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范子丰》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苏轼文集》

苏东坡以诗得罪，在知湖州任上被逮赴御史台狱，得不死，谪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二月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先寓居定惠院，五月迁临皋亭。这原是一处水驿，在州城南朝宗门外长江边上。
李白诗曾云：“江带峨眉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东坡在黄州，日对大江流水，也写出“认得岷峨春雪浪”（《南乡子》）、“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之句，并此而三了。盖因“我家江水初发源”（《游金山寺》），江水引发了他久客思归、谪宦思乡之心，乃是人情之常，这里独加上“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这一笔，从反面拍入，其无可奈何、随遇而安之想，还有因受羁的自嘲之意，被谗的抑郁之情，都寓于洒脱的口吻之中，妙在不便说破，知者自能领会。
由此又转出“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感悟之言，其核心是一个“闲”字。这个“闲”是花了很大代价（得罪几死）才得到的，也算是“因祸得福”吧。看他自言此间“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黄州《与司马温公书》），显得多么随缘自适，乐以忘忧，这是他这一时期的基本生活态度。从而又不禁有“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这一“问”。范子丰名百嘉，是蜀郡公范镇第三子，东坡的儿女亲家。范镇为神宗时大臣，与司马光齐名，反对新法。东坡下狱时，范镇已致仕，朝廷追索其与东坡往来书札文字甚急，仍上疏力救。———须知承受讥讽文字不上缴，在当时就是一项大罪的。两家关系可谓至深。从他意欲以临皋胜景与范家新第园池比高下，开玩笑而又认真，也可看到彼此间的率真随便。这个“孰胜”的问题是不需要答案的，提出比较的本身便自卜“必胜”。可巧南宋的陆放翁无意中替他们作出了评判。《剑南诗稿·读许浑诗》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许浑身世落渔樵。若论风月江山主，丁卯桥应胜午桥。”裴度为唐朝名相，于洛阳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许浑唐诗人，曾为州刺史，因病退居润州丁卯桥丁卯庄。论风光之美，甲第名园不如江山胜景；游赏之乐，朝中仕宦不及山野闲人。苏、陆二大诗人，可谓想到一处去了。
这封小简，临末却挂了一条不寻常的尾巴，说：居住郊野，风光虽好，但有两税和助役钱的负担，不及上边之无此。这里东坡又在借机会批评新法。他先在熙宁六年（１０７３）任杭州通判时作《山村五绝》，后被列为乌台诗案“讥讽朝政”的“罪证”之一。关于其中“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一首，在“诗案”中曾自供：“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及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来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不料创痛未定，在此处忍不住又要刺一下子，而且比诗中写得更直接。在大狱之后，已自知“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了，还作此等语，这在东坡黄州文字中，也可算是一个特例吧。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若非受信者是范子丰，恐怕东坡也不会如此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