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兵实纪

[原文] (节选)

卷九练将

第一 正心术

将有本，心术是也。人之为类，万有不同。所同赋者，此心也。近而四海，远而外夷，贵而王侯，贱而匹夫，纷如三军，不言而信，不令行行，不怒而威，古今同辙，万人合一者，皆此心之同相感召之也。是以不待造作而自相孚照。夫为将者上副君父之恩，中契僚友之交，下服三军之众，岂奉承阿谀财帛惠徕而尽能之乎？惟有正此心术，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上做去，尽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难易其念，坚持积久，久则大大则通通则化幽，可以感动天地，转移鬼神，君父宠之，僚友敬之，三军乐服，莫有异同，众皆尊而亲之。谚云“皇天不负好心人，皇天不负苦心人”是也。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非外至皆我心术所作。善与不善祥与殃随之，鬼神亦随之，故称心，曰心神，又曰心之神明不可欺。凡俗语骂人曰欺心，语曰自作孽不可活，是鬼神不在庙宇内只在我心上，心神之神字即鬼神之神字也。善报恶报地狱轮回岂真有哉！轮回亦在我心上，地狱亦在我心上。试问吾人日间作此不好事件，夜间梦寐颠倒，此正欺了心神，故心神就作此模样。譬如一人出外，梦中依然在家夫妇同眠。彼在外之肉身不曾到家，在家之少妇不曾随行，此正心神所为。缘平日结爱之熟，故俨然生前一个景象，譬如心术不正之人，平日居将位偷生谋利，避难巧为，不干实事，不忠君父，清夜良心发见，思虑惊恐，只怕犯出。久久作成惊恐畏人之态，思思念念于此缠绕解脱不得，恶梦就从这念上生出。是白日为官轰烈，夜里已下地狱，死后即是做梦相似，堕地狱轮回苦恼，再无出期。若能心术光明如前所存心内无有私曲悉虑相关，其形于梦寐，死于冥府依然还是这等所为。正直无私，扬眉吐气，我不怕人，人皆敬我，就都是天堂快乐之境，此为将之根本，建功立业，光前裕后的一道通天符契也。

第二 立志向

此志，即心也。心之体则为神明，心之用则为志向。譬如，花草树木种子，小者如沙如尘，大者如卵如拳，纯然无一物可谓微寂之甚。一入土中，乘春萌芽，勾甲之细蚁可食而尽之。及其长成参天合抱之木，五色灿烂之华，悉由乎此。为将恨无志，志定即如此种而加真积力行之功，自然取信于上下，大利于施为，为国家贤臣良将。戡难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一定条理做出无不收效。但吾方立志之初，未能大通于人，不无困难指拂郁阻挠践害之患，即木种初生蚁可食而尽之类也。若于此时以为立志无益，以为做好人行好事无效，便改了初志，其人终如此而已矣，竟亦堕落尘土而已矣。即如种子初出，见其难长遂纵牛羊践害之，生意一尽根种永绝。若爱之扩之，不计岁月，待其根脉坚固发荣舒长，尽其种子所有之力而后已。鸣呼！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亨达者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业为将者。凡于古之忠臣义士今之名将丈夫，一切为国为民英雄豪杰所为事业，如某人纯心报主百死不回，某人文钱不取，某人爱士如身，某人温恭有礼，某人练兵有法，凡耳目不闻不见则已，但见之闻之必曰：“彼亦人耳如何能，如是吾亦人也如是不能？”如是便奋立志气，凡于艰苦利害死生患难都丢在一边，务要学个相似，岂有不成之理？此所谓立志也，此所谓好种子也。

第三 明死生

人之生也，于大块冥冥之中忽有此身； 其死生，一去不复再返。是生死之事，可谓大矣。故凡血气之类，莫不爱生畏死。但死生有数，不专在水火兵戈之中。试看城郭之内，富贵之家，既无官事拘摄之难，又无工作行役之苦，不曾当兵不曾上阵，若皆不死，如今该有几千岁之人矣。有朝生而夕死者，有数岁而死者，有二三十岁而天死者，彼富贵之家，何欲不遂微得疾病便请数十医奇药盈，几曾不可救。是岂水火兵戈独能夭死人哉，必待受苦上阵才死？天下无有将与士矣。且看那个将领不是自少年为下官上阵杀贼，一级一级挣到大将？果是阵上能死人，如今也无人等得到大将还活在世。又有勇士屡经战阵刀痕遍体披面，尚且享有高年。故谚云：“人是苦虫，我命在天。”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尔将士之情临阵只思退缩，乃是见阵上杀伤想说就一个死。焉知不到指望退缩的必生，殊不思一动了脚个个都死，若同心力战，我胜过他，务使他退缩，我如何得死？即死亦有数，何不想说便只有一个活。焉知不是我如何只怕死到身上，再不寻路求活到身上。又有愚之甚者，偷生带罪百计恋此肉身，却不想神仙佛老圣贤王侯那个肉身于今还在？为将者不必计死生，但要做得个忠臣义士，便此肉身受苦受难不过数十年之物，丢他去了换得名香万古立象庙庭，哪个便宜？勘破此关便能真心任事上阵不惧矣！

