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苏轼《平王论》原文|赏析|鉴赏 |
释义 | 苏轼《平王论》原文|赏析|鉴赏苏轼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苏子曰: 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 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 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时,楚大饥,君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𫈢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煨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本文选自《东坡志林》。《东坡志林》又名《志林》、《东坡手泽》,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性质是“随手所记”。《志林》为未竟之作,后人进行了辑定,但书名仍为作者自题。其中的“论古十三首”是作者很重要的史论,“论古十三首”本无标题,现有标题大约均为后人捉刀,所以不大讲究。本文在《苏轼文粹》中题作《平王》,郎晦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平王论》,茅鹿门《唐宋八大家文钞》同,今人选本多同后者。 平王即周平王(?——前720),东周国王,名宜臼,一作宜咎,幽王太子,为申后所生。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并演出了那一幕让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心惊肉跳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被申侯联合曾、犬戎等攻杀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宜臼被申、鲁、许等国拥立于申。《史记》载:“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迁都后史称东周,由晋郑两国夹辅立国。 本文题为论平王,但不是人物评传,只是论上面说的东迁雒邑一事,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证明东迁的失策,实在是有的放矢。是时北宋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入侵骚扰的局势下,有意南迁,以避其锋。东坡反对此举,遂有此文,是为借古喻今。 东坡为论,立意明确,用心专一,常能以一字概括之。本篇中作一线贯穿者是“迁”字。茅鹿门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说:“此文以‘迁’字为南以无畏而迁者五,以有畏而不果迁者二,以畏而迁者六,共十三国,以错证存三处,为一线矣。”笔法类似的例子还有《留侯论》中的“忍”字。 全文在结构上分为三段。 第一段,引《史记·周本纪》中有关平王东迁的一段话,借古喻今,提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的观点,东坡认为周自平王以降,“非有大无道者”,但为什么最后亡了国呢? 因为迁了都。 第二段是纯粹的议论,作者把田宅看作立家之本,家有不幸,可以乞讨为生,但不能卖田宅,卖田宅就是卖祖宗。国家亦如是,都城就如一家之田宅,国力再弱,亦或遇有昏君,只要不迁都,可以苟活。并举夏、商两朝为例。而东周虽无昏君,但迁都以后也是名存实亡。面对外族的侵扰,朝政的腐败,作者廷怒于“迁”,一改平日恬淡清静,行云流水,议论时不留痕迹的文风,把迁都比作卖田宅,喻迁都者为败家子,想着国将不国的局面,东坡先生简直有些按捺不住,差一点到了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的地步。 以下为第三段,它是第一段的继续,可以当作一个整体看,第二段只是插入其中的一片议论。作者旁征博引,评介从盘庚之迁开始,直至五代南唐国主李璟共十三国的迁都,字里行间透着作者的好恶。卫文公东徙渡黄河,靠齐恒公的帮助,在楚丘建城、造宫殿,国家富了起来。这显然对本文立意是个反证,东坡虽末视而不见,但一句‘恃齐而存耳’,轻蔑之情溢于言表——你再富也是儿皇帝。春秋时楚国因君蛮反叛,谋迁都于阪高,被贾阻挡,他说:“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结果因利用秦,巴灭庸,楚国又强大起来。贾这句话,实际是作者引来向当朝统治者进谏,不过显得有些无力罢了。东坡真正推祟的是王导。晋成帝时历阳太守苏峻作乱,晋军屡败,后宫陷落,郡臣欲迁都豫章或会稽,独王导反对,上从导意,“乃不果迁,而晋复安。” 东坡之议论,自然出自其拳拳忠臣赤子之心。国难当头,他是不能视若无睹的。眼见当朝天子昏庸,群小奸佞,他急火攻心,谈“迁”色变,“迁”与“不迁”成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所以,在史料的引用上,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如东汉未年,董卓将国都从洛阳迁到长安,显然不是汉亡的原因; 而楚昭王为避攻入郢都的吴兵,迁都于郡,本是上策,作者却援例作为反对“迁”都的论据,实在是过于牵强了。东坡将国家兴衰的原因,设在“迁”与“不迁”上,迁了国都,纵然未有昏君也将国破; 不迁,则无论如何可以苟活,虽有拳拳之忱,但其历史观的偏狭显而易见。 本文条分缕析,一气呵成,文气旺盛,笔意丰沛。体现了东坡强烈的爱国热忱,这种热忱是通过论史反映出来的,作者的地位和当时的处境都不允许他犯颜直谏,其良苦用心只能在谈古时曲笔道出,这就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作者正是很好地把握处了这一点,纵观全篇,均未涉及北宋南迁之事,但文章立意已在不言自明之中,作者的好恶及他那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亦在字里行间潺潺流出。如:论平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评王茂弘“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讥卫文公“恃齐而存耳”,都是点到为止,无多赘言,却又恰到好处。 本文看标题似为纪传体,但内容还是属论辨文章,有着很强的论辨性,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引经据典虽不免偏颇之处,但仍能做到言之有据,且自圆其说。尤其是头、尾均安排“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失计者也”一句,前后照应,相得益彰,既反复表述主题,又避免了影射朝政之嫌。一篇论文,显示了作者博学多识,占有了大量史料,而在旁征博引的同时,他也借以巧妙地利用了论辨文所需的气势,高屋建瓴,独辟视角,一部中国史,为我所用,十三国兴衰,融于一篇。 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又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政治家,他借平王迁都发出的警号不幸而言中。在他去世二十余年后,靖康二年(1127),金兵迫攻东京城,宋钦宗签城下之盟,金兵掠其归。赵构在商丘重建赵宋王朝,其后又迫于金兵追赶,将都城南迁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终因一蹶不振而灭亡。今天看来,赵宋不迁都也是要亡的,但这并不能抹煞东坡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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