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和 《急就篇》、《千字文》

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史游、杜度、崔瑗、张芝、张昶、韦诞、卫觊、皇象等各负书名，尤以张芝为造极，得草圣之名，又传皇象《急就篇》为后人摹习章草的不二法门。至东晋盛行今草，章草衰落。当庾翼看到王羲之给庾亮的章草信时，感叹地写信给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狼狈遂乃亡失，常恨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说明当时士人已很少写章草书了。”
章草复兴于元，蜕变于明。赵孟頫、邓文原、俞和等都有《急就篇》章草临本传世，使近乎失传的章草书体再度为世人所重视。其后，宋克将章草笔法融于今草体势之中，独创一格，不但当时的沈度、沈灿、陈璧、张弼等书家受其影响，而且近现代书家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高二适、王遽常等也不无受之启迪。

皇象 《急就篇》 (传)

章草书体以一波三折为特点，其发展由汉魏经元明而至近现代，也可谓一波三折。此一波三折的发展脉络维系于 《急就篇》,堪称奇特。
《急就篇》是西汉史游编著的字书，是否用章草书写就，不得而知。但以后书家笔下的《急就篇》几乎全是章草，于是就有了《急就章》的称谓。尤其流传着一本三国时期吴国皇象所写的《急就章》最为著名。北宋时叶梦得将它刻石于颍昌(河南许昌),明代又有人再刻石于松江。皇象本《急就章》便成了章草书体的最佳范本得以广泛流传。裘锡圭说它“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的一份章草资料”(《文字学概要》)。系统性意味着章草草法的稳定和确立。《急就篇》的流传起到传草法的作用。章草书家竞相摹习《急就篇》,不尽是为了得体，更是为了得草法。
今草书体，自魏晋以后一直盛行不衰，书家辈出。小草体格随时代风尚而波澜变化，二王风格时时像影子一样紧粘着小草体格的时代变化。大草体格，张旭怀素达到极致，其后黄庭坚、赵佶、鲜于枢、祝允明、徐渭、傅山等各任其能，颇为壮观。唐兰《中国文字学》说： “草书到了唐以后，又出新体，那是张旭的狂草，写出来别人多不能识，就完全变成艺术，失去草书的意义，而草书也就衰落了。”恐怕不合史实。
草书一旦草到不能识便成天书，也就无所谓艺术。任何书体都以识读为基础，唐宋以后的狂草带有明显的纯艺术倾向，同样是可识读的。无识读性的书体，几乎都无生命力。这是中国传统书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后人无力识读的草书，不等于当时的人们也无力识读它。如陆机《平复帖》,现在要全部识读它尚有困难，但作为“相闻书”的尺牍，当时应是没问题的，这只能说我们所掌握的草法规律无法破释历史上存在的所有草书，特别是隋唐之前的草书。因为草法的形成，特别是今草草法的约定俗成和厘定是隋唐以后的事。这就如我们凭借篆法难以全部识读甲骨文、金文一样。
今草草法的形成，大约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又跟草书《千字文》的流传紧密相关。草书在东汉盛行的文化现象，赵壹《非草书》作了生动的描述。二王开创的流美清新的新草体，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南北朝时草书泛滥，卒不可识。虞龢《论书表》说： “于时圣虑未存草体，凡诸教令，必应真正，小不在意，则伪谩难识。……孝武撰子敬学书戏习，十卷为帙。传云成学而不题。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或重作数字；或学前辈名人能书者；或有聊尔戏书。既不留意，亦殊猥劳……”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庾元威《论书》也说：“所学草书……若以己巳莫分、东相乱，则两王妙迹、二陆高才，顷来非所用也。……余见学阮研书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学挛拳委尽，学薄绍之书者，不得其批研渊微，徒自经营崄急，晚途别法，贪省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匀，变前为草，咸言祖述王、肖，无妨日有讹谬，星不从生，籍不从来。许慎门徒，居然嗢噱，卫恒子弟，宁不伤嗟。诖误众家，岂宜改习？”(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颜之推《颜氏家训》、刘勰《文心雕龙》对草书的混杂现象也有严厉的指责。在这种背景下，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散予浙东诸寺，以纠时弊。
智永为什么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施给浙东诸寺？以后的书家为什么竞相习书 《千字文》?在 《千字文》各体中又为什么以草书为最多？如果说章草中有《急就篇》系列、行书中有《兰亭序》系列、楷书中有《洛神赋》系列的话，那么今草中就有《千字文》系列。对于这些久书不衰的书法文本现象，至今尚未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甚至尚未进行系统的文化考察。这就涉及到“草书”的意义问题。唐兰认为草书完全变成艺术后，便失去了草书的意义(见前文所引)。此说无疑有欠公允，但暗示了草书的实用性渐弱艺术性渐强的发展过程。
草书源于实用，有汉简牍草书为证。佛教东传，草书常用来注疏佛经，陈寅恪首先发现了这一现象。他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说： “又此书日本刊本，其卷一标题下，有 ‘草书惑人，伤失之甚。传者必真，慎勿草书’等十六字。寅恪所见敦煌石室卷子佛经注疏，大抵草书。合肥张氏藏敦煌草书卷子三种，皆佛经注疏，其一即此书，惜未取以相校。观日本刊本 ‘慎勿草书’之语，则东国所据，最初中土写本，似亦为草书，殆当日传写佛典，经论则真书，而注疏则草书。其风尚固如是欤？因并附记之，以质博雅君子。”(《金明馆丛稿·二编》)这就解开了智永书真草 《千字文》八百本之谜。草法未立，草书混杂，伪正难辨，直接影响了佛教经典的注疏和传播。智永以真草对照的方式，以世人最熟知的 《千字文》,来统一今草草法，以纠时弊。《千字文》字字有别，绝无重复的单字，也能比较系统地概括汉字的所有偏旁部首和点画结构。
智永真草《千字文》意味着草法的形成，其后，唐玄宗敕补草书要领，宋高宗手书礼部韵宝，明神宗特颁草韵辨体，以及《草诀百韵歌》等，均是在智永基础上的扩充和完善。智永是今草草法的开创者，又是王羲之第七世孙，得大王书绪之传，不但艺术风格源于大王，而且今草之法也源于大王。而大王今草之法是源于章草 《急就篇》的。这样，今草草法和章草草法，《急就篇》和《千字文》,就被无意中勾连了起来。隋唐以后的书家竞相摹习智永真草《千字文》,既是追踪大王笔法，又是追踪大王草法。所以，智永开创的今草草法其实质是大王的草法。此草法即使在张旭笔下，也未尽失。南唐李后主说：“张旭得右军之法而失于狂。”黄庭坚说： “颜太师 (真卿)称张长史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宣和书谱》也说： “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甚至古人认为那些不入右军父子绳墨的狂怪草书都不是张旭的笔迹。这说明今草在充分展现其艺术意义的过程中，源于今草实用性之中的草法，是得到尊重的，并以此作为评判今草艺术优劣的标准之一。

陆机 《平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