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

袁世凯对东三省的控制，同样不遗余力。
武昌起义发生后，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封建势力，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顽固对抗革命。他们通过奉天咨议局表示：“如竟成共和政体，应请将东三省暂予特别办法。”^[1]所谓“特别办法”,就是“举恭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2],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小朝廷。
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东三省的局势。他认为赵尔巽心怀叵测，便暗中加紧收买东三省将领，以牵制赵尔巽。他派遣密使，赠给张作霖“军刀一柄及其他贵重物品，价值一万余元”^[3]。同时委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张锡銮的任命遭到赵尔巽公开抵制后，他又一面调动北洋第四镇，进行“武力震慑”,一面派心腹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在袁世凯拉拢下，张作霖态度一变，公开通电拥戴袁世凯做“共和大总统”,并向袁表示：如满族贵族在东三省建立小朝廷，“自有统领等抵制，请纾廑念”^[4]。在此形势下，赵尔巽被迫作出拥袁决定，但同时提出以东三省用人、行政不变更为条件^[5]。袁世凯权衡利害，满足了赵尔巽的要求。3月15日，他正式下令分别改任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为东三省都督和吉林、黑龙江都督。就这样，在充满狡诈和肮脏的交易中，东三省挂起了五色国旗。
东三省虽然宣布改旗易帜，但用人行政一仍其旧，来往公文、示谕仍用总督印信，大清银行、官报发行所等名目依然存在如故。直到这年11月张锡銮取代赵尔巽时，还发布告示，劝导各界剪发，改用阳历，宣布不准再用前清衔翎及钦命字样，大人、老爷、卑职、沐恩等名称，请安跪拜诸仪节以及前清官帽官服，等等^[6]。可见，在此之前，封建统治秩序并无丝毫改变。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遭受迫害是并不奇怪的。赵尔巽公开宣称：“今者政体已定，更无革命之可言”,“倘再意图破坏，扰害治安，即属国民之公敌”^[7]。他强令所有革命军队及革命团体“立即解散”,凡非奉籍党人，一律驱逐出境，奉籍党人必须“各回旧业”^[8],否则，就“借重武力”。锦州铁血会支部未及全部解散，即被指控“存心扰乱治安，破坏大局”,“一日拿获三十七人”,后经丁开嶂极力营救方陆续开释，但铁血会调查部长王寰已冤死狱中^[9]。
吉林、黑龙江并不比奉天好些。黑龙江宣布共和当天，宋小濂还在捕拿革命党人。同盟会支部长管颖侯、理财部长关步青就因揭露他“破坏共和，暗助宗社党”,一个被通缉，一个被逮捕。同盟会虽一再派人交涉，致函诘问，他仍声称“按律惩办”,绝不“稍涉宽纵”^[10],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吉林陈昭常同样“阳奉共和之名称，实阴施其毒辣之手腕”,致使“遍地叫苦，民不聊生”^[11],“人民空享共和之虚名，常受专制之实祸”^[12]。
赵尔巽等肆无忌惮迫害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早在劝赵赞同共和时，他就有话在先：“如省内有借名革命紊乱秩序者，均认为马贼，即行弹压勿贷。”^[13]赵等后来解散革命团体，遣散革命党人，他又派朱锡麟、张英华、张石携巨款协同办理。朱等到奉天，仅用二十天时间，便“将东三省及所属各蒙旗党人一概资遣净尽”^[14]。
但是，袁世凯支持赵尔巽“保全”东三省，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扩张北洋势力。因此，当赵尔巽自恃“保全地方”有功，企图垄断东三省权力，而坚决反对三省都督平权^[15],要求改称奉天都督为大都督，仍照前清律例，“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一切政事”,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袁的“军民分治”阴谋计划提出异议时，他便毫不客气地要迫赵去位了。
其实，袁世凯先前委任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派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就有乘机取代赵尔巽的意图。只是由于赵尔巽宣布“赞成”共和，打乱了他的如意计划。1912年4月，袁准备再次采取措施，策划由齐耀琳出任东三省都督，但未及实行，即遭到赵尔巽的抵制。赵鼓动东三省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声称东省时局万分危险，若骤易生手，恐将“全局动摇，前功尽弃”,并特别指出：东省现在局面纯系“赵都督剖心呕血换来者”,为“彰公道而安人心”,必须“倾心推重”,“决不令赵都督避谤引退”^[16]。但袁世凯去赵之心并未因此而打消。随后，他改采“釜底抽薪”办法，策动东三省将领，特别是张作霖叛离赵尔巽。张作霖本与赵貌合神离，自袁世凯改编其部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他为师长后，便更加有恃无恐，处处与赵作对。赵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再次提出辞职。11月3日，袁世凯批准赵“辞职”,以张锡銮署奉天都督(16日正式任命奉天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终于实现了他对东三省的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