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天津会议与直奉政治妥协

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因失败而基本退出北京政治舞台，直系认为己方是战争的胜利者，耀武扬威，表现高调，力图把持北京政治；但奉系亦自认其出兵参战，对直系的胜利出力甚多，同样企图在北京政治中分一杯羹，为己方势力自关外伸入关内并登上中央政治舞台打下基础。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皖系尤其是皖系首领段祺瑞的个人关系一向不错，再加上双方同与日本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所谓同气相通，故在对直皖战后问题的处理方面，奉系的看法显与直系有别，张作霖尤其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高调政治表现颇为不满，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遂由战前的直皖矛盾逐渐向直奉矛盾转化。只是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直奉双方都需要瓜分战争的胜利果实，调整派系之间及派系内部的利益关系，双方的矛盾尚在隐忍未发之态，北京政府便处在由直奉两系政治妥协所决定的共治状态之下。貌似独立第三方的大总统和内阁，虽然也希望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处在直奉两系争斗的夹缝之间，动辄得咎，难有独立而言。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经由天津首脑会议，对若干善后问题作出决定，暂时稳定了被战争打破平衡的北京政局。但因为各方利益不一，天津会议仍然遗留了若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直奉两系争斗的背景下，这些未决问题不时对北京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尤其使处在对直奉谁都不能得罪、也得罪不起之地位的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深感“小媳妇难当”,大呼头疼。为此，由靳云鹏主动发起，邀请直、奉两系头领曹锟和张作霖二次聚会天津，讨论并解决直皖战后的若干未决问题。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平衡，加强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靳还拉来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参加此次会议。实际上，靳云鹏也知道，会议的主角当然是曹锟和张作霖，他们的决策就是北京政府的行事指南，他不过是恭陪末座，看人眼色，听命而已。
1921年4月25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王占元在天津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讨论议题包括国会选举、内阁重组、“南北统一”、“援库”,等等。直、奉两系勾心斗角，为各自的利益斤斤计较，不遑相让，惟格于内外环境，一时尚不能决裂，故可维持大体平衡，得出暂时的妥协。
国会问题。经上年天津会议的决定，1920年8月30日，安福国会在常会到期后自行宣布休会。随后，大总统徐世昌在10月31日通令全国谓：“和平、统一、善后各端，亟待次第施行。国会为全国人民代表，关系綦重，所有参众两院，应即重新选举，著内务部即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督同各省区长官，将选举事宜迅速妥善办理。”^[1]徐世昌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国会选举，回避新旧国会之争，建立新“法统”,有利于延续其总统地位，同时也杜绝南方的“护法”口实。但南方护法国会以维护民国旧有“法统”为己任，要求恢复旧国会，反对再选新国会。各省北洋督军信奉实力为上，对国会选举这种无味把戏兴趣不大，自然应者寥寥。皖系地方实力派、浙督卢永祥反对举办国会选举，认为“舍本求末，疑问尤多”。刚刚在战争中击败皖系的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认为卢的态度对其废弃南北国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有利，遂大加支持。1921年1月7日，吴致电曹锟，认为“彼既有正大之主张，我即当顺而从之，以表示声气之同。倘执意阻止，见解两歧，不特团体有碍，我将自陷于孤立地位矣”。2月3日，吴佩孚又致电直系山东与河南督军，表示“中央突办不合法之新选举，实别有作用，推测将来，必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实深危惧”,要他们“各速出电，极力赞成”卢的主张^[2]。在吴佩孚的心目中，北洋“团体”的利益实高于所谓“法统”。由于当事各方对新国会议员选举都不甚积极，除了江苏之外，全国各省在预定时日都没有举办选举。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为了敷衍徐世昌的请求，由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领衔发表通电，催促各省从速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向卢永祥疏通，以打消其反对意见。但说到底，曹、张、王对选举这样“劳民伤财”而又无甚实际效果的事也都不热心，在做足了发表通电的表面文章之后，也就不闻不问了，国会选举事从此不了了之。
内阁问题。上年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但靳组阁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不能任由其决定人选，故其属下出身交通系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与靳不合，他们把持财政，与靳为难，企图以财政困难逼靳下台，然后拥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上台。他们的如此作派，自然使其与靳云鹏的矛盾激化，势如水火，而靳又不愿即时下台走人，故不得不向直奉两系讨好求援。虽然张作霖不无支持梁士诒之意，但亦无意在此时与直系搞僵，所以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均表示，“默察大势，际兹国家濒危，内政外交非靳莫属”,决定“拥护靳阁勿使遽去，以维大局，除径电劝慰外，各省同胞，咸具爱国热忱，请一致主张拥护靳阁，以奠邦本”^[3]。靳云鹏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后在5月中旬进行内阁改组，总算暂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详见后述)。
