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与李香香》后记

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从西北高原上出现，它照耀着今天和明天的文坛，这就是《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出现，无疑的，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

作者李季不是文艺工作者，也不是诗人，他是群众当中做实际工作的，一个爱好文艺的人。这首诗，是他参加实际群众斗争生活的珍贵收获，用陕北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写出三边民间革命和爱情的历史故事。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洋溢着丰富的群众的感情，生动而有地方色彩，作者给我们刻绘一幅边区土地革命时代的农民们斗争图画。

不仅是题材新鲜，也不仅是风格简明，它给我们提供了新诗写作的严肃课题，说得广泛一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

如果说：过去中国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绝大多数的成果，是诗人的诗，这意思是说，是诗人站在一边的同情的立场，通过诗人自己的感情，对人民生活的歌唱。那么，这儿是产生自人民当中的诗篇，它的思想，它的感情，它的生活， 它的语言，是人民的，是发自人民内心的真实的声音。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经过思想改造以后， 曾经是，现在也还是为这个问题所苦恼着：旧的非人民大众思想感情否定了，新的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新陈代谢之间，青黄不接之时， 旧时那一套思想感情， 自己是熟悉了。现在弃之惟恐不尽；对新的， 虽然相当陌生， 却要努力学习去掌握。这就是为什么作家经过思想改造，都纷纷到实际当中去，到人民大众当中去，有些作家甚至暂时沉默了的道理。只有实际到人民斗争生活当中去， 自己不再具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成为人民大众当中的一员， 和他们共呼吸，共患难，共荣辱，这样才能写出人民伟大的诗篇。人民伟大的诗篇也只有在人民大众当中， 才能产生出来，亭子间和窟洞里的艺术之宫和它是无缘的。

李季和他的诗篇，就是一个有力的注释。在这首诗里，我们看不到旧思想的脉胳，也看不到不健康感情的痕迹。

有人说：诗，是语言创造的艺术， 诗有诗的语言；广义的这样讲， 当然没有谁反对。问题是：什么是诗的语言？什么是语言的创造？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明里暗里，仿佛有这样一种倾向：诗的语言是和一般常人生活的语言不同， 是经过诗人精心创造出来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一些少数诗人的座右铭。怎样惊人呢？有的念起来诘屈聱牙，有的堆砌着言之无物的所谓诗的语言，如果把这些空泛的语汇去掉，一首诗留下给读者的，竟然有限得很，顶多是飘忽得如一阵烟似的感喟。

这里面缺乏战斗生活内容的立柱，也缺乏真正感情的基石， 因此炫惑读者的，就靠那一种不合身的文学外衣。

在这首诗里，每一行，都充满了斗争生活；每一行，都是斗争生活的结晶；全篇洋溢着人民斗争生活的感情。作者用陕北民歌《顺天游》的形式写出，说它是旧的形式也可以，说它是新的形式也可以，因为它是在《顺天游》这一形式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已不同于原来的面貌。这是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奇花， 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时间将增加它的光辉。

(《王贵与李香香》，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版)

赏析 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最初于1946年夏天在《三边日报》上连续发表，同年秋，又连载于延安《解放日报》。1947年，周而复把这首诗收进由他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一辑，交由香港海洋书屋出版。这篇后记便是周而复编辑这首诗时有感而作。

作者在后记中，充满激情地赞扬了这首诗和它的作者。他写道，这首诗的出现， “无疑的，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这首诗不仅“题材新鲜”、“风格简明”，更可贵的是它“提供了新诗写作的严肃课题”， “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周而复在后记中，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一方面，这首诗洋溢着丰富的群众的感情，它的思想、感情是人民的，是产自人民当中的诗篇。另一方面，诗的语言运用“信天游” (文中为“顺天游”， 含义相同)的形式，是来自民间的、群众最易接受的语言。后记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这首诗进行剖析，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诗人如何继承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创作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

《王贵与李香香》全诗700多行， 曾有作家称之为“长篇乐府”。它以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农民群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地主阶级、建立革命政权的曲折过程。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和革命的整体命运相结合，幸福与痛苦相接，光明与黑暗交错，经过曲折的斗争过程，获得了团圆的结局。正如诗的副标题，长诗写的是一个“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

这首诗的语言朴素而富有激情，全诗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黄土高原独特的生存环境，孕育了“信天游”这种民歌形式。“信天游”的内容富有生活气息，曲调高亢，有的充满喜庆，有的略带苍凉。隔着一道道山梁， 见不到人影儿，听得到音儿的陕北三边人民，用“信天游”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诗作者深入生活，搜集、整理和研究这种民歌形式，结合传统的比、兴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中。这首长诗是由200多首“信天游”连缀成篇。诗作者用群众自己的语言，讲述群众自己的故事，表达群众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这首诗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它根植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土壤当中，打破了新诗与群众之间的隔阂。

“五四”提倡白话文运动以来，就提出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当时，较早创作新诗的是一部分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知识分子，新诗的思想观念、表现手法都明显带有“欧化”的痕迹，那时的新诗是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还没有走进广大群众中。因此，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是一个长期讨论而没有较好结果的问题。《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像“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又如一股清新的来自山野的风，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对于新诗向民族化、大众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篇后记，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的内容和形式的分析，指出了只有“深入到”“人民斗争生活当中去，和他们共呼吸、共患难、共荣辱，才能写出人民伟大的诗篇”。这篇后记中包含一种“辩证”思想。他说：旧知识分子的旧的思想感情，在经过思想改造和深入生活之后，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的。诗歌创作的语言可以从群众中来，从民歌中来，但又是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不同于原来的面貌。这些论述是符合思想变化和语言发展的规律的。它不提倡对立，提倡改造之中有继承，继承之中有扬弃。《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的典范，但它提供的是经验而不是模式，更不是样板。它的出现，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提供的是一个起点。如果在这之后的人们停止了探索，将会把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引入歧途。从这点来讲，《王贵与李香香》提供的创作经验和周而复后记中所表达的关于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思想对今天以至今后的诗歌创作似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