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歌中“盛唐气象”的境象表征

“盛唐气象”, 是指盛唐诗中所反映出来的大唐特定历史时空里的社会风貌与时代情绪，是盛世精神在唐诗中的表现或象征。王维诗歌是盛唐盛世的产物，或言之，王维诗歌只能产生于盛唐盛世。而王维这个一生以诗歌为盛唐作注的诗人，他也最能把控盛世精神，反映时代情绪，而使盛唐盛世所特有的“盛唐气象”得以超诣表现。因此，王维的诗歌，亦可谓“盛唐气象”的最精彩诠释。

一、盛唐气象，是一种与时代步履参差的盛世精神

如果要在盛唐诗中遴选两句反映“盛唐气象”最生动也最精妙的诗句，看来真没有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更合适的了。王维的这二句诗，气象高华，盛丽至极，大唐的早朝场面，帝国的君王威仪，那种排场，那种气派，那种威赫声势，那种恢宏气象，很难找到可以与之匹配的描写。君不见，巍峨的宫殿大门层层叠叠，如九重天门而迤逦打开；毕恭毕敬的万国使节，诚惶诚恐拜倒丹墀。这幅“大明宫早朝图”, 表现出来的那种光明璀璨而仪态万千的气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盛大国力，一个时代的蓬勃精神，乃至一个民族的高度自信。概言之，即是非常生动的“盛唐气象”。

然而，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这样的反映是不是准确？王维诗写的是肃宗朝，写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大唐，此时的唐朝是不是还有盛世气象呢？

裴斐说：“若从史家角度看，与安史之乱相始终的肃宗朝自不待言，便是玄宗后期亦绝非盛世。现代史家范文澜先生认为唐中期的社会祸乱实由开元二十四年玄宗专任李林甫开始，并把整个天宝称之为‘酿乱期’, 是很有道理的。”裴斐认为，李林甫执政已非盛唐，岂来盛唐气象？故而，他非常尖锐地指出：“既然历史记载和李白诗歌提供的都是危机四伏和动乱的现实， ‘盛唐气象’究应从哪儿去找呢？”而“李杜迥别于他人，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密切联系，在于他们作品所具有的批判和揭露的性质”。因此，他认为：说李白诗的盛唐气象，实在是古往今来对李白的大误解。因为， “李杜都是大器晚成，他们成为伟大诗人都是从四十四岁那年开始的”。李白创作成熟于玄宗后期，当时盛世已是一种虚弱的假象，李白的卓越之处就在唯有他觉察出了正在酝酿之中的社会危机；而杜甫的成熟期在安史之乱后，反映的更不是“盛唐气象”了。“李杜则反映了盛世的崩溃———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1]45-49。虽然裴斐关于盛唐盛世时段的恒定值得商榷，与史称“开元盛世”有别，但是，他认为“盛唐气象”只能发生于特殊的盛唐时空里，这个观点，我们还是能够部分认同的。

