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鼓丝竹的繁荣

宋、元市民音乐形式主要有器乐、歌曲、说唱几大类。
器乐主要有以下诸种：
细乐。 这是一种小型器乐合奏，用箫管、笙、𥱧(音zheng)、嵇琴、方响等乐器。从其乐器组合来看，这种音乐细腻迤丽，或许因此而得名。
清乐。亦为器乐合奏，用笙、笛、觱篥、方响、小提鼓、拍板、札子等，其音清雅。
小乐器。器乐重奏或独奏。最常见的有双韵合阮咸、嵇琴合箫管、鍫琴合葫芦琴、十四弦独奏等。照理，还可有其他的组合方式。
荒鼓板。器乐合奏。由三五人组成乐队，乐器以鼓、拍板、笛为主，有时亦加一二女童作舞旋或唱小词，专门在观潮、看灯、赏花、酒座等场合“赶趁”。
鼓、板、笛这三种乐器的组合，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唐代段安节在《乐府杂录·鼓架部》中曾提到过这种组合方式，所用鼓为腰鼓，即两杖鼓。宋代的唱赚、诸宫调也都是以这三种乐器伴奏的，但鼓已不同。至元、明、清，在曲牌体戏曲音乐中，这三种乐器一直作为伴奏乐队的支柱。
歌曲主要有以下诸种：
小唱。从歌舞大曲中选取其慢曲、曲破、引、近等歌唱部分进行清唱，谓之小唱。其节拍特点为重起轻煞，演唱风格为“浅斟低唱。”
嘌唱。将已有的令曲小词作宫调、节奏及衬腔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歌曲形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即兴发挥的意味。演唱时以鼓伴奏。嘌唱原来只在街市演唱，后来亦出现于宅院。
叫声。以宫调将市井中诸种歌吟卖物之声加以规范而形成的一种歌曲形式。当时汴梁街市，“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由此可知，叫声的曲调应是十分丰富的。叫声有以嘌唱作引子的，叫做“下影带”,无引子者称为“散叫”。
唱赚。唱赚是一种较大型的歌曲形式，北宋时期已经流行。《事林广记》一书中有一幅唱赚图，清楚地记写了当时唱赚的表演情形。唱赚的伴奏乐器以鼓、板、笛为主。其曲式，早期只有缠令和缠达两种。缠令是由若干曲牌相连，前有引子，后有尾声，即“引子——A-B-C-D……尾声”。缠达，又叫转踏、传踏，形式是在引子后面只以两个曲调轮流出现，即“引子”。到了南宋初期，艺人张五牛参照了民间一种叫做“鼓板”的歌唱艺术，创造出一种新的歌曲形式“赚”。赚的特点主要在节拍方面，它由散板和定板交替构成，最后一次次上板时，听者往往会认为这是歌曲主体部分的开始，正听得聚精会神，全曲却到此结束，使听者有被“误赚”之感，故名“赚”。赚出现以后，被吸收入唱赚之中，使得唱赚更富于变化，富于表现力。

宋代“唱赚”图(载《事林广记》)

唱赚本来已经是一种大型歌曲形式，可后来又有人把几套唱赚联接使用，构成更大的规模，称为“复赚”,用以歌唱长篇故事，实际上已成为长篇叙事歌曲。也有人将它归入说唱音乐类，但它是只唱不说的。
在音乐构成方面，唱赚可谓“广征博采”,它既包括慢曲、曲破、大曲等传统艺术歌曲，又包括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外国歌曲，如嘌唱、耍令、番曲、叫声等。在歌唱表演方面，亦有严格要求，如“执拍当胸，不可高过鼻”,“腔必真，字必正”等等。所以，宋人视唱赚为“最难”,不无道理。

唱赚谱《愿成双令》(载《事林广记》)

