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

藏族，古称吐蕃，自称“博”或“博巴”,不同地区的藏族有不同的称谓，故也有称“康巴”、“安多哇”、“哥邻”、“嘉戎哇”等的藏族。四川有藏族人口一百万左右，主要分布在西北部高原地区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是除西藏外我国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另外在西南部凉山州也有分布。
(1) 川境藏族的由来
在四川众多的民族中，藏族是出现较晚的一个民族。在唐以前，大量的涉及四川境内民族活动的各种典籍记载中，没有藏族在今四川地区生活的记载。藏族大规模迁入川西高原，是从唐代才开始的。唐以前，今川西北藏区原为羌族等民族聚居区，藏族迁入后，与这些民族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川藏族。
吐蕃发祥于西藏高原。约在中原王朝的隋代，吐蕃赞普墀纶赞用武力统一了吐蕃各部族，建立了雅隆王朝，确立了在西藏高原的统治地位。其子松赞干布继位后，在中原王朝的唐初开始向今西北和四川西部扩张势力。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松赞干布率兵二十万进攻松州(原属陇右道，后划归剑南道),被唐军击败，松赞干布派人向唐朝谢罪并请求联姻，唐太宗以宗室女为文成公主，经今四川邓柯远嫁吐蕃赞普。这是吐蕃在今四川境内大规模活动的最早记载。
文成公主的远嫁，并未从根本上遏止吐蕃的扩张。松赞干布病逝后，继立的莽伦莽赞普在征服今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鲜鼻族政权吐谷浑后，由青海南下，相继征服了雪山党项(羌)、白兰(羌)、白狗(羌)、春桑等部族，深入今川西高原腹地。自唐高宗至唐睿宗的数十年间，吐蕃在今川西北、西南地区大举进攻，唐朝则节节败退。唐朝在川西北地区仅控制松、茂、维等州，在川西南地区则已退到今凉山州安宁河一带。
唐玄宗即位后，加强了剑南道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今川西北地区向吐蕃反攻，至天宝十四年(755),基本控制了西山诸州并确立了对吐蕃的军事优势。同年十二月唐朝安史之乱爆发，边军相继内调平叛，剑南道还多次发生兵变，致使力量削弱。吐蕃乘机联合南诏，在川西南的嶲州和川西北的西山两方向进攻，与唐朝开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争夺战。唐朝为确保成都，几乎集中了剑南三州的全部人力、物力、为避免两线作战，放弃了嶲州，集中力量与吐蕃争夺西山地区。吐蕃在攻占嶲州之后，也集中力量进攻西山地区。公元761年，吐蕃大将尚东赞攻占松州，公元763年，西山的松、维、保诸州均被吐蕃攻占。唐朝军队采取了以攻代守的策略，但也只能阻止吐蕃继续深入，威胁成都，总的来说处于守势。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未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史。未皋首先设法与南诏结盟，瓦解了吐蕃——南诏联盟，首先在嶲州用兵。三年之内即收复了嶲州。随即挥师北上，争夺西山地区。经数次大战后，793年，东女国和西山八国叛吐蕃归唐，次年，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归降，削弱了吐蕃的势力，吐蕃遂在今川西地区转入防御。与此同时，吐蕃达磨王朝开始衰落，公元842年，达磨遇刺身亡，吐蕃发生了尚恐热反叛，居于松州地区的吐蕃部族孙波诸部卷入了这次反叛。尚恐热失败后，孙波诸部也就分崩离析。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吐蕃在今川西高原东部的统治完全瓦解，孙波残部逃据松州以西。此后，大规模的平民起义自西向东，席卷吐蕃，吐蕃王朝遂告崩溃。此时唐王朝虽乘势占据了原吐蕃占据的一部分地方，但唐王朝本身也已走向衰落，无力大举收复失地。四川西部仍为吐蕃氏族割据政权所控制，其中最强大的氏族是孙波的朗氏，另外还有通颊等部族。
总之，有唐一代，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向外扩张，经过与唐朝数年的争夺战争后，控制了今川西北地区，吐蕃消亡后，进入川西北地区的吐蕃部落留在了当地，今四川境内开始有了大量的藏族居民，今川西北藏族聚居区开始形成。
五代两宋时期，居于今雅安西北甘孜地区的吐蕃诸部因种族分散、各自为政，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没有形成统一的部族政权。宋人将其与其他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山野川路蛮”或“野川路诸部”。野川路诸部向宋朝进贡，并与宋朝在碉门互市，使碉门成为宋朝蕃汉贸易的重要集市。
岷江上游今阿坝一带的吐蕃部族此时仍未归顺中央王朝。前后蜀及两宋在这一带都只维持对归附的羌族部落的统治。
元明清时期，今四川境内的藏族都归顺中央政府，四川藏区成为这几朝政府的正式行政区。