其实，开元后期已非盛世，持此看法者不在少数，我们也暂不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我们所关注的是，李林甫执政始，即开元后期，乃至天宝初期，其间诗人之诗文还能不能反映盛唐气象。葛晓音的观点应该是“能”。她说：“尽管从盛唐诗的总体成就来看，其高潮是在天宝后期。但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正是盛唐诗的魅力所在。它们虽在李白和岑参的诗里仍然得到集中的反映，但作为一代文人共同的精神风貌，并没有在天宝年间得到普遍的延续。从这一点上来说，开元精神才是盛唐气象的核心，也是盛唐时代性格的代表。”[2]335-349这段话的表达很曲婉，意谓：天宝后期的诗歌也是应该要反映“开元风貌”的；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开元精神”只有“在李白和岑参的诗里仍然得到集中的反映”。著名学者杨义的观点则非常耐人寻味，他在《李杜诗学》里指出：“这种充盈着生命、充溢着力度的诗学，体现了盛唐魄力和盛唐气象。或者说，李杜以盛唐气象和魄力改写了或新创了中国诗学。”[3]7杨义的观点是：即便是非“开元”时期，也能够反映“盛唐气象”。“他 (李白) 竟然还写出如此雄奇的诗篇，除了个人的才性气质之外，说明盛唐气象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并不随它的历史时代的过去而立即消失。这就是精神与时代步履参差的地方”;因此， “只不过李白《行路难》感受着盛唐危机，作为其感受形式的叩问苍天和古今的心理时间形态，依然体现着盛唐气象”。他甚至认为， “鹰、马意象的分述与对举的频繁出现，是杜甫早年从盛唐气象汲取魄力的结果”[3]175。李泽厚与杨义的观点非常接近。他在《盛唐之音》中指出：“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他以《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城谢朓楼饯别》、《江夏赠韦南陵冰》、《客中作》、《下江陵》等六诗为例。他认为，李白“在盛唐艺术里奏出了最强音”, 是“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4]131-132。《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揭露权贵当道、小人得志的社会现实，抒写曲高和寡，遭人谗毁的悲愤，表示要超脱荣辱穷达之念而飘然隐居。《下江陵》写其流放释归的无比欣喜之情，而《江夏赠韦南陵冰》写其遇赦逢友，又惊又喜，诗人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为何李泽厚所举尽是李白写于天宝后期乃至肃宗朝时的作品，且作非常具体的引述呢？这就非常发人深思了。难道他不懂这些作品写的什么以及怎么写的吗？应该说他也不是轻易要授人口实的。裴斐就对这种说法十分不满，他批评说：“根据他的论述，甚至安史之乱也属于‘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1]44然而，罗宗强的说法则可为李泽厚论作解：“由于他 (李白) 到底是盛唐社会哺育起来的一代，因此，虽抨击黑暗，但不是冷眼旁观，不是悲观失望，而依然感情激昂。写的是黑暗，而传达出来的精神风貌却仍然是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盛唐精神。”[5]82这些著名学者的论述，除了裴斐外，其他人都在力证：即便是开元后期乃至天宝乃至肃、代宗时期产生的诗作，也是能够反映盛唐气象的。既然“开元”后期李杜以批判政治腐朽、揭露社会黑暗为题旨的诗歌，也能反映出盛唐气象来，而“开元”后期王维以反映动乱后政治中兴为题旨的诗歌，为什么就不能反映盛唐气象呢？

王维“九天阊阖”所反映出来的是不是“盛唐气象”呢？所谓“盛唐气象”, 是以反映风云雷电之变化的大气物理现象的所谓“气象”, 来喻指盛唐诗中所反映出来的大唐特定历史时空里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而不是特指一种或某几种风格，也不是特指唐人的一种青春活力或生命情调。胡应麟《诗薮》曰：“盛唐诗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胡氏所撷此三联，极其精准地概括了他们的各自时代，而得出了“文章关气运，非人力”的结论。不同的国家形势、时代精神，而在诗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气象风貌，这既是客观的反映，又有主观的化合，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他则特别强调了时代精神的因素。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其盛衰也是一种可以被认识的现象，是客观的可感的，因此，这种现象折光于诗中或是被诗揭示出来，就成为“气象”了。“海日”句，就是对大唐特定历史时空的时代精神和盛世风貌的生动表现。王维是盛唐宠儿，他的一生基本与盛唐盛世相始终。王维久在长安，长安造就了王维，王维也影响了长安。王维的活动半径，基本上是在盛世长安，是围绕着皇权中央转的。唐王朝618年建国，经过一百年的积蓄与准备， 713年 (开元年) 进入盛唐，王维时年13岁。王维自小生活的永济，本来就十分的富庶繁荣，人称为“中京”。而他15岁闯荡京师，所见更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那时候杜甫 (712-770) 刚出生。安史之乱的空前浩劫，使唐朝元气大伤，但这也只是大唐帝国衰落的开始，而没有到“全面崩溃的时代”。肃宗朝李唐政权转危为安，代宗朝更是整顿朝纲，社会趋于稳定繁荣，百姓也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举国上下沉浸在否极泰来的激动中，大唐又呈中兴盛世之气象。而对于王维这个具体人来说，获得解放，获得新生， “故叛乱及其破坏从未进入他的脑海”[6]41, 因此也特别欢欣鼓舞。其“九天阊阖”的描绘，也是当时的现实盛况，那些协助平定安禄山之乱的契丹、吐蕃、回纥、南蛮等多国或部落的军队一时尚未撤走，各国可汗、君主或将帅亦每日参与朝会。王维诗中的反映，虽然有其诗的理想成分，有其精神世界的映象，但主要还是生活真实与社会本质的生动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诗歌也是一种记载，是诗人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特点鲜明的历史性的文化记忆与生命吟哦。盛唐气象，不仅是一种特殊时空里的时代风貌，也是一种或“与时代步履参差”的盛世精神。故而，赵殿成按曰：“早朝四作，气格雄深，句调工丽，皆律诗之佳者。”他说：“至《瀛奎律髓》以京师喋血之后，疮痍未复，而四人夸美朝仪如此，讥其已泰，宋人腐语，尤属可嗤。” (《王右丞集笺注》)

