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文《英雄之言；荆巫；越妇言》

罗隐文《英雄之言；荆巫；越妇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

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我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据拜经楼校刊本《谗书》，下同)

荆巫

楚荆人淫祀者旧矣。有巫颇闻于乡闾。

其初为人祀也，筵席寻常，歌迎舞将，祈疾者健起，祈岁者丰穰。其后为人祈也，羊猪鲜肥，清酤满巵，祈疾者得死，祈岁者得饥。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

适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无甚累，故为人祀，诚必罄乎中，而福亦应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后男女蕃息焉，衣食广大焉，故为人祀，诚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圣而后愚，盖牵于心，不暇及人耳。”

以一巫之用心尚尔，况异于是者乎！

越妇言

买臣之贵也，不忍其去妻，筑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用心也。

一旦，去妻言于买臣之近侍曰：“吾秉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饥寒勤苦时节，见翁子之志，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而吾不幸离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达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锦以昼之，斯亦极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四方无事使之然耶？ 岂急于富贵，未假度者耶？ 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闭气而死。

罗隐能诗文，早负诗名。“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宋薛正居《旧五代史》(辑本)卷二十四)诗多针砭时弊，深为当时人民所喜爱和传诵，通俗易懂，颇有白居易遗风。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赞誉说：“罗隐以褊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漫作，顿刻相传。……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文跟诗一样，也多愤世嫉俗之词，著有《谗书》五卷。《谗书》“……所次论说杂出，间以韵语，大率愤懑不平，议古刺今，多出新意，颇以崭削自喜。”(《越缦堂读书录》八“文学”)在晚唐独树一帜，并与皮日休、陆龟蒙等汇成了晚唐同一风格而又有各自个性的一个散文流别——小品文。唐末小品文的兴起，与政治腐败、世风日下、生民涂炭、动荡不安的唐王朝末世景象有关。《英雄之言》、《荆巫》、《越妇言》这三篇小品都选自《谗书》，既有共同特点，又有各自特色，由此可见《谗书》之一斑。

罗隐文章“愤懑不平，议古刺今，多出新意”，“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与人也”(《越缦堂读书录》八“文学”)。上述三篇小品堪称这一评语的代表作，它们从三个方面通过议古刺今的手法直截而又深刻地揭露和针砭了从“英雄”、将相到欺诈胡弄百姓的巫者之流所包藏的私心。《英雄之言》用历史人物刘邦和项羽因见秦始皇“靡曼骄崇”而生羡意，所说“居宜如是”、“可取而代之”的话，说明了因向往荣华富贵，被“峻宇逸游”所感，“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便成为“视家国而取之”的盗贼，从而有力地揭露了所谓英雄的实质。唐朝末期政局动荡不安。由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常有地方贵族起来反唐，时有兵变发生，加上宦官专权，利用混乱局面纷起争权夺利，各党派之间“互相攻杀，废立皇帝”(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致使乱世“英雄”迭出。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说，这个主题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充分揭露了这些英雄们的丑恶用心。《荆巫》所写的巫祝为人祈福禳灾，本是个骗人的事，但是原先因子女不多，所以巫祝的私心还少，“故为人祀，诚必罄乎中，而福亦应乎外，其胙必散之”，而“其后男女蕃息焉”，私心重了，“故为人祀，诚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因“牵于心”而“不暇及人”，揭露和鞭挞了私心的罪恶。巫祝淫祀，古来有之，广泛流布于民间，所以这一主题亦有其针对性。作者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虽以巫祝为例予以阐述，实质是指着和尚骂秃子，揭露和批判的对象是如巫祝那样名曰为民其实为己的各级封建统治者，这对唐王朝末期蕃镇贵族和宦官纷纷争权夺利的混乱政局来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越妇言》通过原是一介书生，后来当了太守的朱买臣，留宿并供养已经离婚了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因朱买臣显赫后对原先的“匡国致君”、“安民济物”的宏大志愿“蔑然无闻”而不愿“食其食”，终于“闭气而死”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士大夫自欺欺人的丑恶嘴脸。这对当时来说，也有其广泛的现实意义。这三篇小品从三个方面揭露并鞭挞了私心的罪恶，矛头都是指向当时的各级封建统治者，由此可见作者的“愤懑不平”之心以及他的昂然“气骨”。虽然同一主题，作者所选择的三个方面却是具有匠心的，一个是“峻宇逸游”而动心、欲窃国而“取而代之”的英雄；一个是像巫祝那样欺诈百姓的一切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一个是自欺欺人的封建士大夫。这三个方面合在一起，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唐末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作者昂岸不群的性格，以及他的忧国爱民之心。

