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迎西潮探骊珠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出生在海宁县内一个小康之家。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从小走的是科举之途。但中日甲午之战的炮声使这位年轻的秀才幡然惊觉，认识到中国之败败在国家贫穷和政府腐败。要改变中国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改革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但是，日渐中落的家境又无力支持他就学深造，他不得不自谋生计，走自学成才的艰苦道路。1898年2月，他经人介绍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校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坚持半工半读。先进入罗振玉开办的东文学社，在致力学习外文的同时，兼习哲学、文学和数理化等。在这一与家乡不同的文化新环境中，他的才华志趣引起罗振玉注意。所以《时务报》被封后，罗振玉一再向他伸出援手。先把他安排到东文学社兼职，继又携同前往武昌湖北农学校任职。1901年更由罗资助赴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可惜这一回“东过蓬莱浴海涛”(《平生》)为时不长，一年后即因病辍学归国。在罗的荐引下，他又先后在上海、通州、苏州有关学校担任教职。对王国维早年生活的引领提携，使罗振玉成为影响王氏一生道路的重要社会关系。这种相随终生的亦师亦友关系，与上述康梁交谊有同有异，成为近代文化史上一个值得留连注目之处。
相对于青年时代即已成名的康、梁和章，王国维只能说是“大器晚成”。康有为自负其学已于三十岁大定；梁启超写《三十自述》时，历经大波大澜，早为名满天下之人；章太炎三十左右，其经学文章被称为“今日江浙实无其敌”。王国维直到1903年，仍在默默攻研学问，处在蓄势聚能阶段，尚无突出表现。不过，持久“磨刀”并未耽误“砍柴”之功，反倒表明是一种厚积学力的牢靠办法。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知识训练像两爿神妙无比的磨石，把他原本锐利异常的思维之刃砥磨得更见锋芒。王国维之直接得益于西方文化，得力于对日语、英语和德语的掌握。在同时代学人中，具备如此外语水平者并不多。即使高明如康、梁、章，也都不及。正是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双轮并驱，使王国维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紧追时贤，直逼至境。
王国维从甲午之后“始知世界尚有新学”开始，十余年间，他广泛接触西方书籍，涉猎范围已非同时代一般学者所能及。众所共知的达尔文进化论外，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人的著作，乃至罗马医学大家额伦的学说，他都熟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德国哲学有浓厚兴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知识界曾掀起过一个德国哲学热。余热所及，也焙温了一批中国留学生。经由日文译介，一些德国著名哲学家及其著作被输载来华。王国维在其间属于对德国哲学倾心尤早、钟情独深、兴味特浓者。还在东文学社时，他就因日籍教师的介绍，对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产生歆羡之情，从而发意学习德文，以求阅读原著。从日本归国后，他更因“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在这篇写于三十岁的《自序》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攻研德国哲学原著的一番经历。他从阅读巴尔善的《哲学概论》和特尔彭的《哲学史》起步，随后阅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但康德此书艰深难解，他断断续续攻读将近四五年，直到三十岁(1906)那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方才基本扫除了学习中的“窒碍”。
对于康德，他极尽一名中国学者的顶礼膜拜之情。《汗德像赞》称：“……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粲然，厥因之随。凡此数者，知物之式。存于能知，不存于物。匪言之艰，证之维艰。云霾解驳，秋山巉巉。赤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喑。谷可如陵，山可为薮。万岁千岁，公名不朽。”这篇渗透了康德哲学要旨而写成的赞词，表达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对这一西方“丹凤”的倾心崇拜。
在研读康德之书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时，他曾把兴趣转移到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随后叔本华的学生尼采，也激起王国维浓厚兴趣。叔本华自认是康德的继承者。王国维最后得以解读康德著作，正赖于他。所以，王国维称赞其著作“思精而笔锐”,高度评价叔本华和尼采这“二大伟人”的学说在“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在接受西方哲学方面，王国维明显倾向于康德一叔本华一尼采这一流派，又明显表现出对叔本华的特殊重视。通过叔本华，他上窥康德哲学的堂奥，下叩尼采思想的门径。在此期间他撰写一系列哲学论文，如《论性》、《释理》、《原命》、《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等。这些论文表明王国维无愧为近代引进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学说的先驱。
骊珠在手之后，王国维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像自己所皈信的导师一样，他开始走上了“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道路。所以，对于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学术界的新气象，他热情歌呼。他盛赞先秦百家争鸣，批评汉武帝提倡尊孔和宋明倡导道统，使中国文化学术停滞不前，肯定近年来西学东渐，如同当初印度佛教东来一样，是中国文化学术的一大转机(《论近年之学术界》)。对于旧文化旧传统，他严厉批评。他虽为学部总务司内一区区小吏，却对学部大臣张之洞所订以尊孔为宗旨的教育方针提出公开批评：“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黜百家适足以滋世人之疑惑耳。……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梁启超曾把二十世纪视为泰东泰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他热切祝祷“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王国维正是同梁启超一样致力于“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的有心人。他五十一个寒暑的短暂一生，给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六十余种学术著译，近二百种经他亲手校批的书籍。其著作之多而精，在近代中国可与伦比者屈指无多。当梁启超等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在史学、小说、戏剧、道德诸领域东奔西突之际，他们与现实政治贴得很近。王国维虽然没有高喊过那么多的革命口号，却更注重于从事艰苦深入的学术探索。他的文化工作学术性特浓，学术品位也显得很高。他在哲学、美学、戏剧、文学、史学诸领域所取得的耀眼的成果，正好补充了梁启超等人在学术上“粗率浅薄”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