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之学

宋朝建立以后，恢复了中国的统一，恢复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没有内战，并用屈辱求和的办法得到边境上的暂时的安宁，国内似乎形成了太平无事的景象。其实这是一种虚假的现象，是一种苟安。由于宋朝从一开始便奉行一条“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官僚大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同时，北宋还实行一项“守内虚外”政策，对西夏和辽容忍妥协，对内则豢养大量军队以镇压劳动人民。从而使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经常发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最著名的一次。北宋王朝处于“积贫积弱”的形势，统治阶级面临严重危机。地主阶级中有见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纷纷寻找救治之途，江西的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是晏殊、欧阳修等人积极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改革，后来又出现了李觏和王安石两位最有名的代表。
(1) 李觏生平和著述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他出身寒微，没有考上进士，但23岁即开始著书立说。庆历三年，南城立学，郡守请李觏“为之师”、“四方来学者尝数百人”。时李觏35岁，已是学业成就，声名远播，后来经范仲淹推荐赴太学供职。51岁，权同管勾太学。是年，因迁葬祖母，请假归，竟而卒于家。其著作后人编为《盱江集》。
李觏一生以教书为生，倾慕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而且与范仲淹、富弼多有交往。范仲淹曾两次向朝廷举荐，说李觏“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范文正公集》卷十九)。可以说，范仲淹为当时称之为“新政”的改革提出了一个纲领，但还没有为这个纲领作出一种理论的根据，而李觏则作了这方面的工作。
李觏一生精研富国、强兵、安民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他的议论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在儒家经典中，他以《周礼》为依据，讲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周易》为依据，讲他的哲学。他的礼论和易论也就是他的经世致用之学的主体部分。李觏在哲学上是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依托易学阐述了他在自然和社会历史观上的某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不是“无”,而是物质性的“气”。他反对把《易》当作迷信卜筮之书、而认为《易》是一部教人处事立身、治国经世之书。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他认为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而从不讳言“利”与“欲”。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盱江集》卷二十九《原文》)。从这个根本思想出发，他进一步论证了社会政治和国家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经济。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卷十六《富国策第一》)。他还指出，富国的办法在于“强本节用”。“强本”是发展经济，“节用”就是减少财政开支。在经济上力求发展，在财政上力求节约。这样就可以“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
李觏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阐释其治国之道，目的就是希望当时的宋朝能缓和各种矛盾，以兴王道。他认为《周礼》是周公旦致太平之书，根据这个认识，他作了《周礼致太平论》。他对礼有独特的见解，他说：“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卷二《礼论第一》)。认为“礼”是源于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同时他还指出“礼”是广及社会各方面的。这样礼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广泛，从而礼就具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便是对《周礼》经世致用性质的展示。他以《周礼》的精神作为当时改革的根据，具体论述《周礼》“致太平之迹”,他在序文提到的“内治、军卫、刑禁、官人、教道”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军事和教育问题，而“国用”则是所谓的经济问题。所以这部书是一部政论，一种全面的经世致用的学问。
李觏还敏锐地看到了当时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平土书》上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未知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盱江集》卷十九)。他指出了土地的不均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也影响了国力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呢？他认为只有恢复过去的井田制度，“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潜书》)。尽管这种复古思想非常幼稚，但反映了当时要求解决土地不均的良好愿望，具有进步意义。
总之，李觏虽未从事实际的政治实践，但从思想观点上看却是一个典型的事功派。他和王安石的思想路数也十分合拍。
(2) 荆公新政与新学
庆历改革并没有收到实效，范仲淹的建议大都没有落实，仁宗一代仍被称作不治之朝。到了神宗，王安石领导了熙宁变法，做了一次更大的努力。和庆历改革的人物相比较，王安石是担负了范仲淹和李觏两个人的任务，变法的理论和实践，王安石“一身而二任焉”。
王安石(1021—1086),江西临川人。因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封为荆国公，故也称王荆公。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僚地主家庭，青少年时便随做地方小官的父亲王益辗转于南北各地，自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后，十几年里，他担任过各种不同的地方官吏。嘉祐五年到八年(1060—1063),王安石在中央任职时，曾总结了多年做地方官的经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写下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未被采纳。后因母丧回到南京，聚徒讲学。宋神宗赵顼即位，王安石再次被召入京，于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又为宰相，直到熙宁九年罢相。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王安石在宋神宗赵顼的支持下，积极变法，推行新政。
早在仁宗时代，王安石就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统治的危机。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𫍰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九)。这几句话概括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危机，它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财政困穷、风俗衰败四个方面。
