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容于史

冯梦龙在《古今谈概》中写过一个“好好先生”,这就是东汉的司马徽。他说司马徽这个人“与人语”时，“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候他身体如何，他答曰： “好。”有人告诉他自己刚死了儿子，他也答声“好”。妻子听罢责备他，说： “别人认为你品德好，所以把伤心的事儿告诉你，想从你这儿得到安慰，你怎么反而说声 ‘好’?”司马徽听了，依然说： “像你所说的这样，也很好。”
冯梦龙是有名的小说家，这段故事大约只是小说家言。司马徽原是诸葛亮的朋友，曾经把诸葛亮和庞统推荐给刘备。看史书上的记载，恐怕还不至于如此世故圆滑。这 “好好先生” 的形象，多半是冯梦龙塑造的。不过，如果读过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东汉末年 “佞谄日炽，刚克消亡”的世风有所了解，对“好好先生”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时代就丝毫不会奇怪了。
这就是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中愤愤不平地诅咒的 “直道不容于时” 的时代。头脑清醒的冯梦龙，借着他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得更加触目惊心： “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既然如此，当个明哲保身的 “好好先生” 有什么不可理解呢？ 我们的老祖宗念念不忘的就是《孔子家语》里关于“无多言，多言多败； 无多事，多事多患” 的古训，并且代代相传。所以，宋朝的词人黄升在他的《鹧鸪天》中鼓吹的“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的处世哲学，就成了中国许多人信奉的立身之道。所以，唐朝的诗人白居易在他还不那么闲适的时候写的《为人上宰相书》中总结了这种令人心酸的世态： “故父训其子曰： ‘无介直以立仇敌！ ’ 兄教其弟曰： ‘无方正以贾悔尤！ ’ ” 父亲教育子女不要为人太耿直而招人怨恨，兄长告诫弟辈不要坚持正义而换来悔恨，中国传统的 “礼让” 哲学在这里闪现了它的光辉，它其实是吞噬了世人民主精神的毒焰！ 于是胆小怕事，知而不言的风气日长，甘心为奴隶的日渐做稳了奴隶，言路日塞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忠诚耿直之士言为身灾，大有 “难得糊涂” 之慨； 阿谀谗谄之徒在落井下石之际，还要发出 “庸人自扰” 的冷嘲。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这样的情景岂止是令人难忘的一幕！
“好好先生”其实是民主意识被剥夺殆尽的畸形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人，造就的也是这样的人。在堂高廉远等级森严的时代，政治只是大人先生们的事情，根本不容许劳动者饶舌。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远见卓识之士，也常常为当权者的威风所震慑，并不是人人都敢像魏徵一样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达者只以乐天知命而自我陶醉，贱夫更视安贫乐道为金玉箴言。一旦议论朝政，便有不雅之嫌；倘若批评朝廷，难逃出轨之罪。为安全计，为乌纱计，“好好先生”总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躯壳。于是乎有真好好先生，有假好好先生，有半真半假好好先生，有亦真亦假好好先生，它它藉藉而来，大有摩肩接踵之势。或尸位素餐，或屑榆为粥，遭际虽有寸木岑楼之异，风度却有忧谗畏讥之同。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么？他们却连一点起码的直言的勇气也没有！
“好好先生”是那个“直道不容于时”的封建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维护个人利益最保险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既然“逆龙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谁还愿意去白白送死？这似乎是“好好先生”自我解嘲的理由，却无法掩盖他们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的灵魂。因为站在他们对面，与他们背道而驰的巨人们，就由于他们的衬托而显得更加高大。鲁迅说得好：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巨人不是使“好好先生”变成了三寸侏儒么？鲁迅说：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就证明，在“直道不容于时”的时代，直道容于史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直道不容于时，这不容直道的“时”毕竟是暂时的短暂的一瞬；而容直道的“史”却是永久的。为了一时的“不容”而忘了永恒的“容”,“好好先生”轻轻推开了历史本来也同样赋予他们的一份责任，终于只能以“好好先生”的面目永存于史。这眼光，岂不是太近视了吗！
我们现在终于迎来了“直道容于时”的崭新时代。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在这里，“好好先生” 与当家做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这种封建腐朽思想的残余，这种消极地对待人生的处世哲学，却至今依然严重地阻碍着千百万人民增强自己的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我们消除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严重的消极现象的步伐。在全是“好好先生” 的地方，是永远也产生不了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今天在我们身边回荡的形形色色的 “好好先生” 的幽灵，对我们自己头脑里依稀可见的 “好好先生” 的影子，作些清除打扫工作，恐怕算不上过分。不这样就会贻误我们的伟大的事业。我以为。

(198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赏析 杂文篇幅短小，论说事理，如果一气泻尽，便会其韵不足，失却美的风采。大凡杂文小品的上乘之作，其结构是短小精湛，而说理有发展，有层次，有变化，如“降云伏霄，申卷万象”。
佳作《直道容于史》如是。此虽为寸简，却写得笔致飘舒，腾挪跌宕，是作者运用了绕笔的章法技巧致成。
所谓绕笔，就是杂文在写人叙事说理时，开笔不触其表，顾左右而言它，多方谈论某一种社会现象，然后通过突转和变异，将作品所阐述的道理托出。这种笔走龙蛇，绕笔布阵的方式，便造成作品九曲桥的结构态势，颇具美感。
此篇作品的题目揭示了其题旨： “直道容于史”。可作者铺开笔墨，却大谈“直道不容于时”。文章开篇先说“好好先生”司马徽的故事。接下，说明出现“好好先生”的社会原因，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代代相传着“无多言，多言多败； 无多事，多事多患。”的古训。唐人告诉世人，为人太直要招人怨恨，坚持正义可换来悔恨；而宋人则鼓吹“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的人生哲学。看，人们的民生精神，被“礼让”哲学完全吞噬，出现 “好好先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最后，作者从社会本质上对出现“好好先生”的现象作出分析。其实，封建社会所需要的，所造就的正是这种人。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黎民百姓即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远见卓识之士，一旦议论朝政，批评朝廷，便会祸及其身。为了日子过得安稳，为了乌纱帽戴得稳当，只好躲进“好好先生”的躯壳。
到此，作者已将文章做尽。你看，行文所写，有现象，有分析，有结论，是可作为单篇独立。读到这里，使人怀疑作者写错了题目。哪知作者猛地掣出一笔，在江流的突转处掀起一股浪头；在“直道不容于时”的时代，直道容于史却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直道不容于时”是暂时的，而容于“史”,“史”是永久的。我们不是终于迎来了“直道容于时”的时代么？在真正实行民主的今天，只有清扫“好好先生”的影子，我们的伟大事业才不致于被贻误。这里释放着辩证法的光芒，警策人心。
综观全文，由于运用了绕笔的技巧，造成了行文的间歇，断续，使文势的发展显得迂回曲折，有错有顿，颇有艺术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