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苏洵《广士》原文、赏析和鉴赏 |
释义 | 苏洵《广士》原文、赏析和鉴赏苏洵 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资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服华言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庭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 古者天下之国大而多士大夫者不过曰齐与秦也,而管夷吾相齐,贤也,而举二盗焉; 穆公霸秦,贤也,而举由余焉。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牵于众人之议也,未闻有以用盗贼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盗贼、夷狄,而犹不获用,吾不知其何故也? 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 公卿之子弟而贤则用之; 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 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 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驱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 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藩郡、执兵柄; 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贤史贱吏忽之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不知胥吏之贤优而养之,则儒生武士或所不若。 昔者,汉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不能为汉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绝隽伟,震耀四海者,乃其贤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 尹翁归,河东之狱吏也; 张敞,太守之卒史也; 王尊,涿郡之书佐也。是皆雄隽明博,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之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伏,吏之情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滑吏之弊,表里毫末,毕见于外,无所逃遁; 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遇之以礼,而其志复自知得自奋于公卿,故终不肯自弃于恶以贾罪戾而败其终身之利。故当此时,士君子皆优为之,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大约亦不过几人,而其尤贤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则不然,始而入之不择也; 终而遇之以犬彘也。长吏一怒,不问罪否,袒而笞之; 喜而接之,乃反与交手为市,其人常曰: 长吏等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为犬彘哉! 是以平民不能自弃为犬彘之行,不肯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为之乎? 然欲使之谨饰可用如两汉,亦不过择之以才,待之以礼,恕其小过,而弃绝其大恶之不可贳忍者,而后察其贤,有功而爵之、禄之、贵之,勿弃之于冗流之间,则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丐夺,而奇才绝智出矣。 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者有时而穷也。使吏胥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广士》这篇议论文采风发,词锋尖锐、笔力老健。作者苏洵是个“回头浪子”。旧时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说:“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史称字明允的苏洵,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琴棋书画、骑马射箭无一不爱,还爱结交朋友,逛水游山。27岁时参加省试,名落孙山,从此刻苦攻读,尤其喜爱《论语》、《孟子》和韩愈的著作,百读不厌,边读边记,逐步领略了这些著作的精神实质、风格特点,从此文思大进。他初进京师,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看了他的二十二篇文章后,赞不绝口,惹得不少士子竟相仿效,一时名动京师。苏洵文章如此有个性,恐怕同他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取士?用什么标准取士?在苏洵之前,已有不少人议论过了,就在苏洵的同时或稍前稍后,也有不少人撰文议论这些问题。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就涉及了用“士”的问题。在众多的这类文章中,苏洵的《广士》不仅立论鲜明、伟特,而且技巧圆熟、颇有力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文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很有借鉴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思想新颖,能道人之不敢道。苏洵的思想是倾向保守的,当然,同北宋顽固的保守派不同,他也有改革的某些设想。在如何取士上,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里是鄙薄孟尝君的。因为孟尝君养士,连“鸡鸣狗盗”之徒也敬养起来,而“鸡呜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因此,王安石否定“孟尝君能得士”这个传统的观点。与之相反,在取士的观点上,苏洵认为可以“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倒比王安石更富于改革的精神。