针对这种危机，王安石指出，必须“改易更革”,就是说要“变法”。“变法”首先要培养人才以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要“理财”,以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他认为人才不足在于陶冶人才不得其道，而“陶冶”包括“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这四个方面都有其“道”。新法中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就是针对这点。关于财力不足的问题，王安石在《言事书》中说：“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他似乎认识到，财富不足的问题，不在于人力不足，而在于不善经营治理财富。
王安石在这篇《言事书》中，没有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但是明确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社会危机的严重和变法的必要，以及革新的基本原则。《言事书》是他后来变法的一个总的理论根据。
在变法过程中，守旧派的官僚以“天变”、“祖宗之法”、“人言”作为反对改革的三条依据。“一言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章衮《王临川文集序》)。王安石为了反击这些攻击，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的口号，这是新法的思想基础。他的“三不足”思想在当时很容易被人曲解，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又自称他所提倡的变法并不是创新，而是“师古”,是“法先王”。不过他认为，“法先王”并不是照抄，而是“法其效”。所谓“祖宗不足法”只是指不照抄祖宗定下来的制度。他说：“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在这里强调，“法先王”不能照抄，要了解他们的精神实质，把他们的精神实质同北宋时期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以为措施。这样的改易，就不致于引起反对。而实际上也就是合乎“先王之政”了。这就是他所说的“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
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目标就是富国强兵，因此他的新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财、整军、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他为富国而制定和推行的新法有：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他为强兵而制定和推行的新法有保甲法、将兵法。在这些新法中，农田水利法是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就可以改善，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增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富国富民的问题。青苗法是解决豪强地主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问题，“多取兼并豪强，以济贫弱。”方田均税法是解决豪强地主占田逃税的问题。这些都是打击豪强地主的措施。均输法和市易法是用封建国家的权力，掌握市场上货物的流通，防止大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使所谓“轻重之权”掌握在封建国家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大商人手里，这是打击富商巨贾的措施。保甲法是寓兵于农、逐步改变募兵制的办法。这是提高军队素质的根本办法。将兵法是关于编制和训练军队的措施。在封建社会，军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具有对外加强边防，防止外来侵略，对内镇压老百姓，防止农民起义的两重作用。王安石的强兵措施，当然也有这两方面的意义。
关于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王安石指出，当时的科举考试，重诗赋，虽然也考儒家的经典，但注重的是一种文字上的了解。所以他认为，要改善这种制度，提倡对于儒家经典的精神的体会。这也是他所讲的“陶冶人才”的必要的方法。他在政府中设了一个经义局，对于儒家的经典作新的解释，由他和他的儿子王雱主持其事。对《周礼》《尚书》和《诗经》作出了新的注解，称为《三经新义》,由政府推行全国。各种考试，凡涉及经典的，都以“新义”为标准。王安石又作《字说》,这是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从字的构造和发展上阐述“先王之意”。这《字说》和《三经新义》,当时称为“新学”。在当时的学术上同他的政治上的新法相辅而行。《诗义》《书义》现已散失。《周官新义》原著也不存在，但有清人的辑佚本。《四库全书·周官新义提要》有言：“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慎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箝儒者之口。”可见，《周官新义》是结合治国这一实际来探求富国利民之道，其思想主旨是经世致用。
王安石新法的实行，确实收到了一定的富国强兵的效果，初步扭转了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次具有进步作用的变法改革运动。他在新法中表现出的摧制兼并、打击豪强的均平思想，以及德刑并举的主张和求实的功利主义，都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是进步的。但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运动，毕竟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革运动，其根本目的还是要防止“汉之张角，唐之黄巢”事件的重演，以维护封建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不能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必然遭到失败。
作为中国古代地主阶级中出色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既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和理论，又有经世致用的变法运动，他乃是一代最为杰出的讲究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是江西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3) 杨万里别具一格论致用
南宋时期，江西还有一位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也需要提一下。由于他的诗歌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思想成就，以致人们只赞扬他的诗，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就是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学贯古今，且以一身正气而仕宦四十年，洞达世情，历练百事，从而成就为一位颇具特色的思想家。其著作有《诚斋集》《诚斋易传》,皆已收入《四库全书》。
