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去狐

胡彦高，明昌二年以廉举为即墨令。县廨在古城之隅，为妖狐所据，昼伏夜出，变化狡狯，或为狱卒，纵遗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邑人无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余五十年矣。彦高到官，问知其然，顾谓同僚：“官舍所以居贤，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据之耶？”时室空已久，颓圮殊甚，即令完葺之。明日，即厅事理务。抵暮，张烛而坐。夜半，狐鸣后圃中，一倡百和。少顷，坌集周匝庭内，中一大白狐，据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无所。彦高端坐不动，而狐亦不前， 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复来。又十许日，傅一女奴，跳踯歌笑，狂若寐语。彦高以朱书置奴钗间，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逻还，遭群狐数百，由县东南去。狐复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妇，崇就海岛中请道士行法，乘妇人狂乱，缚置车轮上，埋轴地中，令人转之，既久，妇快吐腥涎，乃是即墨狐，为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为彦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纯之记也。彦高，武安人，仕至凤翔同知。
《胡公去狐》选自《续夷坚志》,属于一篇神鬼志怪小说。但作品的内容绝不局限于消遣性的怪异之谈，而是借助鬼狐来反映现实，触及了现实生活中正与邪的交锋。
公元1234年，蒙古军队灭金。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元朝统治者为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此时元好问弃官回乡，闭门著书，为了远祸，他采取了谈狐说鬼的形式，曲折影射地反映现实。作者塑造了胡公彦高这样一位不畏邪恶，正义凛然的人物形象，寄托自己的志向与情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小说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描写胡公到任前，县衙为妖狐盘踞，昼伏夜出，为所欲为的严重情况，县里的人拿它们毫无办法，“反以香火奉之”。这些描写都不是无心之笔，而是有意为之，制造悬念，为后来胡公到即墨上任后的“去狐”埋下伏笔。而妖狐越是猖狂，越能显示出胡公的英勇无畏。果然，胡公到官问清情由后，面对妖狐猖獗与同僚说的那句话，虽是问句形式，却更加深了语气，表明了他对人妖颠倒的震怒与逐妖的决心。
接着便是行动。在群狐围困、兵勇奔逃的情况下，胡公面不改色，静坐不动。妖狐慑于胡公的一身正义，于是“良久引退”。第一回合失败后，妖狐仍在作崇，又附在一女奴身上。传说妖魔鬼怪是惧怕红颜色的，胡公便在女奴的头发钗鬓中涂置朱红，逼走了妖狐，女奴也清醒如初了。如此看来，胡公彦高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俗话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胡公到底以自己的智勇逼得妖狐在即墨县无地容身了。小说还补述了狐狸们逃到登州后故伎重演，迷惑一位妇女，被道士施法后吐出真言，原来是被胡公驱逐的即墨狐。即墨的乡亲们为感谢胡公恩德，特意为他立了“去狐碑”。
短短四百字的小说，胡公的形象却由浅入深，跃然纸上，展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开篇即交待了胡公要做即墨县令的原因是由于“廉举”,可见他是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全篇胡公仅有一句话，却充分表现出他对官舍不能居往贤德之人反被鬼怪占据的义愤。他疾恶如仇，又很讲韬略，住进被妖狐滋扰的官舍后，他白天料理公事，晚上燃烛而坐。妖孤不会善罢甘休，气势汹汹地“坌集周匝庭内”,团团围困。在“卒伍散走”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胡公彦高仍旧端坐不动，毫无畏惧，他凛然不可犯的正气终于吓退了群狐。至此，读者怎能不对胡公的胆略义勇肃然起敬？至于他“以朱书置奴钗间”逼逐妖狐等，又表现了他智慧的另一方面，使人们看到一个可敬可信的、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很显然，胡公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当时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进行民族压迫，出现了许多事非颠倒的社会现象。作者渴望着有理想中胡公式的人物出现，把颠倒的事非再颠倒过来。
情节的起伏跌宕，曲折离奇，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小说没有平铺直叙地讲述人物的经历，而是注意到故事构造的千曲百回，能够扣人心弦。如小说先写妖狐媚惑人，甚至有被它们迷乱弄死的，这就设下悬念，胡公来后会怎么办？待看到胡公遭群狐围困，特别是“中一大白狐，据地而吼，如欲搏噬然”。读者禁不住为胡公捏一把汗。然而，就是在这样细腻的描写中，更可以看到胡公彦高的勇义以及正必压邪的结果，同时也使故事出人意料，倏然变化，抓住读者。胡公驱走妖狐的最后结果也没有平铺直述，而是从侧面来描写的：一个县尉巡逻时碰到几百只狐狸，从县东南逃离，不久，登州一个作崇的狐狸被人们施法后吐露出是即墨狐，被胡公赶到这里来的。胡公对付狐狸是正面细写，而妖狐逃跑是侧面带过，这便使得情节主次分明，脉络贯通，叙次周密，结构谨严，更使胡公彦高形象生动逼真。
这篇小说的语言精练，如写胡公遭群狐围困，连续三天，只用了一句“如是者三日”,并不一一细说。另外骈词俪语的运用，使文章显得典雅工丽且生动活泼，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如“昼伏夜出、变化狡狯、张烛而坐、一倡百和、卒伍散走、狂若寐语”等等。
小说注重刻画人物个性和细节描写，情节安排又注意起伏有秩，显然是吸收了传奇与史传文学的特点，而语言的生动丰富则是接受了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文学的影响，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