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前夕双方的备战活动

张作霖走后，段祺瑞于7月8日清晨由团河入京，上午即召集近畿各军重要长官及国务员、参谋总长、卫戍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百余人，在将军府开军事会议。段即席讲话说：“国家以纲纪为重，纲纪不振，则国不存。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以至湖南失败，涂炭生灵。撤防后又在保定兴风作浪，逆迹昭彰。曹锟竟敢以兵力要挟元首，胁迫中央，为种种破坏法律之主张，且要求下令免徐使之职。徐使此次收回外蒙，厥功甚伟，并未用中央之款项而收回数万里之疆宇，曹吴等则要求元首罢免徐使，法纪荡然，是非不明。鄙人为维持国家纲纪及维持元首威信起见，不得不兴师讨逆。现拟呈请大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曹锟弟，时任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褫夺官勋，交祺瑞拿办。现已入军事范围，如有不听命令者，当按军法办理。”^[1]段讲完后，曾毓隽即站起来发言，宣称：“现时我等惟当知有督办，不当复问政府，督办此言，当一致赞成。”^[2]与会者自无不同意见，当即通过，并缮具呈请徐世昌将曹锟褫职留任、吴佩孚褫职拿办、曹锳褫职的呈文，由段祺瑞签名，各军官副署，交代理内阁总理萨镇冰转呈徐世昌。呈文略称：“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饬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用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3]会上段祺瑞任命段芝贵为京师戒严总司令，吴炳湘为副司令，自任讨吴军总指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同一天，段祺瑞发表了声讨直系的通电，内容与呈文基本相同。
当天下午，上述呈文送至总统府后，徐世昌即召开全体阁员特别会议讨论。徐起初表示不同意惩办曹吴，希望和平解决。经曾毓隽等再三陈说，徐始答应免吴佩孚一人职。曾等仍坚持要求同时罢免曹锟，徐说：“盖印固易事，但因是使时局益纷扰，人民受战争苦，将谁负责？”曾答称：“总统止顾盖印，一切自有合肥负责。”并且威胁说：“苟总统不盖印者，恐时局益难解决，总统且贻后悔。”^[4]徐世昌仍不肯盖印，会后派袁乃宽至团河谒段祺瑞，征询缓和办法。段根本不把徐放在眼里，表示：“非将曹锟免职，吴佩孚惩办，曹锳交法庭，不能缓和。”^[5]并要挟说：“总统免曹吴职与否，彼亦自有权衡，我不便干与，亦不必干与。纵彼不下令，我岂遂不能免曹吴而拿办之耶？”^[6]段随即派重兵包围公府，对徐进行胁迫，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说，如免曹吴令候至晚间8时不下，则皖军将于次日(9日)上午在琉璃河首先开火。徐世昌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将内阁呈送惩办曹吴之命令誊印发表，但声明自己不承担意外之责任^[7]。令文如下：“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8]
围绕徐树铮和曹锟、吴佩孚免职问题而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直皖双方都料知战争将不可避免，彼此都在积极进行备战活动。7月初，徐树铮连续召集所属旅团长开会，讨论对付吴佩孚办法，决定：一、持镇静态度，以避其锋；二、暂取守势，以待动静，三、密令驻洛阳西北军两旅牵制吴军；四、密电吴光新调部队到信阳遥为声势，并令其坚辞湘督，任南军扰鄂侵赣，以分其势；五、遇事请示段祺瑞，以资服从而免遗恨^[9]。陆宗舆从中日汇业银行拿出现款二百万元，曾毓隽将交通部所存储之中交钞票一百万元，充作战费，给边防军每师开拔费十五万元。5日，边防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后，即向各军发足军饷与枪弹。6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向长辛店开拔。8日，段祺瑞在将军府开完军事会议后，即返回团河，在私邸召集近畿各师长开会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陆军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的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的陆军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瀚的陆军第九师为第五线^[10]。随后又划定作战区域，以京奉线一带为东路，以固安一带为中路，以琉璃河至高碑店一带为西路。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向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房山、琉璃河一带进发，由于锦统带的南苑飞机队亦处于待命状态。消息传出后，京中大起恐慌，京钞暴落，军政要人眷属纷纷迁徙出京，避往天津使馆区，一如当年段祺瑞讨伐张勋时的情景。
直系方面，驻河南吴佩孚军也开始向北开拔，其前锋已达高碑店。留驻郑州部队，严密监视驻洛阳西北军一、四两旅的行动。曹锟的军队亦由保定开赴高碑店。
