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撰者不详。存四篇，明万历 (一说嘉靖) 年间刊行。原为日本红叶山文库旧物，今藏内阁文库。熊龙峰为明代书商，本名佛贵，字东润，龙峰乃其号。因书中 《张生彩鸾灯传》一篇的首页 “入话”下有“熊龙峰刊行” 字样，学界始定为今名。

熊龙峰刊行的拟话本小说，现存四种，即 《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和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其中，《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和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篇中分别标明故事的发生年代为 “洪武元年”和 “弘治年间”,说明它们为明代作品。《苏长公章台柳传》篇中有 “时人说 《苏东坡雪贬黄州》”句，可证其为元代之作。《张生彩鸾灯传》通篇呈现宋人话本的艺术特征，看来是南宋时代的临安话本。
尽管这四篇小说的写作年代不同，但它们的创作题材却甚为一致，即集中于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观。这一点颇为引人注目。
“青春男子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哪个不喜怀春？”歌德的这句话说出了一个真理：在文学的园圃中，爱情和婚姻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凡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几乎都显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如 《韩凭夫妇》、《吴王小女》、《卖胡粉女子》、《李娃传》、《柳毅传》、《霍小玉传》、《西厢记》、《梧桐雨》等，莫不如此。在这些优美的爱情篇章中，这个古老的题材焕发着夺目的异彩。作家们笔触所至，禁锢人们心灵的封建传统思想受到了大胆的挑战，窒息的人性开始复苏。《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描绘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时期，黑暗笼罩着人们的心头。尤其是南宋时期，理学家们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等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信条以后，世界又回复到愚味无知和野蛮专制之中，刚开始复苏的人性又遭到了新的摧残，遂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悲剧。但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礼运》)积压在青年男女胸中的爱情之火不会扑灭，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会骤然迸发出来，从而演绎成各种脍灸人口的故事。
话本小说，是市民的文学。它较少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薰陶，因此在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问题时，呈现出独特的时代风彩。
《张生彩鸾灯传》是在程、朱理学的夹缝中生长的一朵艺术新花。它叙述了越州秀才张舜美和绝色佳人刘素香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刘素香，是一位反抗封建思想的艺术典型。她生得“凤髻铺云，蛾眉扫月”,媚态多端，娇姿出众。在上元节观灯时，偶尔见到了来杭州乡试的张舜美，“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唆，面面有情”。在人丛中与张舜美两个“挨挨擦擦，前前后后，不复顾忌”,其感情的热烈，表现得十分大胆。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女子的一切自由是被禁锢着的。她们来到人世后所生活的世界，即是那个只有方寸之大的闺房，抑或是家中的书房和庭院，与大千世界处于长期隔绝的状态。“五夜华灯应自好，绮罗丝里尽怀春”。小说回前诗中所说的这两句话，正是当日社会的生动写照。刘素香，这位 “怀春”的少女，一旦相遇了年方弱冠的风流才人，什么 “男女授受不亲”等一切的封建道德说教，都被感情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她主动相约张舜美，“千万来宵垂顾”。为了逃避父母的管束，刘素香又在与张舜美欢会时大胆提出 “莫若你我私奔他所，免使两地永抱相思之苦”的主张。她的这种为了获得爱情的永久幸福，而毅然冲出家庭樊篱的勇敢行动，实在是当时的惊世骇俗之举。
但是，好事多磨。刘素香在走出北关门时，由于人多拥挤，和张舜美失去了联系。张舜美寻不见刘素香，一病不起，寒热交作，病势沉重； 而刘素香则孤身一人，来到大慈庵出家为尼。两人虽然天各一方，杳无音讯，但心中的爱情之火仍在灼热燃烧。一个 “誓终身而不娶”,以答素香之情；一个欲从浣纱女投江自尽，“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他们在生活的波折中如此心心相印，反衬着两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后在尼师的帮助下，刘、张在大慈庵再次相会时，抱头恸哭多时，蕴积于心的三年眷恋之情一泻而出。小说的结尾诗说：“间别三年死复生，润州城下念多情；今宵燃烛频频照，笑眼相看分外明”。说明小说塑造刘素香这样的艺术形象，是为了弘扬青年男女间的“多情”。它是和封建道德规范相背离的。尤为可贵的是，刘素香摒弃传统道德的束缚，主动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而奋斗，即使在生活的困厄中，也保持着爱情的纯真之心，真不愧为是封建思想的勇敢反抗者。