第四 辨利害

今之通弊，率以眼前虚套奉承一时喜悦为利为能，却将贼到时一个失机大法置之缓玩，无可奈何似谓哄过一时便可免害。殊不思理欲不并举，实事虚声不同道。平日习弄虚套将军务废坠，一遇贼来失守又不能战，莫说平日奉承的上官，便父为上官子为将官亦免不得参究，亦逃不得公论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好，便使守正尽职不合时好致怒上官，无事之时不过去官，至重则提问，比之失事问死罪何如？提问不过诬以钱粮侵占此等必须勘问。若我平日钱粮支销案卷明白军士实实充伍，岂能尽无公道成了战守之功不录我功业已矣。舍功业而复加之罪，有是理乎？或不能立功报国，却堂堂血战一番死于马革，即有宿怨不恤荫已矣，顾于一死之后复有罪可加乎？加罪于死后，必是叛逆，世间无阵亡叛夫也！ 为吾将者，只当以礼义为利害，一观埋之是非毋计人之毁誉，心心念念着实干，当毋干钱粮毋犯行止，时时点检，事事正大尽其在我，固不可舍己以徇人，亦不可恃己以欺人分所当为，固不可非理以取容，亦不可失礼以凌驾，人将责我以理外之事听之而已矣，人将我害义不可免者，此身可辱此志不可辱，此命可死此义节不可死。即加我以祸以此命付于数，以公论付天下万世公是公非之口，凡轻于死者皆无足惜。语有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未必死，况公论流行于天下乎，审取舍者辨之。

第五 做好人

为将者，或立功而不蒙酬录，或行好而人不见知，或有守而人诬以贪，或用心职务而暂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谗，或向上而不达便生怏心，或变其所守，或怨天尤人，遂放肆改节，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难做官，有訾议不过一任改易他，方再能励志向上即称为好官矣。好人变节坏却一生，即晚年再要立德訾议在人人不相信，便是苟免利害苟得顺利，还须思量做了一场好人品，一旦尽行改变以前成立之难，何如却将不死之名为易死之身所换耶？不独将官，即缙绅士民恐亦当省之。凡吾为将者，须学做好人。天之付我原来有善无恶，如此做去，人知也可，不知也可。其见他人坏却心术，图得享一时顺利者，任他快活我只守己，到头来巧伪败露，毕竟有我受用之日。宁要先难后易，毋使先易后难。便到底不亨通亦是命数。夫公论不弃好人与私情党扶邪小数亦相当已试之效， 非诳吾徒也

第六 坚操守

夫士之廉犹女之洁，此本等修身立己之事。况朝廷奉禄豢养，为官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正要不贪取军财不克剥粮赏，况将官要军士用命，立功扬名保位免祸必当如此。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内所该，军士月粮一石又是他们本等所该，只一不科敛剥削殆见，感之若父母，爱之如骨肉，即严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军士应得之财，以将领分内之守，而得军士感服之心死报之力，何惮而不为之乎盖有说焉？凡人生在世，父母妻子一个冻饿不得，己身衣服饮食件件要扳人受用，皆人欲之至愿，且见同僚富家肥马轻裘鲜不动心，而眼前苟且朦胧弥缝，未必刑法动身，以此从欲则易守己却难。殊不思武弁之利，无非侵落官银，科剑军士，彼军士人众口多，譬如每军科粮几分罚纸一刀，百金之入即出数十人之手，彼岂无朋友父母亲戚邻里相告？一人之口又播数十人之口，岂得掩耳偷铃终不可败？即总计一年所取不过数百金，不如有势者一启齿之多。一字之窃，何不坚心忍性苦心窒欲？凡粗衣粝食不过饱暖而已，父母妻子不至冻饿足矣。后日实久名著，人人知我为清操德人，三军服我为爱士贤将，所成所就功立位高自然足用。官久必富，岂不信然？即不能然，落得个好人品，日后有意外之患人亦怜我。况平时任我令行禁止做了好官，上司到日刮目待我，又无人敢为指告，行动之间扬扬德色，所谓半夜敲门心不惊是也。贪污之徒，平日轰轰烈烈享用一切，上司按临惟恐仇人告索，半夜敲门惊得魂不附体，披衣而出置酒退赃。跪凂啼告免其讦发事露之日忘身丧家，彼时披枷带锁坐狱受刑，不知还有往日受用的快活在否？还是羞耻苦难难过也。曾有不才子云：“强如借债要利钱，临时还他便了！”又有甘于事败而死，欲悔无门，乃曰：“该当！ 该当！”嗟乎，果是何人遣命，势不由我所致。此不才子之自败也。如此固无足惜，又有操如水檗守如处女者，可谓完器矣。但每每恃廉傲物专伺人之短，犯上凌下罔思顾忌，数年以前边将之贤者，率不免有此病竟致名位不终无以善后。嗟乎，天虽高独于廉官子孙视听甚近，何不返照自己视为本等职分，完全做个德人，天未尝不有厚报于子孙，何用傲物为哉。廉而傲物不如不廉者能取容于世可以保身矣。

