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统治的心脏直隶，曾出现对革命十分有利的形势。
山西起义后，清廷赶忙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兵前去镇压。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清末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1902年回国后被派创练新军，先后担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东三省军事参议、吉林延吉边务督办等职。1910年出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扎保定。他曾秘密参加同盟会，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往湖北，他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陆军大臣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依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密谋，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正在这时，清廷又命令他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他急忙赶赴石家庄，亲自至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一面筹划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令十二协停战，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吴禄贞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汉口停战。清廷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假言传旨嘉奖，并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冯国璋虽然握有重兵，但尚在鄂北、豫南一带，忙于与武昌革命军作战，京津并无重兵防守，如果当时吴禄贞、张绍曾与山西革命军协力行动，夹击北京，清廷就会顷刻瓦解。
但是，吴禄贞志大气豪却疏于警惕，当他得悉袁世凯派周符麟到石家庄谋杀他时，仍不加戒备。周符麟原为第十二协协统，被吴禄贞撤职，因而怀恨在心。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被周符麟收买的马步周率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其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周符麟官复原职，第六镇又置于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张绍曾虽然倾向革命，却缺乏斗争性，满足于向清廷提出要求君主立宪，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吴禄贞被刺后，他便消极起来，直到被清廷撤职了事。这样就丧失了在近畿起义的大好时机。接着，清廷任命原四十协协统潘矩楹接任二十镇统制，潘是袁世凯的爪牙。他奉命把二十镇分别调往奉天、锦州、沟帮子、葫芦岛等地驻防，仅留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所部一二三营驻滦州，借以分散军中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人仍坚持发动起义，以配合南方的斗争。他们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推汪精卫、李煜瀛为正副部长，下辖军事、文书、财政、司法、外交、实行各部。彭家珍为军事部长，不久吕超继任，彭即以暗杀为己任。由于汪精卫从刑部狱中被放出来后，便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因此，一些不愿与汪精卫共事的北方各革命团体，如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共和团、共和革命党、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则与同盟会员胡鄂公、白逾桓、白毓昆等联合起来，在天津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该会“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1]。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与北方革命协会虽然有矛盾，但基本上还是合作的。从1911年11月至1912年1月，革命党屡起屡仆，多次发动起义。
11月下旬，革命党人张雨岭、南琴轩在张家口组织总司令部，准备起义，因从天津运送军火时被查获，李飞仙、秦宗周等七人牺牲，起义夭折。
12月18日，为牵制北洋军进攻山西，革命党人在任丘发动起义。起义军大都是保定各学堂的学生和任丘、雄县一带的农民，共五百余人。他们一度攻占任丘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派清军两营前往镇压，起义军被迫转移到雄县，清军围攻雄县，城陷，靳广隆等百余人遇难。
在革命党人白毓昆、孙谏声及凌钺等人的积极策动之下，驻滦州的七十九标官兵于1912年1月2日宣布起义，成立滦州军政府，推举第二营管带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管带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滦州知州朱佑保为民政部长，凌钺为外交兼司法部长，陈涛为前敌总指挥，张良坤为秘书长。军政府成立后，布告安民，“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2]。次日，召开全军誓师大会，按原计划，当晚十时向天津进军。临开拔时，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起义军被迫退至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行至雷庄与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发生激战。起义军英勇抵抗，苦战一昼夜，弹尽援绝，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白毓昆等均遇难。白毓昆被捕后，临刑犹唱绝命诗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此身虽死了，千古美名传。”^[3]
滦州起义失败不久，革命党人蔡德辰等在通州张家湾组织司令部，联络学生和退伍毅军三百多人，组成敢死队，拟从通州进攻北京。未及发动，1月15日便被袁世凯破坏。蔡德辰、王丕承、杨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张雅堂、王斌等七人被捕。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还组织了刺杀袁世凯的活动。在通州革命机关被破坏的第二天，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钱铁如、吴若龙、杨禹昌、罗明典、郑毓秀等十多人在北京行刺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当他走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扔下炸弹，炸死炸伤袁世凯的卫队长等十余人，袁世凯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
先是，袁世凯逮捕通州革命党人蔡德辰之后，立即电询已南下参加议和的汪精卫。16日，袁接汪复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4]袁便以此电为据，诬蔑革命党人为“土匪”,于17日下令斩决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三人于北京，斩决蔡德辰等七人于通州。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袁世凯的窃国阴谋。
由于起义不断失败，革命党人李煜瀛、白逾桓、胡鄂公等五十余人于1月27日在天津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并决定29日在天津发动起义，计划攻占督署，一举光复天津。29日夜，革命党人集合各地志士数百人，在白逾桓、胡鄂公的指挥下，分兵九路猛攻督署和金钢桥等要地，与敌人激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少甫、韩佑治等十余人战死。
以后，革命党人曾酝酿再度起义，由于南北议和告成，未能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