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

庚子五月津门旅怀寄友

又黄昏、胡马一声嘶，斜阳在帘钩。占长河影里，低帆风外，何限危楼。远处伤心未极，吹角似高秋。一片销沉恨，先到沙鸥。

国破山河须在，愿津门逝水，无恙东流。更溯江入汉，为我送离忧。是从来，兴亡多处。莽武昌，双岸乱云浮。诗人老、拭苍茫泪，回睇神州。

这是一首集家国之痛与羁旅之愁于一篇的词。庚子(1900)五月，正是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北京、天津之际，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奔西安而去，而将北京、天津等大片国土坦暴于铁蹄之下，任其蹂躏。作者正是在这个时候，自水路来到津门，耳闻目睹了铁蹄下津门的惨状，悲愤填胸，不能得已，于是托之于词，以寄友人。

“又黄昏、胡马一声嘶，斜阳在帘钩”,词一开始，便写出一片惊心凄惨的战乱景象。胡马本是北方胡地之马，这里借指侵略者的铁蹄。黄昏的时候，西坠的残阳透过窗户，照在帘钩上。若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正在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得以自在消闲的时候，孩子们可以追逐游戏，老人们可以煮酒道古，青年男女则可以想着他们甜蜜的心事……总之，这应该是一个美丽的时刻。但如今，这一切都被一声尖锐的马嘶声打破了，人们不再有舒适和甜蜜，而是陷入巨大受屈辱和蹂躏的景象，对于接受过近代史教育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该是不难想象的吧。这种惨象，并不只是偶尔一次。一个“又”字，说明近来常常如此，好象永无休止一般。同时也表明作者呆在这里已不是一天两天了，羁旅之愁，已不言而喻。“占长河”以下五句，是写灾难所及之广大。放眼望去，长河影里，低帆风外，一片战乱惨象已是不必多说的了，就是那高楼深阁之中，恐怕也是在劫难逃的吧。正当诗人为眼前的惨景伤心不已的时候，忽然又听到远处号角呜咽，凄厉之声，直冲高空。于是，在诗人的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已全被战争的气氛所充塞着，惨象触目皆是。更令人悲愤的是，在侵略者的马嘶和角鸣声里，听不到任何反抗的声音，能逃跑的都逃跑了，能隐避的都隐避去了，那些平日向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睛要这要那的官僚们，都不见影儿了。大地一片沉寂，只有流血的人民在哭泣、呻吟。诗人仰天长叹，将满腔的道愤恨，可见那些“销沉”者，是连禽鸟也不如的。

上片到此，已将“津门旅怀”写出，下片则转入“寄友”。“国破”三句承上启下。“国破山河须在”,用杜甫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既写战后残败的景象，也写诗人惨痛之心情。“须在”,总应该在吧，伤心之极； 纵然人民被杀戮已尽，房室焚毁一空，但山河总不会消失的。正因为山河的“在”,更能触起诗人的心绪，也才能“为我送离忧”。在国破家亡之际，作为诗人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亦只能徒然地发发祝愿和祈祷，但愿这东逝的流水，不要再有什么灾恙，一如往昔地流下去，流到长江，西上达于汉水，把我的满怀忧愁送到友人那里去。诗人的“离忧”不是在忧自己，而是在忧友人、忧家国。津门已经如此，老友居住的武昌又会怎样呢？恐怕也是危在旦夕的吧。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一是“是从来，兴亡多处”,一个国家的兴与亡，从来都不是局部的事，必然要连带到整体； 二是“莽武昌，双岸乱云浮。”武昌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因而历来为兵家所必争，侵略者也不会放过的。你看，汉口两岸，已是乱云浮动，形势已是十分危急了。武昌既然如此，他的友人处境之可忧，也就不须多言了。明知武昌危急、友人危急，而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诗人老、拭苍茫泪，回睇神州。” 自己既是“诗人”,又是“老人”,“百无一用是书生”,更何况老迈年衰？空有满腔愤恨，也只能苍茫泪下，回睇神州而已。也许，他如果不是“诗人”,是诗人如果并未年老，此刻将是另一番怀抱吧。现在真是无可奈何，恨恨不已了。

这首词将国恨、离忧糅和起来写，于国恨之中体现对友人的担忧，在担忧友人的同时，更不忘山河的破碎，从而使他的情感既博大深厚又热切感人。在一片“销沉”恨中，又发出“诗人老”的慨叹，无限怀抱化为无限怅恨，大有“死不暝目”之意。这样，一个有感情，有血气的抒情主体的形象，便呈现在读者的眼前。给人的感受是多方面的，并不是一般的战乱描述。在艺术上，紧扣抒情主体所处的特定环境来展开描写，上下前后，无所不及，所见满目都是惨象。下片沿水流节节而至武昌，历历可数，以见诗人关切之至，情怀之深长。全词写得苍凉凄壮，深挚感人。以词的形式来反映庚子之难，也算是“史诗”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