第七 宽度量

事无大小以量为主，量能容一人则一人之长也。一家之主，必度量足以容一家之人。以故父子兄弟亲戚姻娅莫不称贤，和气致祥动罔不吉。况为三军之主，驭数千万血气之夫，非度量宽容岂能使之各得其所、各无怨尤也哉？为将者有主帅上司，皆我父师长上，我从他，易他从我难，僚友势位相敌。朋友外至之事多有两不相应之变；三军愚人无知最多，在我当将自己心尝清尝净，不可先着一毫己意，不可先要望人如何让我。凡僚友之事，便冥目细想，我今日就是他，他的事就是我所当如何而可。至于不通之人，不可就发性与之争较，且看下落。常退后一步，常将着数放在后手自然受用，就是行间士卒，有犯公私罪过或凡百情罪亦瞑目坐想，设我是此人遇有此事心下如何而可，即如打人十板打至六七板且止再思或者恕去再思之，其待一切有非礼之来必当报复者，犹且思之恐其人言之过也，恐其我发之暴也，或其他人真是，而我之性识有偏，再查再省，自然能容不是付之于人，是处必当在我，自然度量宽宏，先让一着与人，自然行之不错。无量受用庶免后悔是诚然也。但将道贵严，国是当守，上司虽尊事有必争，不争则不利于下，僚友虽亲法必当执，不执则被挠于中。若一概以宽容含忍处之，所谓萎靡所谓疲软，此人即为一人之长，一家之长亦且不堪，况驭三军而将将乎！嗟乎，法果宜民当争则争，此为力量而非抗傲也。令果当行何厌诛戮，此为威严而非狂妄也。中间在吾荤有志向上者，辨而审之，审而力行之，动与道合而功业成，既不失为有容之士，又可免萎靡疲软之祸矣。

第八 声色害

淫声美色易以动，人缘血气之躯本以情胜，投情之好岂不易动哉！ 古今人为此败坏者斗载斗量。夫淫声过耳便如大风吹去随吹随灭。何似看些好书、操些武艺、教习士卒，书入心记便不可忘，武艺到手年年得用，士卒一熟便不能生疏，皆为我有用之物。古人尚惜分阴，听一会淫声误了几个分阴。美色与人相为终始，缘阴阳之道实此性生，但不思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于此，即责任利害士伍甘苦皆不在心上，疆场之臣一有疏虞罪死，临阵士不能战亦死。此身死后还有美色受用否？何不兢兢业业跳出此关，迨归休林下谁复我禁？予常见系念于此之人百事无心一片暮气。夫三军恃我为强弱，岂可以暮气临之，甚至败伦伤化夺军士之妻家丁，卒至全家受祸，名丧身亡不可枚举。戒之！ 戒之！

第九 货利害

货利者，财制珍玩也。此物虽天地生之以给人用，而能资人之乏养人之身，但天地鬼神又忌多取。有聚必有散，且财物与怨相联，利入则怨随，子孙恃此堕志益过。况天地间运气流行，未有富而不贫、盛而不衰者，谚云：“朱门生饿殍，白屋出公卿。”且将军之富何所来乎？不是军士身上膏血，必是朝廷帑藏，国朝军士之养，月仅一石。耗于官私，十仅得五，却乃巧立名目，敛千万贫乏之资而归之一人身家之奉，饱饫烹宰鼓瑟吹笙，快口体于目前，致使精神淹废，夺有限之年充一朝之欲犹之可也。且以此敛怨，失士卒心，败疆场事，身死名丧，求为匹夫而不可得，甚至奴仆害其主，属伍叛其上乐极悲生，死于刑戮冥司报应，六道轮回，远则害在子孙，唾骂万世，何若以此易彼哉。惟有知止知足，以淡薄节俭为务则无欲，无欲则心清神爽，智虑生焉。奉职为将，大得人心，周详防御，古人所谓武臣不惜死，文官不爱钱，天下太平矣。是故不惜死由不爱钱中生来，不爱钱由无欲而充之。平居可以延生，为将可以济事，天之加报，子孙盛昌，为万世长久之计也。今吾为将者，勿用心于贷利，毋百计以求积。谚曰：“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又云：“天不生无禄之人”。悉当推此念头，加意职任，施恩士卒，使之为我，用命保我，艰危立我，功名为天下，大丈夫岂不美乎！