鼓子词。鼓子词因用鼓伴奏歌唱而得名，只用单个曲牌作反复。后来衍化为说唱艺术。
琵琶词。这是元代出现的一种歌唱形式，歌者自弹琵琶伴奏。在城市中演唱时，能“聚集人众，充塞街市”,可见琵琶词是深受市民群众欢迎的。
说唱主要有以下诸种：
鼓子词。歌唱形式的鼓子词后来加入说白，用以敷衍故事。现存宋代的鼓子词作品有北宋赵德璘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叙述张生和莺莺的故事。通篇由散文的说讲和歌唱相间构成，只用一个“蝶恋花”曲调反复十二次。唱者自击鼓，并有小乐队伴奏兼伴唱。
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出现于北宋熙宁、元丰、元祐年间，是一个叫孔三传的民间艺人首创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孔三传曾创作过一部《耍秀才》诸宫调。和其他说唱艺术一样，诸宫调也是由说白和歌唱相间构成；但在音乐方面，诸宫调却显示出异常的复杂。它不像鼓子词那样只反复使用一个曲牌，而是由多个不同的曲式单元构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曲式单元可分三类，其一为单个曲牌；其二是单曲的若干次叠唱再加一个尾声；其三是大型的缠令曲式，少数包括“赚”。每个曲式单元的内部为同一宫调，但不同曲式单元之间的宫调就不同了。这样，一部诸宫调的音乐就是一首多调性的套曲，“诸宫调”即因此而得名。
诸宫调音乐的复杂是由其所表现内容的复杂所决定的。现今可知的诸宫调曲目约二十种，主要包括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两大类，如《张协状元》、《刘智远》、《西厢记》、《三国志》、《五代史》等。这些故事情节复杂，篇幅长大，像鼓子词那样只用单个曲牌是难以表现得体的。现存最完整的诸宫调唱本为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解元”是金、元间对文人的尊称)。为避免与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相混淆，人们多称《西厢记诸宫调》为“董西厢”,而称《西厢记》杂剧为“王西厢”。西厢记所叙述的就是读者所熟悉的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揭露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的虚伪和残酷，描写了张生、莺莺，特别是红娘的反抗精神和聪明机智。与这样一部内容深刻、结构宏大的作品相适应，其音乐的复杂是可以想见的。全本用了一百五十一个基本曲调，连同各曲调的变体共四百四十四个；用到了前述三种曲式，用赚，涉及十四个宫调。这样一部巨著，且莫说创作之繁难，仅把它演唱下来，也算得一项艰巨任务了。
诸宫调在金、元时期仍有流行。其伴奏乐器早期大抵与唱赚相仿，后来也有加入弦乐器的。元杂剧兴起后，诸宫调逐渐衰落。但它的音乐结构原则直接影响了元杂剧，许多曲牌也被元杂剧吸收运用，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陶真。陶真是一种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很流行的说唱艺术，一般认为它是明、清弹词的前身。《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有“唱涯(崖)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之说，可知陶真深受农民的喜爱。陶真的表演者多是路歧人，在街市宽阔处或农村做场。
崖词。据前引《西湖老人繁胜录》之言，可知崖词是当时流行在城市中为子弟们所欢迎的一种说唱艺术。其唱词比较文雅，内容以妇女故事、神怪故事、英雄故事和历史故事为主。
货郎儿。货郎儿是在元代形成的一种说唱艺术。它的形成类似叫声，是由货郎儿的叫卖之声发展而来。这一曲种在元代广泛流行，深受群众欢迎，经常吸引大批听众。统治者恐聚众闹事，故明令禁止。货郎儿后来被作为曲牌应用于诸宫调和杂剧之中，并常以“转调货郎儿”的形式出现。所谓转调货郎儿，就是把货郎儿曲牌分成前后两部分，在中间插入其他的曲牌，形成曲调的转换。此处“转调”之“调”是指曲调而非调式调高。在元杂剧《风雨象生货郎旦》中，张三姑有一段“九转货郎儿”(转调九次)唱腔，结构庞大，曲调丰富，十分感人。唱货郎儿不用丝竹，只用板击节并摇动货郎鼓作伴奏。
杂剧和南戏是宋、元市民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上述多种音乐形式一起构成宋、元市民音乐文化的宏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