相比之下，《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 则更多地打上了封建传统思想的烙印。先锋都督之子冯伯玉在战乱中寄身于直殿将军赵或门下。与其女赵云琼产生了恋情。但囿于世俗的力量 (或许是顾忌到“将门”的名声),两人虽相爱，但未效法刘素香和张舜美之 “私奔”行动，亦不去学张君瑞和崔莺莺的钻穴逾墙而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他们只是互递诗、信，暗通心迹。这固然说明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但其反抗封建制度的软弱也无可否认。后来，事被发觉，两人的结合亦有赖于赵云琼之父母的同意。“公命媒行娉为婿于公室”,一切还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那一套来行事，只不过是 “先斩后奏”,承认既成事实而己。冯伯玉和赵云琼都是将门之后，还算门当户对。要是冯生是个落拓的秀才或是无名之辈，那他和赵云琼的相爱，岂不是又一场悲剧？幸亏赵公没有棒打鸳鸯，才使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不久，冯伯玉因岳父举荐，上京进殿，授为起居郎。自此和赵云琼天各一方。但两人“相思之心殊切，抚景兴怀，时无休歇。”冯伯玉寄书问安，赵云琼赋诗自慰，不久于军中团聚。因冯伯玉抗倭获胜，被皇帝封为镇国大将军，并赐剑履趋朝。赵云琼也赐为赵国夫人，金冠霞帔，真是 “夫荣妻贵，近世罕有”。
综观全篇，小说对冯、赵爱情的描写不脱传统文学的窠臼。尽管如此，正如它在题目上所标明的，其创作主旨主要集中于描写两人的“风月相思”上，即冯伯玉和赵云琼的真情相爱，而这在小说中又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冯、赵对爱情和幸福的执着追求，尤其是分别后的依依情思，描写得十分悱恻缠绵，令人心颤。从这一点上来说，《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又颇具市民思想的特征，开启了晚明进步文学的先声。
如果说，市民思想在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中有着鲜明体现的话，较具代表性的要属《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了。它描写了商人徐景春的爱情奇遇： 一日； 徐景春于杭州漏水桥见一 “云鬟绿鬓，绰约多姿，体态妖娆，望之殆若神仙”的美人孔淑芳，顿时神魂飘荡。两人依依不舍，“并肩而行，极其款昵”,当晚，即“共效于飞之乐”。谁知孔淑芳实乃妖魅变成，徐景春因之而得病。在邻人张世杰的帮助下，摆脱厄难。后徐与世宦女李氏成婚，于经商途中又遇孔淑芳。天明，徐景春回家，“有如木雕泥塑的一般，不做一声”,慌得徐父及邻人叫紫阳真人来拷勘鬼神。孔淑芳露出真相，徐景春亦大病痊愈。这则小说写人鬼恋爱，看似荒诞不经，然而，它又有着明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子。
有两点似乎应该注意： 一是小说描写了市民的生活。二十六岁的徐景春是个商人，经常“辏着银两，置买丝绵段绢等样，往临清货卖。……冒雨迎风，不辞辛苦”,以经商为业。初遇孔淑芳，使他“如痴如醉”。再遇孔淑芳时，明知是鬼，又十分眷恋，两人“携手而行，款语切切。女子解下双鱼扇坠，交与景春以为表记。景春将手中罗帕，递与女子。他两个偎偎倚倚，就在城边地下交合起来”。如此描写，固属鄙浅，但青年商人徐景春的艺术形象却又令人难忘。二是女主人公孔淑芳对爱情的诚挚追求。她一见徐景春后，即直言相告姓名居址：“妾姓孔，小字淑芳，湖市宦家之女，排行第二。家事零替，父母与兄同居，仍鲜族党，止妾一身，与玉梅侨居于西湖耳”。也许正是这一直率，才得以与徐景春相交。后来，她被紫阳真人镇压，供说来到人间的缘由： “念某青春弃世，白昼无聊，三魂虽去，一灵不绝，聊效崔氏而逢张珙，谐百年鱼水之欢娱。”说明她在活着时没有能获得青春的幸福，在冥间寝食难安。一遇到青春男子徐景春，即大胆相爱，热烈追求。这又何等沉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读来催人泪下。小说结尾紫阳真人的出现，又昭示着 “天理”与 “人欲” 间的严酷斗争。
《苏长公章台柳传》叙临安太守苏轼在西湖与佛印长老赏花时，召当地名妓章台柳侍候清唱，并嘱作词，云：倘成佳作，便 “纳了花冠褙子，并娶之。”章台柳作 《沁园春》词，颇为两人赏识。筵毕别归，章台柳候太守来娶。原来苏轼乃一时戏言，早已把此事遗忘。一年后，章台柳别嫁丹青大夫李从善。苏轼有一次与友人共饮，忽然忆起前言，遣人往访章台柳，知其已嫁，遂命李从善画一扬柳图，并题词于上，赠于章台柳，后人传为佳话。通过这则小说，我们可见作者对玩世不恭的苏轼的批评和章台柳不卑不亢精神的赞扬。在苏、柳两人不同的爱情态度中，小说显然肯定了后者。章台柳既爱上苏轼，“在家专候了一年”,但又不媚于临安太守的权势，就嫁与画家李从善。后苏轼认为 “是我负了她”时，章台柳 “一任风吹不动摇”,坚与丈夫相守到老。在章台柳身上，集中体现着当时市民在爱情问题上的高尚道德。
由此看来，《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所描绘的爱情世界千姿百态。其主人公有落拓的书生，显赫的太守，青楼妓女，贵族千金，将门之子，青年商人……,他们各以独特的生活方式，编织着一个个爱情故事，拨响了读者的一曲曲心歌。尤其是我国宋、元、明时代，随着城市工商业的逐步兴起，市民思想不断发展，许多传统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的现实生活，是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