第十 刚愎害

坚志而勇为谓之刚，刚生人之德也；恃强而自用不回谓之愎，愎刚德之贼也。吾人患其不刚，固然矣，刚而愎又不如不刚之为愈也故。为将者一有自用之心，士情不问，人人解体，敌情不得，耳目瞽聩。忘身败家，可立而待矣。善将者，几于古今将成败之政，一时山川形势之殊，敌情我军微隐之变，必广询博访，集众思，屈群策，虽不挠于非礼，而转环于听纳。人之有技，如已有之，即其不足取，而言可采，略其人而取其言，师其言而不必用其人，使吾之言行固皆尽善当理，岂无一二之讹？宜忘其尽善当理之美而急急求吾一二之讹改过就中，行之以强健不息之志，如此庶刚，为吾之德而通下情，知敌变，来众善，成功业，转凶为福矣。

第十一 胜人害

古人训士立志，惟耻不若人。夫耻不若人，正欲胜人也。何以为害？彼耻不若人者，见人好处，敏己以求之，极力以行之，真积力久出于彼上，则彼自让我，我自胜彼。设将自治之功忘却，只存一点不许人胜我之念于胸中，见人有能必思所以忌之，见人有功必思所以没之，便谓人不如我。如此推之僚属之才者，但行事有一长必思所以忌没之而后己，他人有寸能必思所以攘为己有而后已。如此必至损人利己，不顾天理，无所不为，是必树怨，怨厚则祸成。天地鬼神本为福善，而善者为胜人之徒所枉，天地鬼神肯容之乎？故天灾人谴，立足可待，戒之，戒之！

第十二 逢迎害

将者，死官也； 兵者，危事也。一有处置不宜，安危存亡所系。何今九边之将不顾安危与存亡，是非与利害，凡于上司势要，当面唯唯，不顾事理之通否。即曰：“山可挟乎？”亦且依唯，曰：“我当遵奉挟山。”不惟自己欺心，遗患及将上司，逢迎迷乱。遂为我此举也，可以为千百年之讣，可以兴利，可以除害，殊不知非议于背后者已纷纷矣。逢迎之徒更不思他日地方乘张致失军机，祸必逮夫身。夫无责于身而逢迎以取悦已不可也。有责于身而逢迎之，是自卖其身于祸患之中，不亦左乎？吾人有疆场之责，遇上司之命令，当道之咨询，必须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则曰不宜，某事力不能奉行即曰力不能，直以告之，虽一时有拂上官意，终必无失于己。他时功求成事求可，其上官且感我矣。故忠心有德之将必励謇謇谔谔之风，断不逢迎以为悦。

第十三 萎靡害

人之生也直萎靡者，直之反也。为将而萎靡者，必是平日贪滥徇私虚冒帑饷临阵偷生怕死不肯用命之徒，此固无足道者。或守廉志谨而亦萎靡，何也？良以兵㐫,战，危易于媒孽，而世人公行报复，责其足恭为贤，遂以军务为趋，承人情之具，寄耳目于委命，而低昂于颜面之间，柔媚足恭，不顾名分，不思廉耻，互相习效，只于奉承钻刺，一边用尽心机，专事虚套，所谓朝廷不尊官府尊、官府无权吏有权是也。意者如此可以免祸，可以得誉，殊不思凡官斯土者，岂皆好汝辈奉承之人，一遇豪杰在位，底蕴尽露，平日贱恶甚于粪土，万一地方失事，彼将拾柔媚旧勤而怒之否乎。吾恐畏人议彼且落井而下之石矣。夫人之所最爱重者，此生也。将官先以舍生为本，生既可舍，复有何事又重于此而故为萎靡之态？萎靡则号令不行，虽赏罚三军，彼且不感不畏，他日债事如执左券，何其愚耶！何其愚耶！ 究而言之，萎靡之徒君可负国，可卖父母，可弃妻妾，可以与人所不屑计也。呜呼！世有此将，禽兽所羞，尚足齿于人类乎？善为将者刚，不可吐柔，不可茹礼，体吾循旧，果与典章太戾，必不可从者酌中而处之。其人遇我过甚，吾只如是； 其人厚以遇我，吾亦只如是。军中名分稍从损益，惟可行则已，如无可损益，亦惟安之和平之中。而有必不可假借之力，持守之下而令人有可亲近之慈，君子之中不过如是，矧将领乎？

