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起义

除对梁启超之外，兴中会还通过毕永年和唐才常取得了联系。
毕永年(1870—1902),号松甫，湖南长沙人。维新运动时期，成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他与湖南、湖北一带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祐等关系密切，被封为龙头。戊戌政变前夕，他看到维新无法成功，跑到日本求见孙中山，加入了兴中会。
唐才常(1867—1900),号佛尘，湖南浏阳人。长沙岳麓书院学生。与谭嗣同一起受教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因而成为好友。1894年，肄业两湖书院。中日战争失败，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强。1897年回湖南，参与维新活动。次年9月，他应谭嗣同电召，动身赴京，刚到汉口，政变就发生了。他哀悼死友，发愤举兵除奸，匆匆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日本。
在日本，唐才常会见康有为、梁启超，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同时又经毕永年介绍，和孙中山商谈合作，陈述了在湘、鄂、长江一带发动的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中山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1]唐才常很高兴，表示愿约梁启超一起向康有为进言。
1899年春，孙中山派毕永年偕平山周赴湖南、湖北联络哥老会。毕永年化装成和尚，首先到汉口会见林圭。林圭(1875—1900),字述唐，别号悟庵，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他欣然接受了毕永年的邀请，三人一起入湘^[2],跑遍了长沙、浏阳、衡州等地哥老会山头，介绍兴中会宗旨与孙中山生平，劝说哥老会领袖与兴中会合作。孙中山听了他们的报告，便主张在湘、鄂、粤同时大举。同年秋，命陈少白去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并要他和郑士良等在港设立机关，专事联络广东三合会。香港方面稍有眉目，毕永年等便再入两湖联络。11月，他带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七名哥老会龙头到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宫崎及三合会大佬集议，商定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一个大的反清团体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为此，杨衢云应孙中山之请，辞去了兴中会总办职务^[3]。其后，毕永年带着李、杨、张等哥老会头目往日本见孙中山，受到诚挚的招待。孙中山让他们回国候命。12月他们路过香港，经济上感到拮据。当时，康有为也正在香港停留，企图拉拢这几个哥老会头目，便送给他们一笔钱。李云彪、杨鸿钧等本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经常以会众为资本，与各方面拉扯。他们接受了康有为的赠款，随即投到保皇党门下。这件事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写了一封信给平山周，声言“支那久成奴才世界”,“实不耐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决意“皈命牟尼”,真正当和尚去了^[4]。兴中会和湘、鄂哥老会的关系因此受到削弱。
在与孙中山商谈合作之后，唐才常也于1899年春回到国内。3月，他到上海编辑《亚东时报》。同年秋，再赴日本。他周旋于两派之间，“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5],企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当时，林圭已应梁启超之召，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唐才常便邀请他和湘籍同学秦力山、田邦璿、蔡钟浩等回国相助。湖北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等也都表示愿意参加。1899年11月，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东京红叶馆为唐才常、林圭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等出席。双方把酒畅谈，举杯共祝，两派谈判合作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融洽的气氛。席后，林圭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把在汉口的关系——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了他。
唐才常到上海后，参加了士商各界反对西太后“建储”的活动。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召集王公、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集议，准备废光绪，改立端王长子溥儁为帝。同日，光绪发布上谕，自称“痼疾在躬”,经“叩恳圣慈”,决定封溥儁为皇子，“以为将来大统之归”^[6]。这一行动遭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汉族大官僚及以资产阶级上层为主的各界人士的反对。1月27日，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7]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8]。这是上海上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一次联合行动，它成为后来许多类似行动的先导。
就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唐才常利用日人田野桔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以此为掩护，秘密筹组正气会。他亲自起草序文，一方面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又说：“夫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9]既要排满，又要“忠君”,既不愿意“低首腥羶”,又割舍不下光绪皇帝。唐才常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企图调和革命、保皇两派的关系，而他本人的思想也确是非常模棱和矛盾的。
唐才常的态度首先遭到了毕永年的反对。毕在哥老会头目变节之后虽然愤而为僧，但他终不能忘情现实，又跑到上海，力劝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唐不从，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失望而去，便南下广州，联络广东各地会党^[10]。
