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性权力

又译“生命权力”。福柯在《性史》（The History ofSexuality）一书中对现代权力形式的一种称谓。在书中，福柯拒绝所有那些认为权力定泊于宏观结构或是统治阶级之中，以及认为权力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现代理论。他认为，现代权力完全不同于现代主流权力理论模式———法律模式和经济学模式———所描述的那种样式，这是一种生产性而非压抑性的权力，它在性质上“致力于生产各种力量，使它们成长，使它们有条理秩序，而不是积极地压制它们，使它们屈服或摧毁它们”。现代权力已由过去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肉体酷刑，转变为对罪犯、小学生及其他人的道德改造。这种权力无所不在，它在社会的局部毛细血管层次繁殖和蔓延，运作于诸如监狱、学校、医院、工厂等制度之中，包括追踪成绩的监视手段，种种考核（诸如撰写报告、建立档案、奖励顺从、惩罚抗拒，以及“规范化评价”等等），以此来铸造个人的身份、欲望、身体和灵魂，其最终目标是“规范化”，消除所有社会的、心理的不规则性，并且借此重新模塑心灵与躯体来生产有用且驯良的主体。福柯把这种模式的现代权力称为生物性权力，主张对之作后现代分析，将权力解释为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变的、没有主体的、生产性的并构成个人的身体和同一性（identity）的力量，倡议采取一种生物性政治（bio-politics）策略，通过生物性斗争（bio-struggle）逃脱权力的支配，借助创造欲望和快感的新形态来再造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