明代初年，是话本和拟话本共存、竞争的时代。由于话本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书贾们见有利可图，纷起刊行出版。《六十家小说》 (今名 《清平山堂话本》)是在嘉靖年间，由洪楩刻印的存世最早的拟话本小说集。凡六十篇，存二十九篇 (其中包括两个残篇)。《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是继 《六十家小说》之后刊行的又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从今存的四篇小说来看，它是拟话本发展初期的产物。《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三篇小说的标题上，都出现了 “传”字，说明它和瞿佑、李昌祺撰写的 《剪灯新话》、《觅灯因话》 中的文言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六十家小说》题作 《风月相思》,是明初发生的一则著名的故事，它在选入 《国色天香》一书时，亦改题作 《相思记》,两者虽有不少文字相异，但绝大部分文字基本相同。其间的关系颇值得探讨。小说通篇用文言文演述故事，与口头表现的话本崇尚 “通俗” 的美学风格不同。刊刻者在把它辑入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时，未及认真的艺术加工，只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分别添加了 “入话”的一首七绝和篇尾的一首七律。也正因此，此书四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很不一致。《张生彩鸾灯传》有早期话本拙朴、率直的文字风格，讲述性强，一系列排比句式的运用，十分生动传神，可想其演出效果的动人。如描写张舜美于 “心里丢不下”刘素香时，小说用 “开了房门，风儿又吹，灯儿又暗，枕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 等语，将这位痴心汉子的心态，描绘得维妙维肖。《冯伯玉相思小说》文字古雅、纯正，艺术表现力较强。如小说描写冯伯玉在大堂见赵云琼，因其母在旁，不能畅叙衷肠，回到住处： “生不胜懊恨，仰见轻云翳月，乍明乍灭，织女牵牛，黯淡莫辨。忽听樵楼已三击矣。”寥寥数语，写活了人物的复杂情态。由于书中选录的大多为早期的拟话本 (话本) 小说，所以各篇间插入的韵文很多。它们和叙述文交织在一起，相得益彰，有助于表现特定的文学情境以及人物的思想风貌。如 《苏长公章台柳传》 中，在故事演进之中镶嵌入的几首诗、词，较好地展现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这些诗、词，大多语言通俗，文采飞扬，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话本之“话”,即为故事之意。它以叙述故事的委曲奇诧作为追求的艺术美学目标之一。这四篇小说的篇幅大多较短，最长的也仅八九千字，但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跌宕多姿，有峰回路转之妙。尤其是小说在叙述故事时，能紧扣住人物的命运，使人物在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中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刘素香是一例。章台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章台柳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是一个美丽妖娆的歌妓。我们从苏轼的口中得知她 “能文章，好歌唱，每日只是怨恨落在风尘里”。等到她遵命提笔作《沁园春》词时，在苏轼和佛印长老的赞叹中，已充分烘托了她的聪明和机智。然而，章台柳的性格光辉集中地体现在其高尚的思想情操之中。第一，她视苏轼的 “戏言”乃出于其心，“闭了门在家里专候太守来娶她”; 第二，她没有对苏轼的 “食言”有过丝毫的委曲； 第三，她在失望之余，另嫁他人，自主地掌握爱情的命运；第四，当苏轼悔悟时，她甘心守贫，不攀高门。在小说的这些艺术描写中，一个美丽、聪明、自尊自爱，具有美好心灵的妓女形象已跃然纸上，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值得称道的是，小说在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时，还把笔触伸向社会。如 《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在表现冯伯玉和赵云琼的爱情历程时，描写了战乱给他们带来的不幸，从而使这一爱情的 “相思”曲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式的作品不同，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内容。人物也在这种广阔社会背景的透视中呈现立体感。
诚然，正如冯梦龙在 《古今小说·序》 中所指出的：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个别作品，有着“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的缺陷。由于成书的仓促，艺术的提炼和加工不够，有的小说结构较为松散，人物形象也有前后矛盾之处。但瑕不掩瑜，《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仍应占有一席地位。它的出现，预示着拟话本小说创作繁荣期的到来，已是指日可待之事—— “三言”、“二拍”等大批拟话本小说在晚明文坛上的崛起，标志着由 《六十家小说》和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所开辟的艺术道路，取得了新进展。此书时常为人所怀念，其原因也正在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