自惩办曹吴命令发表后，保定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孚兼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直皖双方一方面进行军事调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制造舆论，扬己之长，暴人之短，进行反对对方的战争宣传，都力图证明自己是师出有名的，以求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7月12日，吴佩孚、曹锳、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实际上是对皖系的宣战书。通电一反前此不久曹锟、张作霖等为力求避免“以下犯上”的恶名而承袭“清君侧”的传统手法，露骨地指斥自我标榜“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段祺瑞暴戾恣睢，与徐树铮狼狈为奸，共同作恶。电文写道：“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己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己之喜怒为祸福。漠视民瘼，轻启兵端，嗜杀以争，残民以逞。……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斲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11]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痛斥段祺瑞为卖国的汉奸，略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12]
张作霖离京后，在天津附近之军粮城下车，表面上仍宣称“局外中立”,实际上和直系一致采取反皖立场。7月8日，他在天津省公署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对皖战争问题，曹锟、吴佩孚及八省同盟均有代表参加。曹锟当时对于是否能战胜段祺瑞有些担忧，态度游移，认为战争一开，直隶首当其冲，如不能获全胜，徐世昌将“受段之要挟，乘风转船，加以叛乱的罪名，则直省危矣”^[13]。吴佩孚起来发言说：“共和国家，以法律为根据，违犯法律，即是叛乱国家，此等名词，非他人所能妄加也。段派种种行动，皆越法律轨道以外，我等起与相抗，何叛之有？”接着他分析当时直皖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就实际上论，段派所恃者仅边防军，该军成军以来，未经战阵，经验缺乏，且闻所用军官多系学生，颇有思想，决不肯效忠奸党，与同胞为难，一临战地，溃散立见。”吴佩孚还认为，仅他自己所部军队，就足当段祺瑞全部之众而有余，即万一战而不胜，我军扼守京汉路线，联合西南，以直省为前敌，河南为中坚，湘粤为后盾，徐图进取，更有张巡阅使控制东北，则段派直如瓮中之鳖，又何虑哉！”^[14]这一席讲话，使曹锟疑虑冰释，张作霖及其他与会代表也都表示赞同，直系倒皖的战争，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张作霖回到奉天后，即决心加入曹锟、吴佩孚倒皖战争的行列。7月11日，他召集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奉军总司令张景惠及吴俊升、张海峰两师长在奉天省公署开会，决定由二十七、二十八师各出兵一旅入关，保护京奉路，以卫队旅之一部协同二十八师留奉部队，保护关外京奉路，并随即下动员令。二十八师抽编之一旅，已于先一天(即10日)入关，作为前锋部队，二十七师一旅于12日出发^[15]。
同一天，曹锟致电张作霖，希望在对皖战争中得到他军事上的支持，并和他们联衔发表讨皖通电。张作霖即日复电表示赞同，说：“现在弟处已备二十七八两师步队，兼以马队两旅，当能足用。二十八师先行进关，马队作为后盾。此次出师，由弟亲自带往，现在赶急调集之中，二十八师车到即可全数出发。日前奉军入关者，与贵处军队合计，约有七八万人，如有战事，尽可先行支持。叙五(张景惠)兄即速往前方，与三哥(指曹锟)面商一切，率领第一师并鲍旅许部筹画进行。愚见以兵力论，我众彼寡，以公理论，我直彼曲，绝无不胜之理。彼此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断不能不极力相助，请释厪念。至联衔通电，事已至此，即请拍发为要。刻下战事节节得力，足见天道至公，持强权者终难得善果也。”^[16]
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即联名发表讨皖通电，谴责段祺瑞专横谬妄，“实为全国之公敌”,表示：“对此衅起萧墙，无术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马厉兵，共申义愤，解元首之坐困，拯大局于濒危，扫彼妖氛，以靖国难。”^[17]是日，张作霖还致段祺瑞一电，说他返奉后，拿获胡匪八人，皆持定国军委任状，阴谋破坏东三省秩序，并愤慨地说，“此事公或不知，然群小如此，殊堪痛恨。作霖誓率关外劲旅，入清君侧。”^[18]7月13日，张作霖又向全国发出通电，声称：“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哓音瘏口，出为调停。原期暂息争端，借以稍纾国难，无如我则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是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19]
段祺瑞也于7月13日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的传檄通电，指斥曹、吴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他义难坐视，要亲自统率定国军，“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歼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其余概不株连”^[20]。段祺瑞的通电表面上也冠冕堂皇，其势汹汹，实则色厉内荏，自知理亏。当他知道张作霖已完全倒向曹锟、吴佩孚一边，派奉军入关，并且听说皖军有厌战心理，前线直皖两军小有接触，皖军士兵即时有逃亡，眼看战争前景不妙，于是又转而向曹吴乞求和平。他敦请徐世昌于14日下了一道停战令，要求“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21]。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战争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停战令的墨迹未干，战争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