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奔放的民间舞蹈艺术——东北大秧歌

秧歌是东北地区流传最广泛的民间舞蹈艺术形式，分为高跷秧歌、寸跷秧歌和地秧歌三个大品种。其中以盛行于辽宁南部的辽阳、海城、盖县、营口等地的辽南高跷秧歌最具代表性，被誉为东北大秧歌。
高跷和秧歌原是两种不同的民间艺术形式，早在东汉时期高跷就已传入东北，是百戏的一种，但后来一直仅限于一种杂技性表演。明末清初，高跷逐渐和秧歌结合形成了高跷秧歌，最先传入东北地区，它以手锣、挎鼓为主要表演道具，同时又是伴奏乐器，因此又称为锣鼓高跷。大约在乾隆时期，山西柳腔喇叭戏、河北梆子、秦腔、山西梆子、皮簧、昆曲等戏曲传入东北，并与当地的锣鼓高跷、地秧歌相结合，逐渐发展形成为一个新的舞蹈品种——戏出高跷。戏出高跷因其流传地区之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流派，辽南高跷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流派。
辽南高跷是集歌、舞、戏、杂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清初在辽南地区的秧歌会上就已经出现了锣鼓高跷，当时跷上人物还只有渔、樵、耕、读等几个扮相。戏曲进入高跷后，辽南高跷更多地借鉴了戏曲的某些因素，并把跷工演唱的《神州会》《杀江》《铁弓缘》《断桥》等几出戏中的代表角色的人物扮相和脸谱固定下来，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四梁四柱。主要角色有头跷(领舞)、二跷、老生、老㧟、上装(女角)、下装(男角)等。 扮相化妆前后也有变化，如老生最初扮渔翁，跷上演《杀江》时扮萧恩形象，脑门上画“大腊千”。二跷初扮武旦，后改为扎黑头巾俊扮武生。还有手持烟袋的老㧟,鼻梁上画元宝或抹成一脸黑的下装傻柱子，武丑扮相的头跷张三等形象。
辽南高跷的表演和打击乐也是在吸收戏曲表演动作和锣鼓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早期的辽南高跷动作比较简单，柳腔喇叭戏和其他戏曲进入高跷后，高跷表演明显受到了戏曲的影响。如头跷下单场的备马中掸水、打马毛、扶鞍和鞭挂中的一马三鞭等一套表演过程，就是借鉴了戏曲中的备马和趟马动作，使其秧歌化了。老生下场走四斗(朝四面观众各作一次)时的动作如甩髯、吹髯、蹩脚退步、提袍、亮相等，也是由戏曲起霸动作演变到跷上的。此外，高跷艺人的锣鼓字谱仍保留戏曲的读法。而在鼓的运用上为了表现特定的情节或塑造人物，而用不同的锣鼓经，这是戏曲打击乐的特点。
辽南高跷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表演形式与相对固定的程式。它由搭像(类似叠罗汉)起、经前大场(亦称花场群舞)、单场(独舞)、清场(双人舞)、混场(三人舞)、蝴蝶场(多人舞)到喇叭戏及后大场群舞止，前后大场要走龙摆尾、二龙吐须、十字梅、四面斗等各种队形。小场表演除头跷、渔翁、老挝单场之外，清场均是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小场。
辽南高跷拥有一支职业和半职业的艺人队伍，他们中很多人多才多艺，既能扭秧歌，踩高跷，同时又是戏曲或曲艺艺人，能歌唱，能演戏，艺术上有传承人，经常互相切磋技艺，长年坚持艺术探索和实践。从辽南高跷的演出形式上看，既有舞的部分，又有唱民歌小曲，还兼拉场玩艺(喇叭戏)或落子，集歌唱、戏曲、舞蹈于一身。伴奏乐器除唢呐、锣鼓外，还有二胡、笛子、竹板等。艺人根据各自的特点，既要完成规定的表演程式，又能充分即兴发挥，相互配合非常默契。舞蹈时运用扇子花、手绢花、水袖花、烟袋及马鞭等动作，与各种步法相结合，表演动作千姿百态。
辽南高跷秧歌具有热情、奔放、泼辣、风趣的特点，节奏鲜明，富于棱角，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它产生在东北这个特定的地理人文和社会环境中，严酷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东北各民族粗犷豪放、刚毅尚武的性格，这些都表现在辽南高跷那种热烈、奔放的舞蹈节奏和表演中。同时东北人乐观开朗、幽默恢谐的特点，反映到秧歌艺术审美观念上，就象民间艺人所说的那样“稳中浪、稳中逗、稳中俏”。他们具有冲破禁锢的冒险意识，较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表演的基本主题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在秧歌中反映男女爱情的表演更为直接、开放，感情表露更为淋漓尽致，这正是辽南高跷能够经久不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