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国民党决定实现抗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从对立走向和解与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趋于强硬，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已经不再轻言退让。到了卢沟桥事变前夕，蒋介石认识到：“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决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1]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初始，华北的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7月8日接到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曾做出如下的判断：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2]。蒋介石当日即电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3]另外，蒋介石决定动员中央直属部队六师北上赴援，9日至12日该六师中央军停驻于河南边境，向日方示以“不避战事”之决心，甚至已经“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进行交涉，试图把华北的军事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加以解决，“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4]。当时蒋介石决定中央军北调且进入河北省境内，更多的是让各方面认识到南京政府不会在军事上作出让步的决心，尤其是希望能够阻遏日军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为应付事态扩大，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7月11日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召集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就卢沟桥事件举行第一次会报，决定使一切军事准备由平时进入战时状态，并详细拟订作战方案^[5]。7月12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进一步讨论了“部队准备案”,其第十条明确规定：“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6]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适值国民党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诸多高层官员和上层知识精英对中日间新的军事冲突十分关注。如陈布雷7月11日的日记记载： “十一时到官邸，闻北事消息极恶劣，与辞修等谈极愤慨。”次日的日记：“日方企图扩大之消息继续传来，令人忧愤不止。”7月13日的日记：“日军侵略益露骨，季鸾来谈，深以发动全面战为不可免。”^[7]当时刚上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周佛海在日记中也写到：“闻北方当局对日有屈服消息，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8]可见，当时普遍认为这一次中日战事势将扩大。另一方面，中日在军事行动之外的较量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并且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7月11日，在南京的日本使馆参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威胁意味十足的声明：中国中央当局如动员部队，“日方必下最大决心”。与此相应，7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从蒋介石电话中得知中央军已开入河北后，“甚慌张”。不过，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愿意接受西方国家出面调停中日冲突。7月14日，王世杰曾要求中英庚款理事会理事杭立武以私人名义向英国驻华使馆表示，希望英国出面调停。7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南京向王宠惠提出调解的意见，并问中方是否愿意事态扩大。蒋介石得悉之后，即表示：中国绝对的只谋自卫，不愿扩大，并愿接受英方斡旋^[9]。
然而，日方却步步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7月17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持一通告往递军政部长何应钦，意谓中国中央军队若违反1935年夏季的“何梅协定”,而遣送军队及空军入河北时，日方将采取断然处置，其责应由中国负之。同日，日本使馆代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一)中国停止挑战之言动；(二)不妨碍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解决办法之实行。” ^[10]当时行政院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如何答复日方之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倾向对日方迁让，并派高宗武赴牯岭向蒋介石报告^[11]。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就是在此背景下作出的。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央认定卢沟桥事件，为中日交涉的最后问题，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他表示中国“并不是求战，而是应战”;提出了对日交涉的三点“最低限度”:一、“决不能再订第二个塘沽协定”;二、“绝对不能容许”“在北平造成第二个伪组织，使华北脱离中央”;三、“日本不能要求撤换”华北地方官吏。此后，为了因应时局发展，7月19日蒋介石向外界公开发表了对待卢沟桥事变的声明，明确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蒋介石最后明确指出：“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2]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其立场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惜抗战和牺牲。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最后关头”的演说公开发表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此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13]这表明，当时蒋介石确实考虑不惜与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抗争。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做演讲和随即公开对卢沟桥事变的声明，的确极大振奋了包括国民党政权中有识之士在内的全国的爱国民意，但还不足以统一体制内的思想主张。日方在华北扩大军事冲突，调集重兵强占平津，这对中国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战乎？和乎？当时，部分高官以及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的若干知识精英，对于中、日一旦发生大战后的结局颇为担忧。如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提出不妨把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南调保定^[14];实业部长吴鼎昌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15]。政治与知识精英的畏战求和观点有着社会的基础。如上海的英国商会与新闻界领袖曾托话给王世杰：如英国政府正式调停，以承认伪满与平津不驻兵为解决条件，中央政府愿商量否？对此，王世杰认为：如英、法等国不能出任保证及制裁之责任，则中央政府断不能接受此款解决办法。