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惨祸预言记

题“日本女士中江笃济藏本，中国男儿轩辕正裔译述”。十回，光绪癸卯(1903)上海独社铅印本，标“政治小说”。书中谓中国有一高隐之士数十年前著《惨祸预言》,日本东江女士译为东文，轩辕正裔复据以译成中文，且照原意编为章回小说云云，皆出于假托。

《瓜分预言惨祸记》是和《自由结婚》等同时问世的以亡国灭种的警报为醒目主题的小说，在爱国主义的激情方面，《瓜分惨祸预言记》与《自由结婚》,可以说在伯仲之间，而在叙事方法上，却不同于 《自由结婚》之立足未来、“回叙”历史，而是站在现在，“预言”未来。此书付印于光绪癸卯(1903)十一月，却假托明遗民《预言秘牍》 中之 《甲辰年瓜分惨祸预言》,“详叙中国光绪甲辰年 (1924) 以后，万民遭劫，全国为墟，积骸成山，流血成河的惨祸”。小说预言各国已经实行瓜分中国，地图上“这北方一带，便换了俄国的颜色了，这山东便变德国的，两广云南便变法国的，福建浙江便变日本的颜色了，此后，地图上再不能看见我中国的影子了，可怜我们四千年的国家，一旦灭了，连图上也不能占一颜色”。洋兵杀来，“只见大街路上几残椽败瓦，地上堆积着尸骸，断头破脑，裂腹流肠，及那残手缺足的，色色都有，那地上的人血，好不滑人。又见鬼火如球，远近乱滚，黑夜里西风飒飒，鸦鹊无闻，只听啾啾鬼泣之声，那满地尸骸，都隐隐有坐立哀啼之状”,真把战祸之惨，形容得淋漓尽致。洋人瓜分中国之后，又实行残酷的灭种政策：“民间妇女，彼国兵可以任意奸占，若奸生了子，便扑杀了，盖以不愿与中国种混合也； 每有小童，或被游兵抽在枪上作戏，其法先抽在枪末刀上，尽力一送，腾到空中，却将已装的弹子击去，及小孩坠下来，又用枪口刀戳上接着”,人民受此残虐，不及一年，恐当被灭净尽了。小说在结尾处云：如人人读了此书，“能知吾人身上一点血一根毛、连那吾人宗祖父母的一点血一根毛，都是这国培养的，不可不爱；又知那无国之民，必被人斥逐，不可不惧，并知国家本人民之公产，人民乃国土之主人，便能发出宁舍此身以存吾国的思想，那中国非但不至瓜分，直可雄甲地球。只可怕是读此书的，不能将此书中可丑可惧可惨之事，作为鉴别，将那可喜可慰可望之事，极力研究，那我的预言，恐怕都一一应验了，定不可痛？”作者称此书为《醒魂散》,又名《赔泪录》,并自觉将小说的付印出版称为“一宗的报国之事”,这种爱国热情，是极为可贵的。
那么，作者所说的“可丑可惧可惨之事”是些什么呢？这就是： 当外洋各国欲要吞灭中国之际，“不趁早预备抵挡，却只满是私欲，专打一身一家之计，及到那祸已临头，父母被杀，妻女被淫，财产遭劫，身躯受戮”。如富翁金虞、任不显，临难不肯捐钱兴办乡团，不特钱财一空，身躯难得，还要被人唾骂；教习吴钟清恋着妻子，怕死贪生，结果妻子被淫，性命不保； 学堂监院王本心胡说“我们自身保自身，管他国家则甚？”后被洋兵杀死；商州知县石守古“本是个汉人，却尽力助着满洲朝廷来欺压我们同种，如今见又来了别一个满洲，他便将这忠满洲的去忠他”,竟诬爱国混乱，终为义民所杀； 申为己、胡国襄本为义军成员，临阵投降洋人，反来残杀同胞，实为民族败类，也不得善终。小说写申为己后被英人逮捕入监：

申为己能说数句英语，每见监狱的英人，便打着英语和他说话，一日大触洋人之怒，骂道： “你能懂英文，何不考究我国政治法律之书，将你国家变革起来，以图兴盛，便与诸国往来交通，互受利益，也免得各国劳师动众，前来灭你们。你不能藉着能懂英文，去求学问，倒想藉着会英文，在我们面前玩弄，想做着我们的奴隶，岂知那满洲人才是我们奴隶，你是满洲人的奴隶，何能配做我奴隶呢！”

同《自由结婚》一样，《瓜分惨祸预言记》在对“爱财不爱国、爱身不爱群”的同族丑类进行抨击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全民族的觉醒问题：“他们口口声声说国家是皇帝的，地方上的事有官呢，甚至说一时乱了，富的变穷，穷的变富，或且我反发一番财，得一个好婆子呢”,这等“刀子过颈，也是无热血出来”的麻木心态，才是使中国寂然无声的亡了的最根本的原因。要使中国死中复生，关键一着在 “人人醒悟”,这可说是这类小说最杰出的贡献。