二、盛唐气象，是盛唐诗人感性和知性的经历的记载

我们说王维的诗最能够反映“盛唐气象”, 最能生动体现盛唐精神，这就势必涉及到要与李杜比较的问题。我们这么说的用意，不是要让王维与李杜颃颉而一分高下，抑或重新定位排名，而实在是想在厘清“盛唐气象”的概念上做点努力。

“盛唐气象”, 亦有“盛唐精神”、“盛唐之音”、“盛唐风骨”之谓，都是指唐诗中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社会历史的风貌，应该都是具有盛唐社会本质或时代主流特点的时代气象。而“盛唐气象”原本只是一种直觉感兴，停留在价值判断层次，属于以实用为目的的传统批评话语，在唐诗研究中的使用频率极高，然语义含混、长期争讼且莫衷一是，甚至成为可以随便加冕的高级形容词。说句俏皮话，那是李白、杜甫惹的祸。明清以后的诗论家承严羽之说，而将“盛唐气象”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专有术语，也逐渐成为一个评价盛唐诗人诗作的最概括、最崇高的形容词。因为李白太伟大，杜甫也很崇高，凡是最崇高、最伟大的形容词就归李杜所有。这实质上是“为尊者讳”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最早提出“盛唐气象”概念的是严羽吧，他在《答吴景仙书》说：“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严羽将宋诗代表人物比作子路，而且是未事孔夫子时的子路，语含鄙弃奚落。意思说，苏轼、黄庭坚他们的诗，太直接、太粗鲁，也太不婉转而不能耐人寻味。严羽诗学标举王孟，以蕴藉含蓄美为圭臬，竭力推崇浑化之体，崇尚微婉天籁的诗教审美意义。所谓“浑厚”, 浑化无迹而蕴涵深厚。“浑”即浑然化合，无迹可求，不落言筌，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司空图语) ;“厚”即敦厚温婉，蕴藉隽永，即“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语) 。何谓“劲健”呢？意谓太直接太直露太直促，不委婉不和平， “尚健而野”, 趋“劲”则莽。一般而言，感激发越，奋笔疾书的劲健之笔，直写现实时事，直抒内心悲愤。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王夫之认为，杜甫所谓“健笔纵横”是对庾信的误读，也是对后人竞相仿效的误导。他毫不留情地抨击说：“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问津。”[7]270-271其实，王夫之所不认可的也是一种气象，即认为“劲健”不是盛唐气象。当代学者中，林庚比较早地专论盛唐气象，他在《盛唐气象》一文中形象描绘说：“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使得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那么新鲜，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当然‘气象’二字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不像风骨本身那么具体，然而‘盛唐气象’却与‘建安风骨’同样是具体的，它是古代诗歌中理想的艺术形象。”他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8]综合诸多关于盛唐气象的论述，我们以为，所谓“盛唐气象”, 就是盛唐诗人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敏锐感受与深刻理解而在诗中的艺术反映。因此， “盛唐气象”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内容，即要深刻反映盛世社会的本质，客观再现历史进程的真实，生动表现时代情绪的主旋律；二是形式，境界光朗而不纤弱，格调健康而不猥琐，意象明丽而不枯病，语言清淳而不晦涩。