而蒋介石对于胡适所提和议意见，认为军心摇动极可悲，不可由彼(蒋)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但蒋同意王宠惠以外长资格仍与日本外交官周旋^[16]。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调中央军北上的措施，目的是想以此来提醒日方，中方已有充分的战备措施，企盼达到不战、免战而维持现状。随着日本在军事与外交双重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中的畏战悲观情绪、寄望外来调停的幻想一度颇为严重。蒋介石本人虽然也有过类似的免战企盼，不反对外来的调停，但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和19日的声明中，蒋介石十分明确地宣示了领土主权不能退让、不求战而准备应战的立场。这是国民党走向抗日的重要步骤，但是还不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从整体上作出应战的决策，必须通过当时中央决策体制的实际运作，才能克复高层与知识精英的惧战希和的主张，真正迈出抗战的步伐。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原则立场之后，华北地方当局曾向南京报告与日军达成的协商结果。对此，南京方面在不松懈战备的同时，一度认为局势有缓解的可能，“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17]。然而，数日内华北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大举调兵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蒋介石意识到作出抗战决策的时机业已迫近，准备承担起领导抗战的最高责任，并考虑了由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的时机^[18]。7月底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国民党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如何做出军事抵抗即抗战的决策的呢？
8月初，国民党中央“为应付非常时期工作起见，经决定由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组织联合办公厅，所有对于下级党部之指导与内部工作之规划，随时会商办理”^[19]。这意味着抗战的决策呼之欲出。
根据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抗战的决策是在1937年8月7日作出的：“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20]
同一天，王世杰日记有较具体的记载：“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军事各部会长官及由外省应召来京之将领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均参加。中央常务委员及行政院各部部长于晚间该会开‘大计讨论’会议时亦出席。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涉。”^[21]
铁道部长张嘉璈在当天的日记里，则记下了更多的与会者的姓名，以及发言内容：上午八时在国府大礼堂开国防会议，出席者除蒋介石外，有汪精卫、张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吴鼎昌、俞飞鹏、钱昌照、俞大维、周至柔、钱大钧、陈绍宽等，以及白崇禧、何键、何成濬、黄绍竑、熊式辉、余汉谋、秦德纯、朱绍良、王宠惠、邹琳；当天“晚在励志社与中政会开联席会议，除上午到会会员外，加林主席、张继(监察院)、四院院长及叶楚伧、陈立夫、蒋内政部长、王教育部长等”。“先由主席令何部长报告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军委会徐厅长报告军事准备(甲、敌我之态势 乙、战斗系列 丙、集中情形),次讨论大计”。张嘉璈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讲话记述最详：“此次战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胜则复兴，败则数十年或一百年不能恢复，希望大家去成见，平心发表意见，迨决定后则不问胜负，义无反顾。”“敌军力比我强，经济力未必一定比我强，外交孤立，德亦未必为日助。但俄国此时不遑与日作战，英安定欧洲之不遑，无力顾及东方，美则向来取独立行动，故我方亦无实在援助。有一二学者说如能保持数十年和平，即以承认放弃满洲亦所不惜。果如是何尝不可，但恐不可得。且以为今日中日之战，非以国与国战相论，乃以革命政府与某一国之战，自问革命政府无与中国可敌者。”张嘉璈日记中还有汪精卫等数人的发言要点，如汪精卫：“先述九一八后日日所希望之全国一致之会议，今始得实现，亦可稍慰。敌人虽无止境，仍视我之抵抗力为转移，准备虽为敌人所不许，然战争仍可进行准备，且更加强。” 张继：“应断绝国交，明白表示态度。” 林森：“从前说抵抗，此须进一步说应战，来则应之，应否宣战或断绝国交，视对方情形而定。” 阎锡山：“我们须有战之决心为后盾，但备战时须有最大之努力，一面估计本身力量。中央与地方力量须打成一片。至友邦关系亦不能不顾及。” 刘湘：“条件至不能承受唯有战，力虽不能相敌，然精神作用亦是要素。须使战事延长以待变化，更须运用战略。” 程潜：“对敌须运用，彼速则此缓，彼退则此进。” 张嘉璈还记载了会议表决蒋介石提议的情况：“蒋先生结论：战争是最后的决心，我方方针照原定方针进行，进退迟速之间由中央作主，何时战亦由中央决定，各省与中央取一致进行，无异言异心。”“全体起立赞成前项决议，十一时半散会。”^[22]根据所记，蒋介石的主战态度很明确，且能够引领其他与会者的表态，较顺利地通过了抗战决策。
随着抗战决策的通过，国民党当局在战时体制的构建上有了较大的进展。
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决定设陆海空军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另置国防最高会议，并下设国防参议会，以容纳党外抗日分子^[23]。8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开秘密会议，决定自该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并通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关于推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提议，还正式通过了中政会关于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议，原由五届二中全会决议设立之国防会议和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设立之国防委员会，均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24]。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并由中常会通过的《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共11条，其中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指定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其委员由五个方面的官员担任：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各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三、行政院秘书长，内政、外交、财政、交通、铁道、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得在上述委员中指定九人为常务委员。这些成员，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为：“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事项之决定。”另外，还授予蒋介石紧急命令权：“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还设置国防参议会，由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25]。国防最高会议“主要沿袭国防委员会，是抗战之初结合党政军权的全国国防最高统一指挥机构”^[26]。国防最高会议有权统辖军事、外交、财政、经济、交通、实业各方面的事务，并且明确由蒋介石执掌最高、最终的决策权。这一机关的设立，表明国民党的最高决策体制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国民党已经决定实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