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幹被捕案

罗文幹(1888—1941),字钧任，1904年留英，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政府总检查厅检查长，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司法次长，大理院长，代理司法总长，盐务署长兼币制局总裁等职。王宠惠组阁时，推荐罗出任财政总长。北京政府的财政向来不宽裕，财政总长未必是个好差事。据财政部发表的《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称：“中国财政之困难，固不自今日始，然未有来源涸竭、债务层叠、岌岌可危如今日者。中央各机关及内外债权者之索欠，既以应付俱穷，绝无活动之余地；各省区又以政变迭出，军费日增，截留应解之款，而以为未足，复日仰给于中央。应之则库空如洗，罗掘无由；不应则逐电交驰，追索益急。日处此扰攘纠纷之中，中央与各省区遂交受其困，而无可振拔。”^[1]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为了解决军费难题，曾经在其治下的直、豫、鄂三省实行摊派，大县3万，中县2万，小县1万^[2]。很显然，这些军费开销，最终还是要落到北京政府的头上。为了解决财政困局，罗文幹上台后，曾经议发“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1000万元^[3],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仅仅是每月的中央军费开支就远远超过财政收入，更不必提那些非军费开支的支出，如教育经费等等，往往就成了军费开支的牺牲品，欠款欠薪在所难免。而保派为了打击王阁，更借此掀起索饷索薪潮，甚至由曹锟直接出面，索取数百万元欠饷。王宠惠深感难以为继，提出辞职，黎元洪为了自身利益，又不接受其辞职，国会方面则与保派合作，质问黎何不同意王阁辞职，北京政治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辞职既不成，国会不合作，王宠惠干脆让罗文幹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国会经费，图逼国会让步。吴景濂为求国会拨款，通过外交总长顾维钧向罗文幹疏通，罗不仅不置理，还对顾说“别理他”。最后只能由顾给一家比利时银行写信说明，吴景濂才拿到一笔贷款，得以维持国会的运作。此举使吴景濂极为恼火。据顾维钧称，罗“是王的终生好朋友”,站在王宠惠一边，而王又站在吴佩孚一边，但王“并没有把他们之间的一些政治策划和磋商情况完全告诉我”^[4]。11月14日，罗文幹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而签署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吴景濂即利用此事，与保派联手，指控罗文幹擅订合同、丧权辱国、违背法纪、滥用职权，并有纳贿嫌疑。18日晚，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等至东厂胡同黎宅，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幹，拘押于京师警察厅^[5]。
奥国借款本为中国与奥国银行团在民初分次订立的借款合同共475万镑，应在1921年底还清，后因北京政府无力支付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缓执行，未还本金约432万镑。战后，债票持有人要求中方继续履约，但奥国借款本已由巴黎和会决定作为奥国赔偿中国之物，实已无效，当然没有签订新约、换发新债票的理由。此次罗文幹为救各处索饷、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并屈服于列强压力，同意续订合同，换发新债票本息合计519万镑(约合四千余万银元),诚有可非议之处，而且合同里有“奉大总统核准，经国务会议通过”等语^[6],但实际上，据王宠惠告顾维钧，罗签协定前告诉了他，但并未经内阁讨论^[7]。这更为保派倒阁提供了炮弹。
罗文幹被捕，引发北京政坛风潮。国会方面力主查办罗文幹，指罗“丧权辱国，渎职纳贿”,“违背约法，滥用职权”,指罗文幹此次办理失当之处有三：丧失国家权利约五千万元之巨，不先交国会同意、总统批准及国务会议通过，一也；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均须国会议决，载在约法，该总长竟敢私订有负担之契约，并发行以新换旧之公债，二也；据(大总统)云：确无此项批准案件。乃该总长擅敢于十一月十四日已签字合同内，竟有“国务会议通过及大总统批准”之字样，显系违背约法，滥用职权，三也^[8]。20日通过查办罗文幹的动议。王宠惠等则力挺罗文幹，认为总统和国会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声称责任内阁对此无法负责，“理应立即引退”^[9]。王阁外交总长顾维钧坚决反对逮捕罗文幹，他认为内阁向总统负责，不和政府打招呼就逮捕总长是违法的。“这个事件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作为外交总长，我曾经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10]。
王阁为吴佩孚所支持，“罗案”发后，吴不能坐视不管。他于20日发出通电，为罗辩护，同时训斥黎元洪，称此案“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同时致电曹锟云，此案“荒谬离奇，实所少见”,“请我师就近质讯，以维法纪”^[11]。但曹锟却不给吴佩孚面子，23日曹发表通电，称“罗文幹身为阁员，丧权误国，……既经拿交法庭，应请大总统毅然独断，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期无遁饰，毋令徇纵，以彰国法” ^[12]。吴佩孚指“违法”者为黎元洪下令捕罗“不成事体”,曹锟则指“违法”者为罗文幹“丧权误国”,于此实将直系内部矛盾公诸于世。其后，直系保派将领连发通电拥曹，而洛派将领出于武人对文人的轻视亦不愿多言，甚而有公开通电拥曹者。吴佩孚既不能得直系诸将之谅解，也不愿使事态扩大，影响直系团体利益，便“顺风转舵，对罗案完全软化了”,向曹锟解释自己“与王亮畴(王宠惠)素不认识，仅于觐谒元首时与之一面，而与罗财长则无一面之缘”;申明“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13]。2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说明自己对此案“疑虑冰释，如果确有犯罪证据，自应依法严惩，以昭炯戒”^[14]。吴佩孚既如此表态，王宠惠也无法再干，只能于11月25日通电辞职，随后黎元洪在29日任命汪大燮署总理。