元代，今川西北甘孜、阿坝两大藏族聚居区开始形成。元代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完成了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相对集中地居住在相当于今甘孜藏区的朵甘地区和相当于今阿坝藏区的松潘地区两处。元朝在这两处分别设置吐蕃宣慰司进行统治，并在藏区推行政教合一的土司统治制度。四川藏区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后，分别在这些地区设置了朵甘都司、松潘都司等统治机构，并继续实行土司制。清朝前期沿用明制，先后加封了许多藏族土司如明正宣抚司等，从雍正初开始，清政府开始在四川藏区改土归流，废除世袭的土司统治，改由政府任命的州县官即流官直按统治。改土归流经乾隆、嘉庆、道光数朝至清末方告基本结束。改土归流促进了藏区社会定安、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
清末到近代，川西藏区称为川边地区。清末归驻藏大臣管理，在英、俄争夺西藏的背景下，清廷以抗英、拒俄、固藏的策略，大力经营川边地区。1905年，因清廷驻藏帮办大臣经营川边操之过急，在巴塘被当地土司、喇嘛煽动藏民杀死，清廷闻讯，派四川总督镯良等领兵镇压，这就是巴塘事件。巴塘事件后，清廷遂以武力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以期削弱地方势力，稳定川边形势。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管理川边。赵尔丰以武力为后盾，在川边施行改土归流，成效显着，到1910年底，完成了川边藏区南、北、西各地的改土归流工作。1911年，赵尔丰离任，其继任者傅嵩秋继续厉行改土归流。赵、傅先后在川边设治三十余县，辖地千里，为后来建立西康省奠定了基础。1911年，傅嵩秋奏清建西康省，因次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随后清朝灭亡而被搁置。
1925年，北京临时执政府在川边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域。1928年，国民政府将西康特别行政区域改为西康省，但只在康定设立了一个“西康政务委员会”,西康省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到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才在康定成立，西康建省，当以此为始。主要辖原川边地区。
解放后，1955年10月，撤销西康省，将原西康省以金沙江为界，以东各县并入四川省，以西的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甘孜藏族自治州原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于1950年11月，1955年3月改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划归四川后于同年11月改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原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成立于1952年12月，1955年11月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1987年7月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 宗教与民俗
四川藏区几乎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建国初期有喇嘛寺七百四十七座，有活佛、喇嘛和扎巴(小喇嘛)十二万多人。民主改革后，大量的活佛、喇嘛还俗，只保留了寺庙三十三座。1983年以后，开放喇嘛寺六十四座，简易经营一百六十二处，住寺喇嘛近六百人，散居喇嘛一万三千多人。
四川藏区喇嘛教信仰与西藏大同小异，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藏区喇嘛教在整个藏族地区喇嘛教中的地位、清末藏区反洋教的打教斗争和四川藏区喇嘛教在民主改革中的情况。
随着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其黄教(格鲁派)、红教(宁玛派)、黑教、花教(萨迦派)等主要宗派相继传入今四川藏区。元世祖采取以藏制藏的策略，在四川藏区大力推崇喇嘛教萨迦派(花教)法王，借助宗教力量统治藏区，在藏区造成了“惟僧言是听”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四川藏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明朝沿袭元代的办法、继续借助喇嘛教笼络民心。清朝推崇黄教，通过加封黄教最高首领达赖喇嘛来控制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藏族地区。在清朝加封的历代达赖喇嘛中，有四个是今四川甘孜人，分别为七世达赖噶桑加措、九世达赖隆朵加措、十世达赖楚臣加措、十一世达赖凯朱加措。远在西藏之外小小的甘孜地区，居然出现了四个主藏族的宗教领袖，可见四川藏区的喇嘛教在整个藏传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始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的德格印经院，是包括西藏在内的藏区着名的印经院之一。1733年，德格印经院刻成了藏文《甘珠尔》(一百零三函)和《丹珠尔》(二百零九函)两部大型佛学丛书，被称之为“德格板”大藏经，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院还有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医学、文学等各类书籍三百二十六部、四千五百余种，木刻板二十五万多块，是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族文化宝库。