第十四 功名害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功名乃太上所与，何谓害？夫功名有分天地，最忌多取。使我实尽此力，实力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则受之不为过，享之不为侈，天地鬼神亦安然付我矣；若只管多方做虚套，求益功名，专事粉饰而实事不继实苦不受，最难瞒是久远，一旦败露，天怨人恶，鬼神阴为裭夺，甚至寿命且不永。吾人只当尽力以报朝廷，功名之事安命以俟其自至。即有功而不见禄则当曰：“吾命仅止此耳。”有功而禄之，过便当兢兢业业，多加勤苦以副之，免为造物所忌。谚云：“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吾人常当使劳苦功业迈于身上之功名，宁发达迟挫抑多，即不受用于身，亦必受用于子孙。他人有功，扬之；他人欲取吾之功，让之。积累既深，屈困既从，自然真迹发见，公论有归是又在于的，智摆饰之非多取之害，然后能不攘功而功属于我，不求人知而无不知矣。

第十五 尚谦德

谦者，美德也，不独士君子当力行之，为将者处功伐之间，当危疑之任，非虚不能受益，非谦不能永保终誉全身完名，此为上计。今将之通弊，宁以萎靡为美德而视谦虚为萎靡，第谦虚萎靡大有不同：夫卑以自牧，有功能忘，有劳不伐谓之谦；取人为善，收服人心谓之虚。凡人有德，我必慕之效之；一言一行之长，我必求之纳之。凡遇上司，僚属必尽礼尽职立功建业，视为职分所该辛勤劳苦，须知臣子当然，上则爱之，下则戴之，所谓赞念福生，吉人天相。言无怨尤，行无悔吝，即万一疆场之累，人将怜之身死而名存大易。惟谦卦无㐫辞，古之大将惟谦善终，此之谓也。

第十六 惜官箴

箴者，规戒也。明其守官之道而时时有所规戒耳。何世之武弁者，自襁褓时父母溺爱之则曰：“纵不读书有官做”。父母之过已不胜叹。及长有知觉亦自曰：“我有俸禄，可无忧贫矣；我有世官，可无忧位矣。”遂至无所顾惜，不惟不能荣耀门阁，且并其故物而失之。夫朝廷一命之寄，思所以号令乎，一命之上亦必有体。况为将者，三军司命表率数千万人而欲使之尽力于我，我得假此以报国，期使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我不自己爱惜官箴，恪守正道立身行已。凡百点检务可以率下事上，以身为众人之法程，以官为众人之视效，否则人心解体。万法丛脞不知三罚覆餗之诛，斧钺在前矣，岂止曰不能保此职而已。吾人但居一职，毋问崇卑，务要使此官门面相趁，独处则无愧于神明，自思则无愧于此心，上无愧于上司，中无愧于僚友，升堂无愧于公座，庶几乎！

第十七 勤职业

语云：“惟勤有功。”毋论职之崇卑，艺之大小，商贾勤则致富，农夫勤则收获，澧工勤则器精，家给士勤则德进业修，一命之士勤于职则职修名显。况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军之死生系焉。譬如农夫种田，春则勤耕，下种以时，粪多力勤，夏耘不失，秋乃有获。尚有天时虫灾水旱未卜。若有美田，春仅下种，不耕不耘，不粪不力，到秋来也要与他农同获粮粟，有此理否？兵中事件一一预先勤苦教练，见见成成只是等候待用，还恐备久则损，气久则暮，否则求守固战胜，即与不耕不耘望地内收粮粟之徒何异？为将者，须将所守疆域时时放在心上。军士有病患难、颠连无靠之事，时时访询，随有所闻，即时处之；军器时时辨验，一有不堪，即便修之；行伍时时点检，一有紊乱，即清编之；烽火哨报城池墙垣，稍暇即一巡行，随目所见，即为修缮； 文移案牍时时检行，如一事未完，即忘其饥劳，务必终之，不拘夜半久劳之后，必不使军机文案姑待来时。如此行之既熟，自然忘劳；精粗巨细，无不毕举，自然有备无患。若夫百务废驰，且顾眼前妻孥之乐，宴饮之欢，致将事务耽搁，行伍废败，卒然遇变，束手受死而为市曹之鬼，是自取之也。

第十八 辨效法

语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则无足术斯下矣。”况兵事须求于实际之间，而可无效法之辨乎？为将者何所取材？必于经典中求之。前言往行而史册浩瀚，岂武弁所能检习？幸而有百将传焉。人品心术事业俱已概见，吾人当熟玩而习之。每一将传中不独习其用兵之事，凡为人存心立行一一细玩，有不二之心、纯忠之行者，我则师其德； 长于兵机而短于德行者，我则师其术；某将竟至败坏，属之自取，我则鉴之戒之； 某将忠廉智勇无愧于己而无妄得祸，我师其行，苟无彼之祸，是我所遭之时幸也，即有不虞之变，古人已然，我何避何嫌？如此辨法，真心师向，自然完名全节，成古人之事业，有古人之荣遇，而无古人之祸难矣。此可以券取影随，非浪说也。

