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冈华工暴动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多的日本青壮年投入侵略战场，国内劳动力更加枯竭。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指出“鉴于内地劳务需求日趋紧迫，特别是重体力劳动方面劳力显著不足。根据下述要领，将中国劳工移进内地，以便使其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①。
按照这个决定，侵华日军将中国人强行抓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在矿山、装卸行业、国防土木工程、建筑及其他工场中使用。试行一年多后，认为效果良好。1944年2月28日，日本又作出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规定，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无代价地抓捕中国男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日本企业，也纷纷要求引进劳工。仅1944年企划院的《昭和19年度国民动员计划需要数》中，就规定总需要数为45.2万人，其中朝鲜人29万，中国人3万。②
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 762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前死亡2 823人，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是38 939人。这些人，有90%是被抓捕的劳苦群众和中国军队的被俘人员。他们当中大多数是20至49岁的青年和壮年，也有15岁以下的童工157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还有12人。③
在被劫往日本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据记载，从乘船到抵达企业单位，这个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业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在劫掳中国劳工的169个团体中，死亡率在10%以上的有10个单位，其中死亡最多的是空知天盐，超过了20%。④
除途中被虐待死亡者外，实际运到日本各地的中国劳工是38 117人。他们被强迫分到135处企业单位服劳役。其中土木建筑业为最多，共63处15 018人，包括修建发电所、飞机场以及铁路、港湾建设和地下工程等；采煤、冶炼业居次，共47处15 816人，包括煤炭、水银、铜铁和其他矿石采掘与冶炼；还有造船业4处1 210人；港湾运输业21处6 073人。⑤
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住在围有250伏特电流的电网圈里，不能外出；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为了活命只好吃草根，啃树皮。日本当局还以防止逃亡为借口，根本不给一文工资。病了不管，还要干活，每天劳动9至13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在如此残酷虐待之下，被劫到各企业单位的38 117名中国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 999人，其中有五分之二(2 282人)是到各作业场三个月以内残害死的。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载称：从乘船以来各企业单位共死亡劳工6 830人，占乘船总数38 935人的17.5%,平均每五个半人中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如果再加上负伤的6 975人和残废的467人，那么中国劳工的伤亡是14 272人，占中国劳工总数的36.7%,平均不到三个人就有一人伤亡。