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苏洵的发明,因为在汉末的曹操早就说过,只要有才能,即使是不孝的人也可以授之以职。这篇文章的思想充满改革精神,应该说是其突出的特点。 这篇文章另一个特点是古今对比,以古讽今。题目的“广士”,即主张打破当时的传统观念,摈弃出身、门第,甚至种族的界限,选拔真正的人才。文章开头就说:“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这真是震聩发聋的观点。这个观点容易产生误解,于是,苏洵予以界定:“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端出一个“贤字”。只要是“贤”,那么,“贵而贵取”、“贱而贱取。”相反,如果不“贤”,即使“绳趋尺步,华服华言”,也一律摈弃不用。“绳趋尺步”,指举动有法度的人;“华服华言”,指服饰华贵,夸夸其谈的人。显然,这是指僵化的儒者和富贵的子弟了。为什么? 因为“朝廷之政,郡国之事”,这些人不一定能管理好,而那些人虽生活在盗贼中,受教于夷狄里,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授任相应的职位。这里又提出个才字。可见,苏洵主张取士要取德、才兼备的人。 作者反复论辩,使论点鲜明、突出。然后用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是管仲,他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据《礼记·杂记下》:“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秦穆公用夷狄出身的由余,由余助穆公谋伐西戎十二国,终于称霸西戎。管仲与穆公用盗贼和夷狄的时候,反对者不少,但他们没有迁就众人的议论,对是和非果敢地作出了决定。在事实面前,人们认为他俩的决策正确,没人听说他俩因任用盗贼和夷狄,别人就鄙视他们。可是,今天一些有德有才的人,只因是盗贼和夷狄便遭非议,最后也不能获得重用,议古是为了证今,指出古人能做的事,今人却不敢为。用问句作结,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管仲是古之贤相,穆公是古之贤王,他们敢用盗贼、夷狄,说明他们有眼光,有魄力,今人所以不能任用或不敢任用,只能说明用人者的无胆无识。这些内容都在一问之中表现出来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选用人才的另一个问题: 势。势,权势也。平民百姓、贫寒读书人,只要“贤”就任用; 公卿子弟如果“贤”就任用; 武夫、健卒、巫医、方技、胥史 (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官)、贱吏 (地位卑微的小官) 等等,只要“贤”也加任用。总之,古人用人是重贤不重势。今天呢?作者对应地写道: 平民、寒士以一张抄袭来的无病呻吟的文章,就能骗得很多的俸禄; 官宦人家的子弟饱食终日,无才无德,凭借出身,也能当官; 武夫、健卒只因洒扫有力,跟随大员日久,也能“领藩部、执兵柄”,即能在藩部当首领,执掌兵权。巫医、方技只要一句话合大臣的意,就被举荐为官吏。这些人的当官、不是因为“贤”,也不是因为“功”,只是因为今天当官的邪门歪道多了。而真正有德有才的“贤史贱吏”常被忽视而得不到录用,使之老死于一般杂务工作,而且真正贤能的人,有功劳的人,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岂不知贤良优秀的胥吏得不到培养的机会,那么儒生、武士更不及他们了。 这里把“势”分析了。有德有才的因无权势者的提拔,老死蒿莱; 无德无才的人因受权势者的赏识,反得高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揭露了当时吏治的腐败。前一部分提出“贤”,这一部分提出“势”。因为“势”主宰一切,所以贤者上不去,不贤者反而上去了。这是量才用人上的极大弊端。 第三部分文章更深入一层: 论述胥吏所以能任职的理由。汉代,平津侯公孙弘、乐安侯李蔡,都是一代儒宗。却不能为朝廷立功。而才智出众、震耀四海的却都是胥吏中的贤者。如颇有政绩的赵广汉,是河北的郡吏;清廉自守的尹翁归,仅是山西的狱吏;善于惩治盗贼的张敞,不过是太守的“卒史”;刚直著名的王尊,是河北涿县的书办。这些人都“雄隽明博”,即威武隽拔、贤明有识。出可以为将,入可以为相,为什么胥吏中有此人才?因为胥吏从小学法律,长大学诉讼知识。老奸巨猾、大姓豪门都害怕他们。官场的弊端,都很熟悉。让他们当官,那么“豪民滑吏”的种种捣鬼术,都没法逃脱他们的手心。选择有才能的人做官,以礼对待他们,他们只想爬上高位,也会不想再做坏事。即使有做坏事的,也是极少数了。 分析古之胥吏后,苏洵对当时的胥吏又对比分析,指出弊病是使用时不选择,又拿他们当狗猪,长官动怒,不问有罪无罪,胡乱鞭笞他;长官高兴时接纳他们,一会儿又拿他们当仇敌。这样,平民都不愿做吏,士君子更不愿做吏了。怎么能使今之胥吏象两汉时的胥吏呢?办法是唯才是择,待之以礼、原谅其小过,惩戒其中恶大不可赦免的人,然而考察其贤否,他们中有功的就升迁,不让沉埋在繁杂的事务里,他们追求功名,自己尊重自己,不敢“丐夺”,即硬夺,那么奇才绝智的人自然就产生了。 这一部分又用古今胥吏对比,探讨了古之胥吏能堪大用的理由及今之胥吏不出人才的缘故,并总结了从胥吏中培养官员的方针、方法。 最后,他指出人的秉性有差异,有人就学不会章句、名数、声律之学,即指写诗作文;有的是因生活不幸没条件学这些,但是,却有别一种才情。如果只用考进士一条途径择取人才,就会使另一部分奇才绝智的人得不到发挥的机会。如果让胥吏中的有才之士也能谋得高位,那么,就会使另一部分有才能的人也能脱颖而出。用进士制策从上网罗人才,用从胥吏中选拔的方法从下网罗人才,那么,天下就不会有遗才了。 《广士》就是如此采用剥笋的方式,层层深入地论证了另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和方法,颇有说服力。苏洵自己多试不第,当他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轻巧地考中进士后,他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因此,苏洵在文章中表现的思想,除了概括现实中的见闻外,还归纳了自己多试不第的感受,发觉专用“进士制策”一条途径,必将把一些有才能的人排斥在外。从写作而言,文章论证的三个层次都是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以古的“所是”,谈今之“所非”,古人做得好,今人却不好,以古证今,针砭时弊。至于条理的清晰,语言的简洁、有力,有目共睹,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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