至于小说中所说的“可喜可慰可望之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有一批志士仁人，满怀爱国主义激情，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奔走，且他们之“布置”,确有转祸为福之功效。发州公立学校教习华永年听说东三省瓜分已经实行，养成自己寸肤滴血的中国即将灭亡，激励学生说：“这国一日未亡，我们须是竭我心血，尽我心力的图谋挽救，就是到那无可奈何的时候死了，也算略曾代这所爱的国用了心力一场，若是便胡乱死了，这中国生我，岂不是和生鸡狗虫蚁一般么？”充分道出了一大群“竭我心血，尽我心力”以图挽救国家危亡的英雄人物的心声。这里既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人物夏震欧、华永年、曾子兴，也有奋勇杀敌、以身殉国的烈士史有名、方是仁、章千载、万国闻等。女英雄夏震欧于举国皆亡之际，倡兴华府独立，新立兴华邦共和国，被推举为大统领，自谓“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的儿子么？”故誓为中国 “抚孤”,不及嫁人。华永年领导璇潭实行自治，卒得保全，也说“中国乃其爱妻，而今所存之兴华邦璇潭，乃遗留的簪珥也…”,故曰“吾有一强壮美丽之妻，已经亡失了，剩这遗留簪珥，吾望着，每暗自神伤，不忍复娶也。”尚水与洋人一战，史有名引发炸药炸死洋人，不防身上火药着了，烧断两腿，半身焦烂，临死犹说： “诸君须是用心勉力，为我中国留个纪念。我们今日不死，到了没有国的时候，到东被人逐，西被人杀，……那时也是死，倒不如今日战死了，尚留些英气存在世间。”忠义之气，直逼云霄。唐人辉、史有光与俄兵鏖战，全军覆没，连西洋赤字会也大为叹服，尽将这班志士的尸体摆在一处照了像，带回西国，置在博物馆世界英雄遗像之傍。曾子兴向美军求援不遂，撞墙而死，临终时口内犹喃喃呼道：“我们的爱国，我等同胞，我如今不能爱你了。”在旁边的美官十分钦敬，命人厚殓，并录下遗言，送交其友人。
《瓜分惨祸预言记》是所有同类小说中唯一终篇了的，是唯一具体构想了《自由结婚》所要写而未能写的如何在亡国灭种的威胁日益迫近的情势下，“以英雄之本领，建立国家之大业”的。小说重点叙写了商州、发州、兴华府等处的 “布置”及其结局。商州民众推举曾子兴为领袖，成立义勇队，誓与洋人决战。知县石守古诬以 “倡乱”罪名，将曾子兴拿办。群乃知用 “和平办法” 已无效果，便杀了知县，推曾子兴当之，将一县的内政急急整理起来，“行仿那世界通行的政治，分着立法、行法、司法三部，立法权归民人，由全乡人民公举的议士操之； 行法权须经学过专门者掌之； 司法部是监察行法的，只举公正之人当之”,惟因地少力薄，终为抚台率兵围捕，归于失败。后英王郡主喇弗青奈见商州人誓不乞降，大为叹服道：“中国有如此人杰，而至于灭亡，真不幸也。”归奏英王，英王许商州一县人民与英民平等，同受自由之福； 发州华永年，帮助璇潭乡练乡兵，设警察，以抵御九国洋人，且实行地方自治：“乡人定每月或两月聚会一次，每年大会一次，公议一切有益大众之事，每议事皆以举手为决”,又将地方管理得清清洁洁，“不给外人看是野蛮地方”。洋人清乡至此，闻此乡早已自治，派洋官验看，“果然自治规模，粲然可观，有议事厅，有乡官办事公所，有乡兵军械所，有农牧试验场，有警察署，有图书楼，有学堂，有卫生局，道路清洁，屋舍整齐，人民武健，妇孺雍容； 又见到有通乡办理公事出入清单，及所有乡事公议布告之文，都是有益全乡人智慧身体财利之事”,洋官吃了一惊，以为遇文明之人，妄以野蛮之法加之，犯了公理，必为万国所唾骂，璇潭乡以弹丸之地，竟得保全。兴华府则将官府赶了，自为一国，制了独立的国旗，定国号为兴华邦共和国，公定了官制宪法，宣布“不能承认满清政府与外人私订之约”,“所有内治外交之权，实惟我新立兴华邦共和国人民之所自操”,老幼男妇，无不存以一死报国之志，外国见其民气如此，只得承认独立，自此兴华邦遂克屹立海畔，为汉种仅有之一片土，以延黄帝之裔，不至尽数为奴，以底灭亡。欧美各国新闻，皆言必能渐次克复全国故址。由此可见，作者所构想的救国方案，除了动员民众，进来英勇抗争之外，还得与民以权，实行民主政体，这就将民主革命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确为卓见。