在135个企业单位中，就死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个，其中10%—29%的43个，30—52%的14个。在这14个单位中，共有中国劳工6 640名，占总人数的18.4%,死亡2 483名，却占总死亡数的36.31%,还有负伤的426人。如鹿岛花冈、川口芦别、空知天盐、矿峰之泽、 日铁釜石、古川足尾和战线仁科等单位，死亡率均在40%以上，其中战线仁科死亡率最高，200人就死亡了104人，高达52%。⑥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5月，先后有三批中国劳工(第一批299人，第二批587人，第三批98人)共984人，被劫运到鹿岛组花冈矿山服苦役。由于矿山当局的残酷迫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生病号1 190人次，负伤102人(残废6人)、死亡418人，死亡率达42.3%,平均每两个多人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成为日本135个使役中国劳工企业中死亡率最高的14个单位之一。⑦
第一批被劫往日本花冈矿山的299名中国劳工，是从石家庄俘虏收容所和北京西苑更生队的俘虏中挑选的。这批人于1944年7月28日从青岛被押上了去日本的“信浓丸”号轮船。他们中大约有二十多个50至60岁的老人和五个15—16岁的少年，其余都是青壮年。8月5日，轮船抵达日本下关。8月8日运到了秋田县花冈车站鹿岛公司花冈分公司的中山寮服劳役。
乘船前逃跑一人，乘船和去花冈途中又死去五人，所以实际抵达中山寮的只有293人。⑧他们被编成三个中队和若干个小队。三个中队分别住在中山寮右边像鸟笼子似的三间房子里。
随着劳工的大量补充，寮里对工人的摧残和迫害也升级了，不仅病号增加，而且被打伤的、死亡的也在增多。6月里的一天，劳工薛同道偷偷跑出找野菜吃，被日本监工活活打死。之后，劳工刘泽玉跑出找野菜吃也被抓住，又惨遭七名日本监工毒打和火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类似薛同道、刘泽玉惨遭酷刑的事不断发生，激起了中国劳工们的复仇怒火。大家决定举行暴动，逃出这个魔窟。
第一次行动计划是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确定的，具体计划是这样的：一、联合在花冈另一处——“东亚寮”为日本开铜矿的几百名中国劳工；二、袭击花冈警察署，夺取那里的枪和大刀；三、夺取附近关押美军战俘的俘虏营里日本兵手中的枪支弹药；四、动员一起做工的一位朝鲜籍技术员；五、砸死中山寮那几个最凶狠的日本监工；六、饱餐一顿，带足干粮，带领大家逃离中山寮，寻路到海边，夺船回国。⑨
正当几位骨干紧张而小心地按暴动计划作准备时，听说不久又要有一批中国人从国内被抓到中山寮。为此，负责领导暴动的大队长耿谆⑩想等他们到达后再说。一是想听听国内的抗日形势；二是想动员他们一起行动，人多力量大。因此，暴动时间延迟了。
第二次行动时间定在端午节。耿谆与其他暴动骨干协商后，决定“再往后拖一拖”,“因此，暴动日期又作了变动。后来定为7月7日，选定这一天很有意义，因为这一天是我中华儿女奋起抗日的纪念日。在这一天暴动，即使不能成功，全部牺牲，也值得！”(11)
1991年5月7日，耿谆回忆说：“当时，事关重大，一旦发难，我一人死了是小事，它将关系到难友们的几百条生命，必须周密筹划，万万草率不得。”(12)
耿谆利用各种机会分别向骨干们介绍了有关暴动的打算。他们从翻译于杰臣那里得知，苏联红军已接近北海道这个消息对暴动很有利。耿谆在于杰臣宿舍拣到的那张火车路线图上看出，花冈属于秋田县，往北过了青森县即是大海，隔海相望，北边是北海道，花冈距北海道，只两天多的路程。
暴动的决心下定了，并决定提前到6月27日动手。
可是情况有了变化。当晚大队长宣布，无论如何也要改变暴动时间，不要伤害曾对难友们具有同情心的“小太君”和“老太君”。
原来，从侍奉日本监工的小勤务员那里得知，6月27日正是“小太君”和“老太君”值班的日子。如若动手，他俩必定受到伤害或牵连。耿谆最后决定后推三天，定于6月30日动手，按监工值班规律推算，那天晚上，那几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都在，惟独没有“老太君”和“小太君”。