“南北统一”问题。在军阀相争时代，军阀们在朝时就高唱“统一”,在野时便声言“自治”,南北无不如此。由于此时南方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统”上亦与北方分裂的客观现实，当军阀们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时，自然就要鼓吹“统一”,而且为解决财政困难，便要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但外国银行团是否借款，又要以能否“统一”为条件，因此，无论直、奉两系何人在北京当家，都得高调推行“统一”。上年的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致电南方各省，讨论“统一”问题，但结果是空有电文往返，不见“统一”行动。此次天津会议，决定由王占元负责与南方谈商“统一”,因王所占湖北地盘直接与南方各省相邻，而王从自身利益出发，亦有意拉拢南方各省，抬高自身地位。然而，南方军阀割据势力已成，同样不愿归附于他人，所以当第二次天津会议传出王占元将与南方谈商“统一”的风声之后，南方各省的军阀首领便纷纷公开否认有其事。湖南赵恒惕称：“吾人为争人格而驱张，焉肯自贬人格以投北乎？”^[4]贵州卢焘亦称，对于“南北均不附和”,“滇黔已宣布联防，与北归无关”^[5]。所谓“南北统一”,在“和平”条件下自无法实现，而无论直奉又没有动用武力的实力和准备，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徒放空言而已。
“援库”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外蒙王公失去沙俄奥援，1919年11月外蒙撤销“自治”,中国军队重入外蒙。1921年，外蒙形势又发生变化。白军恩琴部于2月占领库伦，中国军队被迫撤离。3月21日，外蒙重新成立“独立”政府。值此外蒙局势动荡之际，社会舆论遂有“援库”呼声，希望中国出兵，保持对外蒙的主权。直奉双方对此都在唱高调，摆出势在必行之态，实则各有打算。直系希望由奉系出兵，以此削弱奉系争霸北京的实力，有利于自己控制北京政局。奉系因其地盘和军队靠近外蒙，对出兵似乎责无旁贷，实则是企图以此谋取控制热、察、绥地盘，进而增强与直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实力。当曹锟征询吴佩孚对出兵外蒙的意见时，吴认为：“小徐(树铮)自去年失败后，无一日不图报复。此次利用寇扰塞北，妄冀调虎离山，乘内地空虚，袭而取之。此声东击西之诡计也。我若出师援库，正堕彼术中矣。”第二次天津会议前，吴又电曹谓：某方“总以激动直军，竭尽全力援库，一出长城，即不能还师内地为得计。此系安福某要人希图一网打尽之毒计。……我帅此次赴津之行，于我军之利害关系至重且大，特恳切禀陈，祈注意以上情形防之。”曹锟接受了吴佩孚的意见，由吴出面恭维张作霖“统辖三省，威名远播，有雄师劲旅，当能为国效命”;建议“长城以北之边防，请雨帅(张作霖)完全负担”;长城以内“应由我帅(曹锟)担任保持”;长江流域“则由鄂赣两督，联合川湘，协力维持”;闽浙方面，“有鄂督负责”;“如此分别负担，实力进行，则中央无北顾之忧，而中原有金汤之顾，防内防外，措置裕如之全策也”^[6]。心怀个人打算的张作霖则顺水推舟，表现出乐得接受直系的倡议，第二次天津会议决定由张作霖全权负责“援库”。5月30日，徐世昌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特区，令其“整肃师旅，迅图戢定”,后方策应事项，由曹锟、王占元“随时会商妥善办理”^[7]。张作霖随即组织“征蒙军”,摆出出兵架势，实则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借此“向叶恭绰硬敲二百万元”外^[8],始终未曾出动过一兵一卒。6月12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谓外蒙匪势已成，今后宜先劝慰王公，严剿余匪，电令活佛归顺，“如其不悟，再兴干戈，以示怀柔而息边患”^[9]。“援库”、“征蒙”就此不了了之。而张作霖却以此名正言顺地得到了热、察、绥地盘，并以此为借口，扩充兵力，索取军费，否则即声明“宁为时日上之牺牲，决不冒昧从事”^[10]。据说，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张作霖借“援库”讨得300万军饷，而曹锟只得50万，引得曹锟四弟曹锐大骂靳云鹏：“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而靳得张作霖助，不甘示弱，回骂道：“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11]活脱脱表现出军阀治下政治的流氓性和无序性。
4月28日，“四巨头”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经过此次会议的讨价还价，直奉两系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从而维持了北京政府在直奉共治下的暂时稳定。直奉两系在此次会议上各有所得，曹锟和张作霖都表示满意，但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张作霖排挤吴而向曹锟示好的举动，非但不能拉近他和直系的关系，反而埋下了吴张交恶的种因，成为造成后来直奉关系极度恶化的重要因素。而且，此次会议未能解决直奉双方的基本矛盾，即由谁控制北京政府，进而成为“中央”的代表。直奉共治不过是双方实力大体均衡的产物，但这种均衡是非常脆弱而不稳固的，一旦再遇有双方的利益之争，均衡即易转化为不均衡，当双方矛盾发展到不可缓和的地步时，最终还得靠武力解决问题。由直皖战争和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可知，北京政治的稳定与动荡，在相当程度上即系于北洋皖、直、奉三大派系间的实力均衡与不均衡的关系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