深刻的主题，固然取决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但还必须借助于精当的选材及其表现手法。只有这样，主题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三篇小品，取材方面的共同特点是落笔于古代，而主旨在于当今。《英雄之言》说的是刘邦和项羽，《荆巫》说的是楚时巫者，《越妇言》说的是汉朝朱买臣出妻的历史故事，所以这样取材，为的是能直接了当地表现主题，毫无顾忌地流露自己的感情，鲜明地表白自己的倾向，把唐末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将包藏私心的一切封建统治者以及封建士大夫的假面具撕得粉碎，把他们骂个痛快。这意图最明显地表现在《越妇言》中对朱买臣出妻这一历史故事题材的处理上。《汉书·朱买臣传》中“好读书”胸怀大志的朱买臣，因穷而好读，不见“富贵”，朱妻深为其羞而自己要求离去；后来朱买臣当了太守，富贵后不忘前妻，把她收留在太守舍中供养，以“报汝功”。班固对朱买臣是持赞美态度的，而对他的妻子因后悔而“自经死”，是批判她不能安于贫困的势利观的。罗隐却一反原作者的意图，把朱买臣处理成自欺欺人之徒而成了批判对象，把朱妻写成了识大体、知廉耻的赞美对象，目的在于披露封建士大夫的丑恶灵魂，针砭时弊，具有“议古刺今，多出新意”的特点。

三篇表现手法各有特色。《英雄之言》先泛说，“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进而推及到人。接着，由人推及人与盗的区别，人有“退逊之心，正廉之节”，而盗“不常其性”，提出中心论点。然后用取“玉帛”、取“家国”二例进行论证。这二例，由小及大，又是在推理，前者属“牵我寒饿者，无得而言”，而后者是“盖以视其靡曼骄崇”而“生其谋”，完全是没有节操的表现。最后得出结论，“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又一次推理。前后共四次推理，由大及小，然后再由小及大，说理简要透辟，精警，富有哲理色彩。《荆巫》则是用的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说明有了私心就不能为人的道理。这个故事由两组对比组成，一组写祭品与效果，以“其初”句与“其后”句进行对比，一组写巫祝的用心，以“吾昔”句与“其后”句进行对比，两组对比都以是否“牵于心”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说明同一问题，收到了说理充分、中心突出的艺术效果。最后又由“一巫之用心”推开去，以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越妇言》又换了表现手法，以朱买臣前妻的独白去表现，其中也用了前后对比手法，将朱买臣在“饥寒勤苦时节”所说“匡国”、“安民”的话，与荣华富贵后“蔑而无闻”作对比，表明了朱妻(也是作者)的爱憎，她终于“闭气而死”，极写对朱买臣的憎恨。通过过去“何尝不言”而“蔑然无闻”的对比，以小见大地揭示了朱买臣之流的丑恶灵魂。综观三篇的写法，不同的表现形式贴切地用之于不同的题材，相得益彰地表现了主题富于变化。然而在变化中又有其共同特点，那就是三篇都是一事一议，用以小见大的推理手法，用有限的篇幅赋予无限的容量。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成就，非高手莫及。

总之，由以上三篇小品，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谗书》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表现的特点，作者所用的表现技巧和艺术手法完全与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相一致，从而凸现了作者精警深刻的见解和愤世嫉俗的思想。所以，鲁迅曾赞之曰：“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