所谓的“老太君”“小太君”是中山寮监工当中的石川和越后谷义勇。石川一个人带工时，他会对中国人说：“你们肚子饿，小小的干活行。”有的人抬沙石摔倒在泥水之中，他说：“你的亚斯米、亚斯米”(休息、休息)。“小太君”是中国劳工对日本监工越后谷义勇的尊称。他二十岁左右，面善心慈，据他自己说，他没上战场打过仗。他是后来调到中山寮的，主要管理仓库或去花冈町买物品，偶尔也去工地，但从未打骂过中国人，有时看到中国人干活直一直腰，喘一喘气休息片刻，他装作没看见，人们拔野菜充饥，他也不制止，还善意地告诉人们识别有毒野菜的方法。“小太君”管仓库时，曾偷偷地把吃的东西送给病号。
暴动日期确定之后，耿谆经过几天考虑，制定出一个周密的暴动计划。(13)
具体行动步骤是：第一步：1.6月30日深夜10点半以后，待监工睡熟时，开始行动。李光荣“暴动开始前，领上在中国有过打游击战经验的几十个人去靠近东亚寮，在暴动开始的同时袭击那里的日本监工，解放那里的同胞们”。2.李克金率30人，把守在监工寝室外围，见到从窗户里逃出者一律打死，从门口出来的不用管。沉着肃静，不许走漏风声，就是自己人也不许远走。3.王敏稳住正在睡觉的对暴动态度不明朗的副大队长罗士英和第三中队长王成林，防止他们与任凤岐串通。并派人守住中山寮东道口。4.孟连棋进敌室查观敌人是否熟睡，等候在外面的人，见到孟连棋手势后，张金亭率突击手20人，每人手持一把铁镐，进入敌人寝室，乘其熟睡，一举全歼。5.刘锡财入敌室后，把守住电话机，不许任何人接近。6.歼灭日寇同时，刘玉林和刘虞卿进入汉奸任凤岐住室，当场砸死他。7.张肇国率20人作为预备队待命。
第二步：8.以上行动得手后，张赞武、刘锡财各率健壮者50人，分别袭击美国俘虏营和花冈警察署，夺得枪支弹药，迅速返回，不得延误。9.炊事班先做好当晚的晚饭，再准备两天干粮。
第三步：10. 唤醒全体难友，讲清暴动计划，宣布沿途纪律——不得骚扰百姓，尤其不得恐吓儿童、妇女和老人。饱餐后离开中山寮。11.每人带圆锨或镐头一把，大队长前头带路，小队长率本队人员，连夜整队出发，向北海道方向前进。12.刘玉林、刘智渠携带药品，能走的病号尽量随队出发。刘当路小队协助扶理，以壮扶弱，互相照顾，不要掉队，共同前进。
第四步：13. 到达海边集结。如能突袭夺得船只，则漂流大海；如不得手，则背海与敌决一死战之后，全部投海自尽。(14)
6月30日深夜，耿谆下达了暴动命令：“现在已快到半夜，孟连棋正在‘辅导员’寝室看动静，你们马上各就各位。报仇雪耻，扬我民族尊严的时候到了，记住，要勇敢机智，沉着冷静，下手要狠，更要准！动作要利索，但不可鲁莽。动手前不许闹出任何声响。金亭、锡财、秀深你们几个先等候在敌室门外，等看准孟连棋的手势后再进去下手。还有一点，石川太君和翻译于杰臣都睡在里边，不要伤害他们两人，放他们从门口跑出去。玉林、虞卿等金亭他们下手后，立即处决任凤岐这个民族败类。”(15)“克金，你带的人要把守住敌人寝室的窗户，见从窗户逃出的就狠狠打，从门口跑出的不用管，不可大意，见逃跑者要追杀不放。”“肇国，现在你去召集预备队，到我这里来待命。大家开始行动吧！”(16)
几十个年轻人，周身是胆，无所畏惧，手提铁镐和铁锨，迅速潜伏在事务所的门外和任凤岐的屋前。
杀敌心切的刘锡财，进入事务室，抡起十字镐头，猛的一下把电话机砸了个粉碎。响声惊动了睡在里间屋的“辅导员”。李秀深一个箭步冲进去，高举镐头，对着睡在门口右边的桧森砸下去。“噗”的一声，桧森的肚子被刨了一个大血窟窿。紧接着，李秀深拔出十字镐，向正在钻窗外逃的家伙砍去，镐头砸在那家伙的肩上，只听“呀”的一声，那家伙带伤跳出窗外，他回身正要向另一个砸去，发现是石川，立即说：“还不快跑！”石川惊慌地跑出屋外。
在李秀深动手的同时，李志国和刘锡财同时向门口左边的床上砍去，那家伙一声未吭，脑袋就开了花。李志国还不放心，又朝他肚子上砸了一镐头，这家伙就是那爱尿被子的猪股。小烟听到动静，正待坐起，被张金亭一把扯到床下，用力一推，接着几把复仇的十字镐头一齐砸在了他的头上、身上，结果了他的性命。
清水被打伤后，趁着混乱，跳窗仓皇逃命，福田也趁着黑夜，只穿一个小裤衩，夺窗而逃。刘玉林和刘虞卿提着镐头进入了任凤岐的房内。刘虞卿把任凤岐揪下了床。刘玉林和刘虞卿两人，在张金亭他们还未进入监工寝室以前，因杀敌心切，急不可待提前砸死了任凤岐，以至惊动了日本监工，使部分敌人越窗逃走了。
张金亭、刘锡财、李秀深、李黑成、李志国等人分头追赶着敌人。原定去美军俘虏收容所、警察署、东亚寮执行任务以及把守外围的人们，杀敌心切，也分头追赶逃跑之敌。
刚刚除掉任凤岐的刘虞卿，听到呼喊声，提着带血的十字铁镐，从中山寮冲出去，他借着朦胧的月光，黑暗中搜索着，忽然，在半山坡追上了丢了眼镜的监工“独眼龙”长崎。刘锡财一锨下去，“鬼子的头与身子分开了”。