“九叶派”代表诗人郑敏在《诗人与矛盾》中说：“凡是诗，都是诗人的感性和知性的经历的记载。”[9]45诗歌创作来自于时代生活，更来自于诗人自身的人生经历。诗中的反映，与诗人所遇经历、所处环境、所居状态以及对这些的体感程度密切相关。时代精神可以赋予诗人特有的文化气质；诗人的人生体验和情绪感念，也可以赋予时代文化更加深刻的蕴涵。为什么在同一时代里之所见，有人尽“祥鹤”而有人则多“哀鸿”?为什么对待同一事物有人歌颂而有人批判呢？我们不欣赏阶级斗争的思维，我们也反对用深刻肤浅来简单评判。我们以为，这主要与诗人的生存环境与际遇经历有关，而同一时代则给不同诗人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大致分为大小环境两种， “大环境指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社会性因素，小环境则指他们在某时某地所处的人际背景和自然环境，那是个人生活活动的具体场所，是个人感情产生的主要来源及情感抒发的载体。大环境对人的生存活动和感情形成有关键性的作用，但这作用不是直接的，直接影响诗人生活质量和情感构成的是他具体生活的小环境”[10]。我们认为，李白、杜甫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王维反映的也是社会现实，所以有云泥之别，就是因为他们所处“小环境”不同。李白、杜甫确实写出了一批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丑恶的作品，而我们就评论说他们见微知著，敏锐深刻，把握社会脉搏、洞察历史真相、预见发展大势等等，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无限上纲。评价古代诗人也需要历史眼光，需要史识与史观，需要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需要客观公允的科学态度。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切联系相关，我们对诗人的行为既不能不切实际地过分苛求，也不能没有分寸地过于神化。譬如杜甫，遭逢安史之乱，他颠沛流离，所到之处皆战乱与凋敝，可谓满目疮痍，饿殍枕藉，他自己也连饭都不得到嘴。有人就说杜甫是在用他的潦倒的人生来丈量大唐河山的幅员。但是，他后来在夔州结识了一个地方军阀柏茂琳，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小日子相对比较稳定。他住在白帝城的西阁，还有了四十亩地，有了家奴与佣人。这些都是朱东润先生的《杜甫叙论》里写到的。朱先生说：“为什么杜甫到了夔州以后，他在思想性方面比以前差了呢？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生活和人民有了距离。这不是说他脱离了人民，而是他在痛苦之中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的遭遇。”譬如他写于夔州的《登高》, 为古人捧为“古今第一律”, 诗中悲慨万端，百感交集，说的都是自己的作客之悲，是“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无奈， “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的遭遇”。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 就是写他当时生活现状的。朱先生认为他上演的是雨果《笑面人》的角色，心头极其沉痛，脸上还要有刻板的喜悦。杜甫夔州时的诗为什么这么写，这是由“诗人的感性和知性的经历”所决定的。

我们还是以《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来说吧。贾至，天宝末任中书舍人，备受玄宗信任，诗文著称一时，其传位册文典雅华瞻，甚受中唐古文作家独孤及、梁肃等文章巨擘推崇，被誉为“历历如西汉时文” (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新唐书•贾至传》载：延和元年 (712) , 玄宗登基，中书舍人贾曾为其父睿宗作传位册文；四十四年后，肃宗继位，同为中书舍人的贾至则为其父玄宗作传位册文。玄宗不胜感慨，对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继美。”据《旧唐书•肃宗本记》载至德二年 (757) 六月， “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唐军形成了一支包括阿拉伯人的联合国部队，先后收复长安与洛阳。十月丁卯，肃宗还京，入居大明宫，旋大赦天下，改元乾元 (758) 。中书舍人贾至踌躇满志，早朝后写成《早朝大明宫》诗，遍示两省同僚，一时和者甚众。和诗中为历代诗论家所推赏的除了王维的诗，还有岑参与杜甫的诗。杜甫时官为左拾遗，属门下省。岑参时官为右补阙，属中书省。王维时为太子中允。杜甫官八品，岑参七品，王维与贾至平级，均五品。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道：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四大国手的同题作文，杜甫不及王、岑。杜甫最擅七律，然却垫底殿末，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以为原因有三：其一，杜甫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至德二年 (757) 四月，杜甫历尽艰险而投奔灵武新朝，遂有“左拾遗”之擢，其《述怀》诗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虽然总算入列朝官，但毕竟在朝时间太短，早朝之盛也许从来就没见过，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古人评曰：“王母仙桃，非朝事也；堂成而燕雀贺，非朝时境也。五夜便日暖耶？舛也。且日暖非早时也。若夫旌旗之动，宫殿之高，未尝朝者也。曰朝罢，乱也。诗成与早朝半四句，乏主客也。如是非律矣。”而“燕雀每于天光焕发之后，高飞四散，此句咏‘早’字甚得，然写作宫殿间景致，未免荒凉耳。要之于堂成而燕雀贺之说，杳不相干也。”[11]180其二，杜甫不擅长这种题材。这与其台阁应酬诗写得不多也有关。方回《瀛奎律髓》里称这种诗为“朝省诗”。朝省诗和应制诗均极难对付，最见诗人翰苑文学的功力。同僚间酬唱之作，也要平正典雅，语词富丽，对仗精工，且不乏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之旨。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他解释说：“富贵题出语自关福相，于此可占诸人终身穷达，又不当以诗论者。”意思是杜乃穷途潦倒人，岂可说出富贵话来。故而，此诗寒伧，富贵庄严气象不足。其三，杜甫没有处理好酬答关系。其实，杜甫也真不是个不愿歌功颂德的人，这在他不少的干谒诗里可见一斑，而只是没有这种机会罢了。好不容易碰上个与其上峰和诗的机会，便恭恭敬敬，战战兢兢，使尽全力去恭维奉承，关注点就不在早朝了。诗的后半意竭气弱而语亦俗也。难怪胡应麟《诗薮》说：《早朝》四诗中“工部诗全首轻扬，较他篇沉著浑雄，如出二手”。沈德潜也说：“早朝唱和诗，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鲁、卫之目。贾作平平，杜作无朝之正位，不存可也。”[12]436沈公认为问题出在跑题，即杜诗未把“朝”字放在正位，使主题落空。故其《唐诗别裁》选杜甫七律五十七首，而不存此和诗。

