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贩子

昆明火车站，旅客拥挤，人声嘈杂。而穿透人声的高音喇叭在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当地警方的温馨提示，如何防抢、防盗、防骗、防票贩子……我却在这“温馨提示”中接过票贩子的两张卧铺票。

今年8月下旬，我同妻子千里迢迢护送女儿到昆明上大学。安顿好女儿，带妻子游览过世博园、民族村、大观楼等著名景区后，在打道回府的前三天，到火车站购买回程车票。售票厅里人满为患，空气污浊，每个窗口歪歪扭扭排着望不到尾的长龙，厅外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也在不时闪烁预告着车次时刻和车票存数。我硬着头皮排到一条较为短点的购票队列，随着队列的缓缓移动而移动着，十分钟过去，二十分钟过去，半小时过去，一小时过去，两小时过去。这期间，我不止一次想，谁肯替我排队，我愿给他发工钱。好不容易挨到窗口，我递上一叠钞票说： “两张后天到上海的卧铺票。”

“五天以内的都卖完了，包括座位票，下一个。”一位面容娇好，双眼盯着电脑，面无表情的职业女性的一句硬生生的话弹出窗口，就碰碎了我归心似箭的热切希望。

其实，即便有座位票我也不想买，四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谁受得了。我快怏地走出售票大厅，觉得四季如春的昆明，有点儿让人出不了汗的闷热。这时，我的左肩被人轻轻一拍，随即一个不大的问询声飘来：“大哥，要票吗？”

我侧身一看，一位高个子，黑脸庞的中年人正冲着我善意地微笑。尽管我知道这是遇上了警方提醒人们防范的票贩子，但迫近的假期不容我不依赖这个票贩子。我会意地点点头随他来到火车站广场，找个花圃的水泥沿坐下，递给他一支烟问： “你能弄到后天去上海的卧铺票？”“能。你爱哪天我就弄哪天。”他吐了一个烟圈绝决地回答道。

“劳务费多少？”我怕他狮子大开口，灵机一动说出一个不令他伤自尊的中性词。

“每张50块，后天中午12点来取票。”他报出的“劳务费”竟少得出乎我的意料。

为了稳住他，在互留了手机号码后，我吹嘘说有许多老乡在昆明就学打工，这单生意作好了，会给老乡们介绍生意的。他拍着胸脯保证说：“我就干这一行的，要票随时打电话，包买包送。

回到宾馆，我对妻子说了票贩子之事后，就得失优劣展开分析取舍。我的隐忧有二，其一是票贩子给假票，花了冤枉钱；其二是票贩子弄不到票，误了行程。一辈子都没甚主意的妻子，这回事前却诸葛亮起来，解忧道，如果是假票，我们也上了车，无非补票，花钱买教训；如果弄不到票，我们改乘飞机，虽然贵点，但省却了旅途劳顿。

动身的那天，正值女儿去军训，无暇同我们话别。我与妻子比取票约定时间早一个小时到火车站，顺便到站前航空票务公司询问机票价格和班次，谋好退路后，打电话约出那个票贩子。

急急赶来的票贩子说，还没到下票时间，我们到前面吃碗水饺。我当心他敲诈，撒谎说，几个老乡订好午餐为我们饯行，不能拂了他们的好意。他用手一指说水饺店不远，我们到那里坐着等票。我见他指的那条街虽然狭窄但人来人往，悬着的心稍放一半，踌踌躇躇地随了去。

他对水饺店打个招呼，便搬出两个塑料凳子到店门口让我和妻子坐，显然他与水饺店很熟。不一会儿，他吃完水饺也出来陪坐。我逮住机会问他什么是“下票”？他说每越车内部都有预留几十张好票，以备接待之用，发车前某一时间会把剩余的预留票出售，这叫下票。吃这一行的人一侦准下票时间，便在购票队伍里广布人手，伺机抢购，所得“劳务费”平分。

我曲意奉承“你这也算正当劳动所得。”接着又假意告诫道：“假票不能弄，那会害死人的。”他说：“我晓得，贩卖假票是犯罪，倒卖真票只是违法。”

这时，他一通电话后，一个穿灰色衬衫的矮个子男人，骑着自行车在水饺店门口停下，递给他两张票。我一看手机，正是我们当初约定好的时间。在我的感谢声中，他与矮个子当着我和水饺店老板的面，平分了我心甘情愿给的一百元“劳务费。”

我和妻子登上列车，对号寻着铺位，却迟迟不敢入住，而是坐在过道活动位子上，边喝武夷山大红袍茶，边警惕地搜寻每一个可能的“入侵者”。列车启动，入侵者没有出现，列车员来换票，入侵者没有出现，临近罗平站，入侵者还是没有出现。于是我们确信遇到的票贩子，是个诚信的家伙，便大大方方地步入真正属于我们软卧铺位，一觉睡到大天亮。

过去，在媒体上看过许多警方打击票贩子的新闻报道，觉得票贩子着实可恨，应该严惩到绝迹。然而，经过这次旅滇遭际，似乎觉得他们有点可爱，尤其是那位诚信的高个子黑脸庞的我至今还不知道姓名的昆明票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