唐才常等人当时的政治口号是“自立”。为了确切地表现这一意义，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称自立会。6月，中国局势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府对外“宣战”。唐才常觉得时机已到，便又将自立会改称国会，以便公开活动，号召全国。7月26日，他邀请上海名流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吴葆初、叶瀚、宋恕、沈荩、张通典、龙泽厚等八十余人，集会于愚园。会议由叶瀚主持，宣布会议宗旨为：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合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会议并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29日，第二次集会于愚园，出席者六十余人，选举叶瀚等三人为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汪康年、丁惠康、吴葆初、孙宝瑄等十人为干事^[11]。
国会由容闳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大意谓：“中国自立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12]义和团运动有其落后性，但它本质上是中国人民的一次反侵略运动。唐才常的“国会”呱呱坠地时就宣布自己站在这个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获得下层群众的支持。
国会内部也并不统一。成立刚三天，章炳麟与唐才常之间就争执起来。章向唐指出：“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13]他毅然割掉辫子，改穿西服，宣布脱离“国会”,“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他随即写下了《解辫发》等文，寄交香港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旬报》发表。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原在杭州诂经精舍随经学家俞樾读书。1895年受维新运动影响加入强学会。1897年任上海《时务报》撰述。1898年又任上海《昌言报》主笔。戊戌政变后亡命台湾。1899年至日本，经梁启超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同年秋归国，结识唐才常，参预《亚东时报》编务。割辫之举是他转化为革命派的标志。
当唐才常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政治活动的时候，林圭则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军事准备。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多，毕等在香港推孙中山为兴汉会总会长，他是拥护的；孙中山委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他也表示“甚善甚善”^[14]。1900年1月26日，他致函去港联系的容星桥，催促容与孙中山早订起义计划。信中说：“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此我辈实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15]他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机关部，模仿会党散发票布的办法，广泛散发“富有票”;又在汉口、襄阳、沙市、岳州、长沙等地设立旅馆，招待往来会友。经过一段时期经营，联系了湘、鄂、皖、赣各省的哥老会头目，形成了一支以会党和张之洞所辖驻汉各军下级官佐和士兵为基干的军事队伍，称为自立军，共分七路：
前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大通，统领秦力山、吴禄贞。
后军，起义地点为安徽安庆，统领田邦璿。
左军，起义地点为湖南常德，统领陈犹龙。
右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新堤，统领沈荩。
中军，起义地点为湖北汉口，统领傅慈祥、林圭^[16]。
另两路为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
按原约，起义所需款项由康有为，梁启超接济，但实际上仅华侨富商邱炜萲汇到若干，不足以应付各路催款者的需要。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投到保皇党名下就是为了钱，这时因所索不遂，带头离去；辜鸿恩、李和生则改发贵为票和回天票，另开山头。起义还未开始，唐才常所依靠的会党队伍就已经四分五裂。
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后局势变化急剧，林圭敦促唐才常到汉口发动。8月初，唐才常到达汉口，通过日本人运动张之洞，告以自立军将拥护他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当时无表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和刘坤一等虽然一起抗拒了清朝政府的“宣战’上谕，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东南互保”,但他本质上对清政府仍然是忠驯的。唐才常把起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洋务派官僚身上，自立军的前途不问可知。
起义日期原订在8月9日，因康、梁的汇款未到延期，但这一消息未能及时通知远在安徽的秦力山。8月7日，桐城地区的会党宰牲祭旗，准备起义，被清吏发觉，急忙向安徽巡抚王之春告警。两天后，秦力山下令起事，宣布“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同时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请光绪帝复辟”等宗旨四条；“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等法律九条^[17]。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大通，并击沉王之春派来剿办的炮艇八艘。8月11日，清军援兵继至，秦力山挥兵力战，因寡不敌众，败退九龙山。不久，探悉汉口方面失事，便解散所部，辗转逃往国外。
8月21日，张之洞照会汉口各国领事。次日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等处，先后逮捕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傅慈祥、黎科、蔡成煜等二十人。审讯时，唐才常供称：“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18]其他人也齐呼速杀。当夜，唐才常、林圭等均被害。其后，张之洞又大兴党狱，残杀百余人。
汉口方面失事之后，沈荩急率新堤右军发动。湖北崇阳、监利等县纷起响应，但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结果全师溃败。湖南方面，汪镕等原与唐才常、林圭等有约，计划同时发动。湖南巡抚俞廉三从张之洞处获得消息，大肆逮捕，被杀者有唐才中、蔡钟浩等百余人。
自立军以“勤王”为号召，但它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准备建立“新造自立之国”,这就使得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勤王，而是维新派以武力开辟政治道路的一次尝试，也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
血的教训能洗清人们的眼睛，振奋人们的斗志，使柔者变刚，弱者变强。自立军的参加者在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后，大都踏上了革命的途程，成了坚决的革命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立军起义是革命和保皇之间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