我们说杜诗没能很好地反映出“盛唐气象”来，不是贬低杜甫。只是说，杜甫与王维若有一比的话，在反映盛世精神上，杜甫稍逊一筹也。而王维此和诗， “它皆不及，盖气象阔大，音律雄浑，句法典重，用字清新，无所不备故也。” (《批点唐音》) ;“此诗如日月五星，光华灿烂” (《唐诗观澜集》) 。尤其是诗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正是其他三诗里所不能有的。真正的诗人，具有一种反映时代的自觉与天赋，而诗人对时代的反映又受制于时代，而这种反映又是通过时代对诗人的影响和作用于作家的思想情感来实现的。身处盛唐的李白、杜甫一再失意，一生漂泊，二者皆属气大不顺者也，他们所处的“小环境”让他们看什么也“不顺眼”, 诚然，他们看得多的也是社会的凋敝处。李白诗的重要题旨就是抒发政治不遇的苦恼忧愤，其诗乃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的精神狂飙。杜诗最让人推崇的诗，则主要是盛唐衰败的记录，皆灵魂的呻吟。盛唐的大背景，固然“能激发诗人们选择理想化的社会角色和政治目标，但却未能给他们实现这种人生理想提供必要的条件。相反在诗人的人生实践中，现实背景往往构成了诗人人生理想的‘反实现’的因素。而只要翻阅盛唐诗人的诗歌及生平资料，不难发现，盛唐诗人生活的小环境并非那么理想，他们所选择的社会角色、所确立的政治理想，几乎都成了幻影，失意和困苦几乎成了他们感情的基本内容”[10]。而一定要将李杜的那些“幻影、失意和困苦几乎成了他们感情的基本内容”的诗，说成是反映了“盛唐气象”或是代表了“盛唐精神”, 就只能生拉硬扯了。事实上就有人评论李白说， “盛唐气象是一种从满怀生存忧患的诗人的诗歌中所折射出的盛世悲音，悲唱中包蕴着忧世救世的仁者情怀、傲对权贵的抗争精神、超脱痛苦的自由意愿，抒写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这样的辩说似乎也太过牵强附会了。

李杜的诗，与王维的诗一样，都是盛唐社会的反映，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然而，不管哪个时代，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本质与非本质之分，也有上升期与没落期之分。虽然都是盛唐的社会反映，李杜反映的是盛唐的下降“气象”, 王维反映的则是盛唐的上升“气象”。我们既反对盛唐精神就是歌颂而不能批判的观点，也不同意“反映盛世崩溃”就比“反映盛世繁荣”高明的说法。我们说王维最擅反映时代主旋律，最擅表现“盛唐气象”, 绝不等于说在诗歌的文学性与社会性上李杜不如王维。

三、盛唐气象，反映的是人和世界间稳定的和谐关系

美国文学批评家桑塔耶那：“最伟大的诗人都是哲思的，诗像哲学一样，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最高形式，伟大的诗像哲学一样，是对宇宙间最深刻关系的把握。”盛唐气象，具体表现在诗歌中，就是盛唐的那种盛大富丽的时代风貌，和谐宁靖的社会愿景，蓬勃豪上的盛世精神。王维诗中是怎样把握与反映的呢？