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将其宗教势力渗入四川藏区。1848年，法国曾在大林埠(化林坪)建立了主教府，又陆续在泸定、打箭炉(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道孚、炉霍、巴塘等地修建了十三座天主教教堂。西方列强的宗教渗入引起了笃信喇嘛教的藏民的不满。1865年以后，四川藏民不断发生藏民驱逐天主教士和教民，焚烧教堂的事件，这是藏民自发的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历史上称为打教斗争。
四川藏区的打教斗争以巴塘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1873年，巴塘发生地震和干旱，这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但却引发了藏民的打教斗争。笃信喇嘛教的藏民认为，地震和干旱都是外国传教士触犯神灵造成的结果，10月10日，藏民在土司和喇嘛的鼓动下，拆毁了法国教堂，驱逐教民并将教堂附近的教民房屋放火烧毁。1887年，巴塘气候异常，春热夏霜，藏民又认为是教士作祟，再次烧毁教堂及附近的田庄、房屋、驱逐教民。着名的巴塘事件中也有浓厚的打教因素，藏民武装打教，不仅焚烧了三处法国教堂，而且杀死了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烈。这些打教斗争虽然由于清廷的软弱，并没有能够将教会势力驱逐出四川藏区，但它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遏止了教会势力的进一步渗入，也反映了喇嘛教在藏区的根深蒂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藏民纷纷起义，既反清又打教，基本上清除了藏区的教会势力，有效地抵制了列强的文化侵略。
解放后对四川藏区喇嘛教的触动，是作为藏区宗教改革的遗留问题来处理的。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是从1954年开始成立，1956年开始进行的，到1958年10月结束时，对喇嘛教寺庙仍是“暂时不动”。在多数藏区民主改革结束后，寺庙特权就显得非常突出了。1958年冬，甘孜、阿坝两州开始废除寺庙特权，开展了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斗争。要求寺庙不得干预行政事务，彻底实行政教分离，规定寺庙必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同时除保留一部分作为以寺养寺的生活来源外，将寺庙的土地、牧场、牲畜进行分配，取缔寺庙的高利贷和非法商业，解放寺庙的农奴，没收叛乱分子藏在寺庙中的财产和枪支，成立寺庙管理委员会对寺庙进行民主管理。虽然也强调了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把废除寺庙特权与保护寺庙本身区别开来，但仍有大量活佛、喇嘛还俗和大量寺庙关闭，客观上造成了寺庙的数量保留较少(从七百四十七座锐减至三十三座)的状况。
四川藏区的民俗基本上与西藏相同，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藏区的丧葬习俗，举凡全国藏区所有的火葬、天葬、水葬、塔葬(仅限高僧)、崖葬、土葬等殡葬方式，这里都有，多种丧俗并存，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四川藏区西连西藏，南接云南，北邻甘肃、青海，历史上除藏族外，还有汉、回、彝、羌等民族在这里频繁活动。各民族的习俗互相影响和交融，是造成今天四川藏区丧葬习俗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如火葬，当是受羌氐民族古老的火葬习俗影响的结果，而崖葬则有明显的濮越系统民族的葬俗特征。
四川藏区葬俗不同于其他藏区之处，是土葬远比其他葬区盛行。
四川藏区的土葬又可分为石棺葬俗和土坑葬两种。
石棺葬川西高原分布甚广，是这一地区数量最多的石葬墓类型。羌族称之为“戈基人的墓”,即被羌族赶走的土着冉、𩧪部族(戈基人)的墓葬。现已发现的众多的石棺墓葬，据考证，其年代上迄春秋战国，下至两汉。我们知道，藏族原无石棺葬俗，他们出现在川西高原，也是唐以后的事。上距迄今发现最晚的古代石棺墓葬有四百年左右。川西藏族何以会有了石棺葬的葬俗？ 这种葬俗与川西土着古民族的石棺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传承关系？这些都是尚待探讨的问题。但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今天川西的藏族，是进入川西的吐蕃族融合了当地其他民族而形成的。被融合的民族的丧葬习俗在民族融合后却保存了下来。
土坑葬在四川藏区普遍流行，其葬式也分两种。与汉区相近的村寨，由于受汉族的影响，多采用仰身直肢葬，其葬法等基本上相同于汉族。其他地区则多采用屈肢葬，即在人死后用绳子将两膝捆于胸前，使头弯曲到双膝之间，其状类似于母腹中的胎儿。然后放入木柜内下葬。死者面向何方在不同的部族和村寨有不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