杨万里标榜学问当以六经为基础，但并不像王安石和李觏那样去依托一两部经书来阐发其经世致用之学，而更多地优游于实际的政事经验中。在六经中，他把《易》和《春秋》摆到突出地位。对于《春秋》,他说：“五经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为政也。徒教而不为政，尧舜不能以经一世，而夫子能以经万世哉！”(《六经论·春秋》)他在这里指出，经世的核心就是为政。从这种观点出发，杨万里一身正气，仕途也不怎么顺利，但决不逃世避世，而是以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为政”中去。他不仅在治经时着眼于“用”,而且认为一切的学问，一切的言论都要强调“致用”。他说：“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事非难于料，难于处也。奇而无用，能料事而不能处。此岂非士大夫进言谋国之大患欤？”(《诚斋集》卷八十八)可见，杨万里的思想具有经世致用的强烈意识。
从经世致用的目标出发，杨万里极为看重儒学，同时采纳法家的观点，而对佛老思想是完全排斥的。他指责“老子以空虚为道德”,“佛老好其清净寂灭之道”。而认为道在本质上是实的，是“圣人之所以实之以用世也。”作为一位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杨万里对实际的政事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这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人才问题，他说：“古者求人之一能，后世求人之无不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无不能，是以有不能”(《庸言五》)。不要求全责备，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人才学上很有价值的观念。在其他问题上，他还有许多历练洞达之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具体评述了。
跟李觏和王安石相比，杨万里的理论没有李觏的那样堂皇系统，然而他的议论却处处能落到实处。从行动和实践方面来说，他当然无法和王安石相比，然而王安石并非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效法的，而杨万里则是有志之士在任何时候都可学习的。杨万里的思想真可谓别具一番风格。
(4) 宋应星的科学思想
宋应星是明后期江西出身的著名科学家，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其著作《天工开物》及其科学思想。我们在这里也把它看作是经世致用的学说。
宋应星(1587—1664),江西奉新人。他生于明朝万历年间，这是一个急烈动荡的时代，土地兼并可谓登峰造极，强占民田成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对封建统治来说，这是个土崩瓦解的时代。“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明史·熹宗本纪》)。所谓“纲纪凌夷”,就是说封建经济的崩溃造成封建伦理道德的大贬值。而同时社会商品经济也空前发达，农村经济已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城市商业也繁荣发达起来，景德镇、汉口、朱仙、佛山已成为商业流通的四大名镇。正是明末封建经济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代科技伟人宋应星。
宋应星早年也和明代大多数文人一样，热衷于科举功名。他和长兄宋应昇花费了半世光阴折腾于科举考试。宋应星乡试成功后“五上公车不第”,在不断的失败中消耗了青春。1631年宋应星第五次会试落弟已是45岁，在绝望中他逐渐认识到科举的腐败，加上家庭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环境迫使他转变了治学观念。他决心不再参与科举考试。摆脱了科举功名的羁绊，宋应星的治学观点来了个大转变。封建文人视诗章经典为正统，视工艺为雕虫小技。宋应星则反其道而治学，重视工农业生产，强调“穷究试验”。他明确地宣布，自己的著作“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天工开物序》)。并批判封建士子鄙视农业生产之恶习，“纨袴之子，以赭衣视笠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詈。晨炊晚馕，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天工开物序》)。宋应星对那种脱离实际的胡言乱语、不求实际的治学之风进行了批判，认为埋头读经史而缺乏实际的知识，正是八股求士的必然的恶性结果。因此他转向“家食”的学问，转向重视实践、重视首创精神。《天工开物》就是一部体现这种精神的科学巨著。
“天工开物”,意即为：掌握了科学规律的技工开发自然界的物质。“天工”、“开物”典出《易·系辞》的“天工人其代之”和“开物成务”,“天工”为主宰自然规律的“神”,人一旦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替代这个“神”;“开物成务”即开发客观物质的事业。《天工开物》十六卷，全面地记述了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尤着重于手工业技术，如对纺织、染色、制盐、造纸、烧瓷、冶铜、炼铁、炼钢、采煤、榨油、制造军器火药等的生产过程和工序，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部书图文并茂，共有插图一百二十三幅，画面生动，使当时生产工具的构造和生产现场均历历在目。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将农业与工业技术综合记载的科技专著，侧重从科技的角度对工农业生产经验进行探讨，构成一个科技体系。在反映明末工农业生产水平的同时，《天工开物》又以其本身的科技思想为中国古代科技拓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首先是《天工开物》的“穷究试验”,注重实践的科学态度。《天工开物》大部分资料来源来自作者亲身的考察，宋应星十分厌恶“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的主观主义的奢谈，而是在广泛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书立说。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封建迷信、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如《稻灾》中介绍稻瘟病(炎火)时，特地批示“祟在种内，反怨鬼神”,病害存于种内，与鬼神无关。破除迷信，弘扬科学，是《天工开物》的最大特色。第二个特点是“著而出之”。《天工开物》的资料来源，除了“穷究实验”、实地调查之途外，便是参考已有文献。宋应星在处理历史文献方面的态度是：依照自己的知识与理解“著而出之”。他认为是对的，便引用；他认为是错的，便批判。相信书本但又不迷信书本。他这种对历史文献有所继承、有所批判的“著而出之”的态度，使《天工开物》在大方向上显示出于继承中有发展的科学意义。《天工开物》在论述工农业生产技术时，十分注意记述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数据精确，述文科学。宋应星在记述生产设备、成品规格、原料搭配比例时，十分注意数据的精确性，尽量避开“约多少”之类的含糊概念，如《舟车十五》中记述明末粮船结构与容量时，长度单位精确到寸，《五金》中记述重量单位，精确到“钱”。在大部分生产过程靠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天工开物》涉及到度、量、衡时，能精确到寸与钱，显示出其内容的严密性。
明代末年，科技三大著作《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相继问世，其间不过四十三年，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之高峰。从总结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看，三部著作都有巨大的意义，但从全面、系统、综合的角度考察，宋应星则更具代表性，因此李约瑟博士(英国科技史专家)把宋应星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技代表阿格里柯拉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阿格里柯拉”。所以说，江西才子宋应星不仅是属于江西，也不仅是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古代伟大科技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