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斋书录解题

《直斋书录解题》是宋代一部重要的私家藏书目录。是陈振孙在江西、福建、浙江做官时搜购、抄录的藏书编成。据记载，在此书编成后的宋代末年曾有传本，但迄今已不可得见；元代有无刻本不见记载，惟抄本残卷流传于世，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明代刻本见于著录的有万历年间武林陈氏刊本，但未见传本；在清代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该书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一本，用木活字汇印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下简称《馆本》)此本一出，福建、苏州、杭州相继刊刻。后来，商务印书馆又先后在《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书中收入了此书。在馆本印行后，卢文绍曾因其有漏误之处起而订正，其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但亦成为残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徐小蛮、顾美华二人的点校本。该本以馆本为底本，以元抄本，卢校本为主要校本，以《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各史艺文志为参校本，并加以新式标点而成，书后附有有关《直斋书录解题》的提要题识，关于陈振孙的生平与著述和陈振孙本人所撰序跋，并编有书名和著者两种索引，此本可谓自《解题》问世以来最好的本子。
陈振孙(生卒年不详)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出生在孝宗淳熙末年，曾任江西南城县令，福建兴化军通判，端平中任浙西提举，历官至宝章阁待制。他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广泛搜集书籍。在兴化军通判任内，曾传抄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和吴氏的藏书。他几乎用了毕生精力从事图书的搜集与《直斋书录解题》的编撰工作。
该书原本56卷，已佚。现通行的本子为22卷的馆阁本，约30万字，共著录图书51180卷。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称经录、史录、子录、集录。四录之下又分53个小类。经录下设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语孟、谶纬、经解、小学10类；史录下设正史、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伪史、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16类；子录下设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神仙、释氏、兵书、历家、阴阳家、卜筮、形法、医书、音乐、杂艺、类书20类；集录下设楚辞、总集、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文史7类。从类目上看，陈振孙对于史籍和诸子百家的著述比较重视。在类目的设计上，他参考了当时的官修目录和私家藏书目录。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和自己的认识对类目进行增设和调整，例如，他为符合宋代重视孔孟之学的实际情况，设立了语孟类，将《论语》和《孟子》合置其中；为了使类目更合理、每类之书多寡均匀，而设立了起居注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这些新设或新改的类目，他均写有小序，现在保存下来的小序有语孟类、起居注类、小学类、农家类、阴阳家类、时令类、音乐类、诗集类、章奏类等9篇。在著录内容上也不仅限于记载书名，而是对一书的卷帙多少，撰著人的官职名氏，以及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都有所论述。如在卷2经录· 书类《石林书传》条下就载有“十卷。尚书左丞吴郡叶梦得少蕴撰，博极群书，强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详。”又如卷1经录。易类《周易口义》一书下记“十三卷。直讲海陵胡瑗翼之撰。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云尔，然杂物撰德，具于中爻、互体未可废也。’南轩之学虽如此，要之，程氏专治文义，不论象数，三家者，文义皆坦明，象数殆于扫除略尽，非特互体也。”此外，陈氏还把传统的目录学和新兴的版本学结合起来，融会到解题中，或记清古书款式和版刻，或说明所得善本书的经过，既记印本，也记抄本、拓本，如卷8史录·杂史类《晋阳事迹杂记》条下云：十卷，唐河东节度使李璋纂，序言四十卷，《唐志》也同。今删为十卷，盖治平中太原府所刻本也。从莆田李氏借录。……”虽寥寥数语，却使学者受益非浅。
陈氏此书，可说是促进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1,在分类体系上，改进与发展了传统的四部分类的方法，如将《孟子》一书列于经录，和《论语》一起合称“语孟类”;将子录农家类的时令书提出置于史录之中；在子录中恢复阴阳类，从经录中把乐类提出置于子录中，称音乐类等等，而且都写有小序，详细说明改动的原因和目的。
第2,陈氏将目录学与版本学相结合，一改过去那种评注卷帙，略论撰人名氏及品评内容得失的固有传统，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推动了传统目录学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称“解题叙述诸书源流，册分部居，议论明切，为藏书家著录之准绳。”
第3,著录图书宏富，反映了南宋以前的图书情况。在收书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解题》收书51180卷，而《馆阁目》仅44486卷),《四库全书总目》在提到本书的参考价值时说：“古书已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
《直斋书录解题》自问世以来，一直受人重视，马端临在编撰《文献通考·经籍考》时，曾以此书为蓝本，由此可见，它的影响是较大的。直至今日，该书仍是我们研究目录学以及研究中国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