王维的朝省诗，是其最直接反映盛唐精神的体式。王维乃应制诗的天下第一人[13], “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 (《唐诗选胜直解》) 。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诗曰：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

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

本来不易写好的应制诗，王维却写得意趣淋漓，放收自若，从容于规矩，精工整炼而不失其瑞丽飞扬，形象反映了盛唐帝都长安的盛世神采。《昭昧詹言》谓此诗“起二句，先以山川将长安宫阙大势定其方位，此亦擒题之命脉法也。譬如画大轴画，先界轮廓，又如弈棋，先布势子，以后乃好依其间架而次第为之。”其实，中间四句更是兴象高华，气象万千。诗以“回望”展现出盛世帝都长安的神采：城阁宏伟，街市繁盛，风调雨顺，百姓安居，百业昌盛。“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如同高峰突起而天然秀发。《而庵说唐诗》评曰：“右丞诗都从大处发意，此作有大体裁，所以笔如游龙，极其自在，得大宽转也。”这幅明丽的春望图，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天道顺应、自然和合、节候不悖的气象，这是非常典型的八世纪中期的大唐气象。

王维的田园诗，则从乡村原野的角度来表现盛唐气象。他笔下的农村“极目无氛垢”, 不像杜甫满目疮痍，而有“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北征》) 之忧患。王维的这些田园诗基调明朗健康，气象祥和闲适。“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 (《新晴野望》) 纵目四望，进入眼帘的是闲适温馨的盛世农村景象。诗中远近动静，人事物我，原野生意无限，意境清幽秀丽。《渭川田家》以夕阳斜照下的村落为背景，是一幅恬然自乐的田家晚归图，写人皆及时归的一种惬意与安乐，耕者皆有其田，居者皆有其屋，老有所养，幼有所爱，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表现的是一种无所用心也无所事事的神态，安逸洒脱、怡然自乐的闲适心情。诗人“时倚檐前树，远看原上村” (《辋川闲居》) 这是一种绝对闲适的状态，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应该说，人的休闲状态，是开明盛世的产物。这种以自然情怀为情怀的休闲状态，不可能生成于一个政治动乱、经济凋敝的社会，不可成为一群穷窘潦倒者的精神状态。而王维以“闲”的方式所获得的“闲”的状态，他的精神绝对放松，人的意志高度自由，比较起魏晋风度来，是一种真正的潇洒，是摆脱了社会压力而以极度自由为高蹈形式的人生境界，是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的生命享受。这些田园诗，反映出来的是盛世社会的升平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和谐安定，是典型的盛世气象。