第十九 习兵法

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率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即有之亦于实阵上经历闻见，日久乃能，否则吾知其断不能也。但古人兵法，如《七书》之类，就同药肆，五金八石，草木鳞虫，无所不备，盖不知患者症，所宜何药耳，必须医诊认病势，真正宜用某药，即取储肆中药，无不效。倘误诊病患，取药肆中，服之不瘳，将归罪曰：“药之不灵。”呜呼，灵也。《七书》内百法俱备，即药肆也，为将者要先知士伍之情，山川之形，认察敌人动静，即问病诊脉之医也，稍差误，用法不效也。吾人童儿习之，幼儿学之，又须长壮之日履名将之门，处实境之间，方知兵法为有用，方能变化兵法、以施之行事之际，至于见任将领，付以边场之寄，岁有桴鼓之举，可谓学法于实境之间矣。却恃其骁勇，或因幼年失学，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之有助于实用，遂又弃之而不讲。夫有资可习者，无实履之地；有实履之地者，无可学之资，如何而得全材为千城之器乎？以后将士识字者，于冬日夜长之时，宜将兵法、将传每夜饭后限看数页，然后或有室家之扰，或庭阶散步以舒其怀，睡则枕上，且细细玩味，内有不省义意者，次日仍复质问于先知之人，自然有得。不识字者，端坐澄心，令书手识字之类，或通文武生、秀才为之高声朗读数页，省其大概，复令讲说数遍，归枕之际，亦如前玩味，自然有得，久则开口议论，谁谓此人不学耶？古人谓“开卷有益”,“学不误人”,况我国家疆场之计，而可以懵然一白丁克济乎？当是任者思之。

第二十 习武艺

一物一事，有象有则，况乎五兵制器尚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即彀也，在艺中得法者，谓之入彀，为将者身司统率，似不必以技艺为高，但士卒全以器械为爪牙，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敌。”利之一字不专为锋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习之精。习矣，而不得正彀大阵之中，稍有失误，或进退转跳间，前行未动，后行先误，若夫以少击众人疏分击，尤贵于艺精。为将者，己不先学，何以倡人？己不知花法实法之辨，何以辨别士卒所习之高下？如凭教师而高下之人不服矣。谚云：“艺高人胆大。”将军者，将军于前，使无技艺在身，安得当前不惧？且身当前行，恃我之技，可当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相随，人人胆壮，惟看将军气色。气色系于胆；胆系于武艺，是所关非小小也。欲为全才之将。凡种种武艺，皆稍习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须专习一二种，务使精绝，庶有实用，庶可练兵，肯专心致志，不过一月可熟一种。各种教师置于左右，每日饮食之余，无所消遣，则用一教师习之，以为消遣之地，他功不妨，而武艺白𧚫

第二十一 正名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惟皇建极以率诸侯，诸侯以率大夫，大夫率四民，秩然莫可紊也。即如织锦者，千丝万缕，为经为纬，一丝乱不得。况将领统驭千军万马，纵横进退，使非名分平日素定，谁肯甘当诛戮，莫敢仰视乎？孔子论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则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违。军中名分须以军礼为始，但军中之政以联情义为首。务恪执名分，情义颇隔，须于名分之间寓以联属之道，尊严之地通以共难之情，如此在下事上则尊而亲之，在上使下则顺而悦之，三军之众，可使赴汤蹈火矣。

第二十二 爱士卒

将者，腹心也；士卒者，手足也。将诚勇以力，相敌不过数人极矣。数十万之众，非一人可当，必赖士卒，誓同生死，奋勇当锋。兵法爱士如婴儿，故可以之赴深溪。古人吮士之疽，杀爱妾以飨士，投醪于河以共滋味，此何等作为！如今将领不惟不如此推思，且使之肓舆，使之供，使之厮役，死亡不恤，冻馁不问，甚至科敛财物，克减月粮，到处先择好歇处安眠，将领已熟睡而士卒尚有啼饥号寒于通衢者，将士夜卧美榻甚乃伴以使女，而士卒终夜眠人檐下枵腹而宿者，种种不可枚举，如此而欲人共性命，人谁肯哉？夫士卒虽愚，最易感动，死生虽大，有因一言一缕之恩而甘死不辞者，却是将领头目千思百虑负义忘恩，何也？愚卒心岐尚少，又有军法驱之，易就善路故也。第士卒之众，吾岂能人人而惠之？惟我真有是心，自然人相观感，固不必其人人，及之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后谓之爱，而后得其感耳。爱行恩结，力行气奋，万人一心，何敌不克？功成名立，捷如影响。

第二十三 教士卒

士卒爱矣，与我同死生而不辞矣。敬不加教习之，亦是以卒予敌耳。语云：“爱而不教，禽犊之爱也”。故凡礼义名分、行伍进退、营阵武艺，不教不能知，徒有亲上死长之心，而我亲上死长之具，所谓乳犬犯虎，伏鸡搏狸，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是徒鱼肉我众，必悬为赏格，辅以刑杖，先正名分，习威仪，上下秩然，然后授以号令，操之于场，练以武艺，教之于夙，俾人人有勇智，方人自为战，蔑有不胜敌者。