“罗文幹案”发后，黎元洪夹在曹锟的保派和吴佩孚的洛派之间，哪边也不敢得罪。吴佩孚通电训斥黎元洪，黎受此羞辱，无可奈何，先是复电吴佩孚撂挑子，称“予本不愿干，请即觅定人来，予已准备交替”;接着又少见地发飙，质问吴佩孚，“且言冠冕尊之，而履蕮视之，执事髦下如云，何以临众，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折元首”^[15]。吴佩孚见此电勃然大怒，向其左右说：“我们为拥黎之人，我们有错，尽管教训，为什么公开登报？这并不把我们当自家的人。既然如此，以后洛方不准和府方再有电往来。”^[16] 罗文幹身为内阁部长而被关押，黎元洪也觉有些过分，所以不几日便派人保罗文幹出狱，并安置在总统府^[17]。可是出身法学硕士的罗文幹却认为，不能如此不明不白地了事，声明要求法律解决，自愿回狱。黎元洪只能再次让政府派人往迎，同时咨复众议院，以查办罗案违背约法有关规定条文，将案卷退回。黎氏的举动又引起曹锟的不满，保派连日指责有关“罗案”的电报在京不能拍发，向曹锟进言称：“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18] 曹、吴矛盾有激化之势，时人甚而有保、洛两派决裂，并发生战事之推论，且其“形势已成，将来变化，不可思议”^[19]。
1923年1月11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文幹“犯罪嫌疑不足，行为不构成犯罪”,予以不起诉处分。但保派抨击检察厅裁决不当，要求重行处理。15日，保派司法总长程克屈服于曹锟的压力，以部令再次将罗逮捕入狱。次日，在内阁讨论此案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由国务院出面为告发人，向法院申请对“罗案”再议，并自告奋勇起草国务院咨交检察厅的文件，直视庄严的司法为儿戏，从而又引起北京教育界轰轰烈烈的“驱彭”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7日辞职离京，他还发表宣言，揭露“议员的投票，看津贴的有无；阁员的位置，秉军阀的意志；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20]。司法界人士亦多为“罗案”抱不平，发起反对蹂躏法权、破坏司法独立的“法潮”。直到当年6月，黎元洪已被赶走，“罗案”作为直系保、洛两派权力斗争的砝码已失作用，而拥曹派急需“好人”出台帮忙，在顾维钧、王宠惠等疏通下，曹锟同意放罗。京师审判厅走了公开审判的过场后，于6月29日判决罗文幹等“伪造文书罪不成立，受贿等情弊均无实据”,宣告罗文幹无罪，恢复了他的自由^[21]。
“罗文幹案”哄传一时，对北京政治生态造成颇大影响与冲击。“罗案”内情如何姑不论，但罗身为内阁总长，在国会起哄之下，由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确乎违反“法律程序”。究其实质，则为直系保、洛两派借“罗案”而斗法，所谓“法律”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罗案”结果，保派虽获胜利，推倒了王宠惠内阁，但直系内部矛盾因此而加剧，并公诸于社会及舆论，于直系维护自身地位并非有利。据称，吴佩孚对曹锟屈服后，“宴客酒醉，谈忠诚不见谅处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吴佩孚之智囊白坚武感叹曰：“曹使受蒙蔽，只知总统热，不知环境危，宵小从而煽之，祸遂作。”“津方宵小以排吴使，不惜种种陷诬破坏，取保方见信仇敌之集于各方者，亦复币重言甘以为饵，恶货驱逐良币，斯真军阀末路之现象也。”^[22] 而军阀在“罗案”中表现之强横更引起社会的反感，吴佩孚个人原有之“清誉”亦因此而颇受影响。史家李剑农评为：“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佩孚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缘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的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锟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锟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因为一般国人，已认定他也不过是曹锟个人的走狗，从前对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统一太过的大错误。所以曹锟篡夺的计划成功时，便是吴佩孚的势力毁灭时。”^[23] “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另一冲击是，黎元洪因为在“罗案”中未能顺从洛派尤其是吴佩孚的意见，招致吴佩孚及洛派的不满，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坚定的支持，当其后保派为使曹锟出任总统而掀起驱黎风潮时，洛派不愿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观，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响。“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又一影响是，王宠惠内阁以“好人政府”而闻名，然这些所谓“好人”在军阀强横政治的干涉下，不仅做不成什么“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于朝夕之间，从而也断了“好人”从政为国谋政的念头，于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经由政治精英的体制内运作而实现稳定运转，只能经由军阀纷争而致社会失态，最终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乱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