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瓜分惨祸预言记》在两个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一是关于仇满的问题。小说痛斥满人之阻挠变法，说“我们汉人已知非变法不可以图存，彼等偏恐变了法，我们汉人乖起来，彼便不得奴役我们，宁可将我土地割与外人，不许我们汉人得志”。革命派之仇满，并非不赞成改革，不赞成立宪，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满人是异族，是决不肯改革的，只有铲除满州，方得救国。作为一种救国方略，本也无可非议，然小说所宣扬的 “杀尽满人” 的极端主张，甚至以赞扬的笔调写屠尽满人之后，“有提着满人的腿的，有提着臂的，纷纷取向炉火烘来乱啖，以为下酒之物”,又将满妇淫遍，口中嚷道： “你们入关时淫我妇女，而今也要偿债了！”却是毫不足取的。另一是关于对待洋人的态度。小说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揭露洋人对“野蛮人”烧杀奸淫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对洋人的文明与公正给予好评，一再表明 “洋官定不轻杀爱国的义士”。第九回叙华永年至洋官衙署索还被擒义士甄得福、刘千秋，洋官答道：“敝国所到之处，从不难为有智慧的爱国之人。若是有智慧而不爱国，如留学欧美回来，仍祇求利禄之辈，有爱国心而无智慧，如义和拳之不知国家为民众之公产、而妄行仇外者，皆必杀却无赦。至如刘甄二君，毁家为国，此敝国文明人所礼敬者也。”小说对洋人的矛盾心态，反映了在中国人面前，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先生这种一身而二任焉的矛盾，其中固不乏对侵略者的幻想成分，但确实具有其历史的规定性，一般不必绝然否定。
应该顺便提到的是对于留学生的评价。同一时期的 《浙江潮》 曾刊出一篇文章，认为“今日之责任，断不能不归于留学生”,因为只有留学生，才能“挟其学，挟其智，挟其才，挟其手段以救中国”。但这类小说却颇不以为然。如《自由结婚》写道： “那时留学生，仿佛是个英雄豪杰的别名，少年人以留学为大荣耀的事情，足迹出了国门，没有一个不诩诩然拿国家自任。岂知人心叵测，天良难恃。起初虽然有些大志，后来也终究变去了。其中缘故，不止一端。大约因为起初富贵功名相去还不知几千万里，乐得大言欺人，博得些声名； 后来富贵功名近在眼前，只要降心辱身，蝇营狗钻，便有无穷的希望。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先好而后坏，先智而后愚，其实他们这种人，始终惟利是图，倘若要问他们究竟守定什么宗旨，他们只好呆呆的不作声了。” 《瓜分惨祸预言记》 也提到，中国在外的留学生，单日本己有千余人，亡国时真归来为国流血的，只有二十四人，因而感慨道：“看官，你不要听留学生三字，便敬的了不得。他们那里真个爱国，不过因那爱国，爱群，革命，流血，独立，仇满，保皇，立宪等语，是那时行的口头话，若不能说说来给人听，便觉得没趣，何曾有是言有是心呢？”这一声声对于自命不凡的口头爱国分子的当头棒喝，都归结到一个“革命志士”的自我改造的问题，令人想起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提出的革命志士 “必须先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的主张。
从美学意蕴上讲，这类小说的情调是低沉而悲壮的，因而同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一般是合拍的，但题材的非写实性和民族情感的偏狭性，又使作品缺少生活的灵气。由于现状形势的严峻性和急迫性，使作者无暇更多地赋予作品以审美性，理念往往压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