可谓老成先见，一哭再哭，出军时诚恶闻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既败而哭，晚矣。”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晋秦殽函之战》说：“晋文公以荆楚入侵足为中原之患，故始终以抑制楚国为主旨，对于中原诸侯之叛服变化，常以宽弘忍让之态度出之。如对秦穆公之不与践土之会，以及围郑时之单独撤兵，晋文公皆予以宽忍，其目光之远大，诚为后人所不及。晋襄公惑于一时之利，歼灭秦军于殽函险隘之区，虽军事上获得全胜，然从此秦晋之好断绝，连年相仇，晋国于是陷于东西两面作战之苦境，不能再专力于中原。其政略上之损失，乃不可以估计，其见解实不逮晋文公远甚。至秦穆公，以其一生与晋结好以观，未尝无高远之见。惜其自晋军城濮战胜以后，一反故常，轻兵远袭郑国，犯孤军深入之忌。其军事上之见地，实远在百里奚蹇叔先轸之下。卒与秦晋相仇，转而联系多年相抗之楚国，致中原形势全变……百里奚蹇叔乐枝等，虽均有阻止其主之嘉言，但均未能分析当前政略之得失，而从更远大处着眼，宜其主之不能领悟也。由是足见谋国久远，诚非易事。以后孙子著书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秦穆公因愤于不能进入中原而兴师；晋襄公因愠于秦乘晋丧越其国境而致战，若由政略观点言，秦穆晋襄，两均失之。”此文记述了秦国远袭郑国而败于晋的史实。秦国劳师远征，骄傲轻敌，因而战败；晋国能够抓住战机，以逸待劳，凭藉地利，一战获胜。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国相互兼并的社会现实，并通过对战争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描述，揭示了战争胜败的原因：并不只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政治决策、人心向背、战争性质等因素优劣比较的结果。文章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围绕秦师必败这一中心来选择和组织材料，把事件进程作情节性的安排和描述，使战争具体化、形象化。“蹇叔哭师’、“王孙满观秦师”、“弦高犒师”、“文赢请三帅”、“秦穆公素服哭师”等许多小故事，既可以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构成一个有机体，使整篇文章显得意趣盎然，浪花迭涌，曲折动人。人物的言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秦穆公既有求胜心切、刚愎自用的弱点，也有知错必改、勇于自责的长处，两者和谐地统于一身，形象更为丰满；蹇叔是秦国重臣，老成练达，论不能出师观点明确而尖锐，分析透彻而有力，整个战争过程全不出其所料，可见其富有远见卓识；弦高为郑国商人，他公而忘私，犒劳秦师以稳住敌人，且急中生智，“遽告于郑”，使之有备，表现出大智大勇；至于象年少识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王孙满，偏私任性的文嬴，善战果决、怒斥晋襄后“不顾而唾”的先轸，无不性格鲜明，呼之欲出。此篇写外交辞令虽着墨不多，但是也曲折尽情，各具特色。弦高犒师时所言，于委婉中带有谨慎，谦逊中不乏强硬，皇武子逐杞子时所讲，含蓄隐晦，语义双关，咄咄逼人，而又出以温婉，客套话就是逐客令；孟明回敬阳处父之语，不卑不亢而又隐寓复仇之意。可谓妙语解颐，波澜涌起，读之给人以风景常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