维克多•雨果说：“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和哲学家……任何诗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还有一个蓄存器，这便是热情；由此便从他们的脑海里产生那些巨大的发光的身影，这些身影将永恒地照彻黑暗的人类长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理解是，诗人的反映，诗人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不是表面的，不是局部的，不是非本质的，也不是机械的。也就是说，单有“反映镜”的反映还不是“诗”, 还不能真正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王维反映社会，不是直接的正面的“反映镜”式的，而是象喻性的，象征性的，其中的深蕴往往是需要人“参”出来的，他的《终南山》就是杰出的代表，是很能够反映盛唐精神的。《终南山》诗云：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起笔写山大到极致，向垂直方向扩展，也向水平方向延伸，具有“宇宙论式的拓展”的意味。颔联虚接，从虚处写，用白云和青霭来写山，写游山的情态，显示山的深远，显示进入的深度，人也消融于时空和外物的深度里，无意于时空的存在，似也无意于美的存在。诗人以十分愉悦的欣赏态度，描写被捉弄了的感觉，身在山中，如入幻境，刚刚走出茫茫云海，迎面又是合拢上来的蒙蒙青霭，这是瞬息性艺术感觉的永恒性呈示，是其同化于自然的自然感悟，表现的是一种色相俱空的禅悦，也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动静变常、分合有无的形上境界。颈联巧转，以天文天候写山。“分野”句侧重于从区域方面写山内部的纵深，其领域之广大，大到对应天文分野。而“阴晴”句侧重于从天候方面写山的神奇，在阴晴变化下千岩万壑的景象相差悬殊，显示出千形万态的奇幻。尾联更是奇笔， “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王维以40个字为偌大一座终南山传神写照，在变化中写山，写山的变化，用有限语言而作整体把握， “意余于象”, 以不全求全。全诗句句写山，也句句写人，写山其实是在写的人与山的关系。写人的存在感，敬畏感，与超越感，写的人的安定感，获得感，与休闲感。这种以不全求全而以虚写实的方法，是诗人对世界关系的深刻把握。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说是从《终南山》读出了盛唐诗人对世界的存在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信赖。川合康三是当代日本杰出的唐诗学者，他的《终南山的变容———由盛唐到中唐》非常机智，全唐诗中写终南山的诗1500首之多，他排列出几十首盛唐到中唐的南山诗，展示终南山不同时期的不同面目，即终南山的变容。文章中主要拿韩愈《南山诗》与王维《终南山》比较。他说：“盛唐诗中风景的特征之一是景观广大无边无际，到中唐这点已经不再显著，这与我们在盛唐和中唐有关终南山的诗歌中看到的差别大概是相关的。盛唐诗人用精练的语言把握无边际的世界整体，这与其说是实景，不如说是他们在观念层次上领会到的风景，在其背后有着盛唐人共有的安定的世界观。他们凭借着这样的世界观，使认知对象扩展到了眼睛无法看到的世界尽头，天地全界都是可以认知的对象。”川合康三还指出：“盛唐时人们的视野扩展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方，瞬间就把握了世界的全体。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恐怕是因为那种超越个人的文化结构保证了人和世界间稳定的和谐关系。到中唐时期，这种认知世界的结构似乎已经解体，中唐文人只能在个人的经验、知觉的基础上去领会对象了。”[14]74-79因此，即便是力大思雄的韩愈，他写终南山102韵， 204句， 1020个字， “差不多把一切有生无生之物，捕捉进来当作形容的工具的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诗人笔下的南山，奇诡古奥，光怪陆离，群峰间呈现的是既对峙且统一的万千气象，给人一种相生相克、相斥相依的艺术美感。用川合康三的话说，诗之“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韩愈反映的是中唐气象，是中唐人与自然的关系。王维韩愈二诗的区别，主要在时代，各自也都写出了各自所在的时代气象，写出了时代精神。

王维的山水诗如《汉江临泛》、《华岳》、《山居秋暝》等，都很生动地表现了盛唐气象。王维的山水诗“以一种高度净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旷逸恬淡宁静和谐的情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气象。”[15]352-353譬如《山居秋暝》写“空山”, 其实写得“妙有万象”, 写的是盛世，只有盛世，才有这样的宁靖与和睦，才有这样的无可无不可。“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盛世哪里都是桃源，山中好，世间好，朝中也好，生命无论安顿于何处而无有不适意。这才是真正的盛世精神，侧重于社会和谐。他的边塞诗如《少年行》、《从军行》、《陇西行》、《送刘司直赴安西》、《送平淡然判官》、《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等，皆其表现盛唐气象的代表作。《使至塞上》诗中折射出盛唐浑厚恢弘的盛大之气，凸显出不辞劳苦而乐于奔命的使者形象，表现了诗人衔命出塞的使命感和自豪感。《观猎》写的是狩猎，展现的是盛世边境。“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边疆何以如此宁靖？是将军乃“射雕”之人也，是因为边疆乃盛唐的边疆也。写狩猎，写的是盛世将军，写的是盛唐盛世，四海晏然，天下升平，边疆也宁靖。王维的诗是感世的产物，是感世高明物质文明的生动反映， “越是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里，主体就越是需要高品质的文艺鉴赏活动以求得精神生活的平衡。主体欣赏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对作品的还原、探索和创造上，其创造是文艺欣赏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16]这正是我们为什么提出“盛世读王维”的理由，这也是我们立足盛世而对于王维诗歌的能动性解读。

概言之， “盛唐气象”的讨论，最需要弄清楚两个方面的概念：其一，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其二，社会主流与非主流，生活本质与非本质，时代主旋律与非主旋律。因为在这些概念理解上的分歧而形成了认知上的误差。李白是盛唐诗的杰出代表，杜甫也可谓盛唐诗的杰出代表，甚至可以说都是最杰出的代表，但是，他们所最擅表现不是“盛唐气象”, 或者说他们的伟大不在反映“盛唐气象”上，关于这一点，我们认同裴斐的观点，即李杜反映的不是“盛唐气象”。我们以为，盛唐诗人中最擅长表现“盛唐气象”的是王维，他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超诣表现，也成为盛世精神的精妙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