第二十四 明恩威

乌合之众，上下不亲，非有赏罚，孙吴不能以为将。夫赏不专在金帛之惠，罚不专在斧钺之威。有赏千金而不劝者，有不费数金而感挟行者，有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如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此盖有机。机何物也，情也。理兴于心，情通于理，赏之以众情所喜，罚之以众情所恶。或申明晓谕，耳提面命，务俾人人知其所以赏与罚之故。感心发则玩心消，畏心生则怨心止。微乎，微乎！ 用之正则圣人所谓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不正则圣人所谓五霸智者之事也。

第二十五 严节制

兵有二。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风雨之势非罚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语传呼而止，无节制可也，虽然，此即节制也；若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止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全制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陈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敢不守；此命可弃，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用之塞上则外摧强敌，用之域中则内清叛乱，万里无危，万战无失。岂直曰：“百里趋利已哉”。将见天下莫当此兵矣。

第二十六 明保障

天地之道，惟阴与阳； 治世之具，惟文与武。文武者，阴阳之义也。故治乱相寻，本阴阳叠运，必文武并用，乃相济有成，粤稽三代而上，井田聿兴，兵农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则为将率，入则为师保，声气既同，绩用有底。迨至春秋战国，民无宁宇，卒有常征，井田寝废，兵农攸分。顾孙吴者出，立为一家之言，特设军务，不由民社，以是文武异途，门户渐立。秦开郡县，汉封同姓，唐设藩镇，历代沿革，虽各鉴一时之弊而曲为更张，戍边御侮，官制固有不同，然且文武职衔，互相加授，名义相关，判途未甚核军实者，犹诘责于事定之后，以故议论事，权势常相埒，所以蔡功惟断乃成。迨至宋室立国本弱，儒术岐多，故分者决不可合，而合者亦分。讫于我朝以武功驱除僭乱，恢拓区宇，一时握戎者辄以汗马自骑，纷然多事，以故防微虑重，军政肘掣。承平二百年来，文法日密，不惟分党而治，抑且恶兴而攻，惟驭众临垒为将士之责，而粮饷赏罚操纵予夺，纤细之事，悉在有司，即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缙绅预其章程，复不关于利害，故文武势分，情格阴阳之义判而相成之实堕矣。盖当思之朝廷设官分职，外而百里之令五百里之守，上而旬宣之司，激扬之位，皆所以保民也。凡我将士跃马食肉，握符当关，其所统军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民商税课为之供养，毋问风雨，宴安坐糜廪饩，无非用其力于一朝除乱定暴则民生遂，民生遂则国本安。故文武之职不同，所司之政虽异，而其所以保民一也。顾今反其道者，止知军士是我统驭，其于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徇情而偏爱之，每到地方，纵容骚扰百姓，不肯克己，当见东南受兵之处，有谣语云：“贼是木梳，兵是竹篦。”盖言梳还有遗，篦则无遗矣。及有军卒生事相讦到官，文辄右兵而左民，以致军士纵恣，纪律不整，百姓失望，比临阵时，不惟无以戡定患乱，且杀平民以报馘，却避寇之家以充食，奸淫被难女妇，矫诬掩败，设诈冒功，此辈不遭人祸，必受天刑。于是文吏耻武夫之无术，视军士如仇讎，凡军民相干之事，一切肆其克毒，务要军将受亏，曲护小民以为仁爱，而小民亦只顾目前便宜，那管隐祸在后，等而在上。惟以刻抑将士，为得体，为有风力，互相仿效，稍有通念者，众共笑而排之，以为同流合污。遇有警时，即钱粮军器馈饷应付、率不究心，一意只要军士杀贼，要将驱不饲之马、不哺之军，不着人家居宿，无视贼势众寡，机宜何如一到便杀了贼来，庶才将就，何其不通之甚也，夫平日于凡军伍气势被其摧抑已尽，将官事权被其掣肘莫展，临时又不相济，复加以未谙兵机之人硬强调度，岂能杀贼？是以贼得猖獗，蹂践边关，虔刘子女，损伤国体，不知几何，与平日偏爱私恩，孰为得失？即将士粉身碎骨，何补于民社也哉。今后为吾将者，须是看定兵马，真为安国保民之物事，事报恩之本，无问文武，分涂展布难易一心，从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驯之，必以严节制为务，欲严节制必先明恩威，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习武艺，知兵法。身率之艺也，非本也。本不端则万目丛脞矣，必先辨古人而效法之，先勤职业则效法有日，进之益先知谦德之利，则我为官箴惜而人亦为我惜之。但欲知义之所趋者，必先知害之所伏，是而审功名之害。功名之害小，萎靡之害大，故先审萎靡之害。萎靡自逢迎生，故先审逢迎之害。逢迎之害未若胜人为害足以取祸也，故先审胜人之害。胜人之害生于刚愎，故先审刚愎之害。大都诸偏之为害，未有甚于欲之为害也，而货利声色尤害之大者。货利犹可勉强，无如声色易以惑人，故声色先于货利。能审害之所伏而不为，须知大本大端之所先而定其趋，宽度量焉，德之次也，故先之以坚操守。操守勉乎外，无若先做好人以立其基。做好人而惕于忧，祸趋难定也。故先辨利害。利害莫大于死生，明死生，利害自辨。死生利害，惟其昧于志向，故为所夺志向定，虽死生不足以移之。故曰：“先立志向。”然志向起之于心，故以正心术为首，是故心术正则志向自立而不忒，志向立而死生自明而不畏，死生明而利害自辨，利害辨人品自好，做好人而未有不知坚操守者也。操守坚而狭隘者有之，故次之以宽度量，心广体胖矣。而最难窒者欲也，欲莫如声色与货利，真能拔除难窒之欲而尚德，不可以不谨，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萎靡害、功名害，皆以轻重次第而切磋琢磨之可也。夫惟诸害既去乎身善美已归诸已于是而骄各式生焉，非所以受益也。故尚谦虚之德焉，谦而无箴其弊也弱矣。勤职业者官之箴也，辨效法者官之箴也。官箴正矣，或于将之职未尽也。将以戡乱为务，戡乱有具，兵尖为要，武艺次之； 治军有方，名分为切，教授次之；教授有术，故次之以恩威也、节制也。合而言之，无非以保民为职，故终之以明保障。约之以一言曰：“正心术而已矣。”于乎大本既正百行翼张贤将汇征文治广被，王国之庆、帮家之光也。以上每一款内，多有不尽之意，不出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互相发明，似为重赘。但略言之，恐无以发扬学者生意，故重其言而不重其意者有之，重其意而不重其言者有之，学者惟自择之。