“全部击杀中山寮的敌人，不让一个逃脱”,这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它关系着暴动的成败。伊势、清水和福田逃跑后会很快去报警，警方必然立即前来镇压。原计划去夺枪支已来不及了，必须带领大伙火速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耿谆立即改变计划，吩咐各小队赶快以小队为单位集合，每人带上一件工具当作武器，准备马上轻装出发。厨房如果有干粮，大家分着吃点，轻病号按原计划随队带走。
由大队长耿谆在前头带路，难友们在深夜相继出发了。重病号们因病体缠身，体力不足，不愿给能够逃生的难友们增添负担，索性躺在病号室听天由命。能走动的轻病号，由难友们互相搀扶着，缓慢而艰难地向狮子森山挪动脚步。
队伍出发不久，走在最后边的人还没有走出中山寮，花冈警察署就传出了尖利的警笛声。跑在前边的难友，领着队伍继续前进，耿谆召集干部，作了布置：“敌人肯定要追杀我们，最晚在天亮后定会有一场恶战。我们要有打恶仗的准备，更要准备流血和牺牲！我们没有枪支弹药，没有救援，再加身体虚弱……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团结、奋斗，靠我们的勇敢，靠弟兄们视死如归的决心！跟敌人拼到底。
难友们在茫茫的夜雾中开始上山了。天黑地暗，道路不熟，山路崎岖，杂草灌木丛生。越往上走，山路越窄，窄的只能走下一两个人，队伍只能排成一字长蛇阵，拖拉得很远。
天蒙蒙发亮，晨雾笼罩着狮子森山。难友们正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一伙一群，散布在山坡，弯着腰吃力地往上爬着。远处山脚下，呼喊声响成一片， 日本人开始围攻了。耿谆通知大家，“快选择好地形，预备些石头，准备同敌人搏杀”。
天大亮了，各处的难友们找到可隐藏的树丛，有搬石头的，有砸石头的，有用小石头磨擦铁锨的，大家紧张地准备同鬼子拼杀的“炮弹”。日本人约有几千人，拿着竹竿、木棍等武器，把山重重包围了，难友们咬牙切齿把大大小小的石头往山下扔，那五六十斤、百斤重的大石头往山下一滚，一蹦几尺高，接连不断地滚下山去，砸死、砸伤不少前来追捕的日本人。
不久， 日本人又发动了攻势，他们分成多股，从各个方向呈扇面形往上包围。约八九点钟时，枪声四起。难友们被密集的枪弹打得抬不起头来，有人受伤了，大家精疲力尽，周围的石头都用完了，镐和锨也都劈下山去。随着枪声，敌人从山前山后，四面八方包抄上来，占领了山顶，从山顶和两侧向下包围驱赶中国人，形成了无数个半圆形包围圈。手无寸铁的几百名中国人，一个个被打倒了，一个个被刺伤。不少难友在众多敌人荷枪实弹和大刀的击杀、包围下，已精疲力竭，又第二次被俘。
7月1日，一批又一批再次被俘的中国人，从狮子森山上下周围被驱赶到花冈镇。7月2日和3日，又有几个难友从几十里、几百里外的地方被捆绑到花冈。
被捕的劳工每两个人被捆在一起，跪在铺满碎石子的地上，被认为是主谋者的则被抓到矿山共乐馆内受刑。在刑讯中，先用水灌死李担子，再用铁丝吊起刘锡财，耿谆挺身而出，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 日本警察打得他鲜血直流。十多个中国劳工一齐站出来说：“我们是同谋者”。
耿谆等骨干被警察带去受刑之后，留在共乐广场上的劳工又度过了难熬的三天三夜。警察命令他们跪在碎石子地上，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准移动，甚至不准大小便。许多人实在支持不住，相继倒下。三天过后，剩下的劳工们被反绑着双手，由武装警察押回了中山寮，劫后的广场尸体遍地，先后有97位同胞惨死在日本警察的魔爪下。
一切都过去了，中国劳工们又回到了像以前一样的奴隶生活中。直到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他们才获得了解放，耿谆等十二人发动暴动的骨干又回到了大家身边。在日本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的协助下，在华侨团体的努力下，这些幸存的中国劳工相继回到了中国。虐待和残杀中国劳工的主要凶手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48年3月1日，驻日美军第八军军事法庭对“花冈惨案”的制造者进行了判决：(17)
河野正敏(原鹿岛组花冈〔派〕出所所长)终身监禁(即无期徒刑);
福田金五郎(原中山寮“辅导员”)绞刑；
伊势知得(原中山寮代寮长)绞刑；
清水正夫(原中山寮“辅导员”)绞刑；
三浦太一郎(原花冈警察署署长) 20年徒刑；
后藤建藏(原花冈警察) 20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