[鉴赏]
《练兵实纪》,明代戚继光著。戚继光(公元1528年—公元1588年),先辈世代居住山东东牟，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他出生在将门，十岁丧母，其父戚景通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将领，为官清廉，乐于助人，家无积蓄，却留给他当军官应有的优秀品德和带兵的宝贵经验。戚继光自小立志疆场，保国卫民，做一个“身先士卒，临敌忘身”(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纪效新书》或《练兵实纪》)的模范军人，他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止止堂集》)的名句，毕生中有40余年在军旅中度过，“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同上)。在父亲的苦心培养和老师梁玠的严格教育下，戚继光终于成为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生逢明朝末年，同历代末世一样，明末朝纲不整，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当时，日本的一些没落武士、浪人及商人，为了掠夺财富，便乘虚而入，经常出没在中国沿海一带，有组织地进行武装骚扰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这些侵略者极为疯狂，与日嚣张，“驱掳少壮，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造成“积骸如陵，流血成川”(《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至嘉靖年间，倭寇同汉奸，以及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殖民者商人汇污合流，互相勾结，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祸害。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年仅25岁的戚继光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全省沿海防御倭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受到各方面赞扬。不久，他便被调到倭患严重的浙江宁绍台任参将，管理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数十州县的军务。公元1563年又被提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际诸戌务。在抗倭战争的实践中，戚继光愈来愈感到练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纪效新书》便是他在浙江练兵、作战的经验总结，也是此后抗倭战争中练兵、作战的指导原则。他自训练出“戚家军”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从抗击东南沿海的倭寇到总理苏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曾经先后部署和指挥过一百多次战斗，每次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胜利，甚至还出现过歼敌上千名，而“戚家军”却无一人阵亡的罕例。如，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的福建仙游之战，戚继光“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谭襄敏公奏议》卷二)。人们称誉他是我国“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而当时的倭寇则视其为“戚老虎”!公元1562年7月，浙江台州人民为纪念戚继光的战功，特地为他修了生祠，立了纪功碑。生前为之修祠立碑，反映出广大人民对他的深情拥载，由此也可见倭寇对于当地群众贻害之烈！
在抗倭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戚继光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被调回京城。因为自明朝建立之后，曾面临着两大威胁：一是“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构成北方边患；二是“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构成东及东南(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海患。海患既除，边患又直接威胁着京城的安全，因此河北长城一线需要有能力的将领去守卫，而在戚继光到达蓟州之前的“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明史·戚继光传》)。隆庆二年五月，戚继光被朝廷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取权与总督同。他针对当时边军的诸多弊端，提出了“议分苏区为十二路，设东西协守分统其路，建制车营配以马、步而合练之”的练兵主张。“车营配以马、步而合练之”,就是指进行车、骑、步三个兵种协同作战的训练。这是戚继光战术思想的一大飞跃，是古代军事训练的一次重要突破。这种协同战术训练的思想，在他撰写的《练兵实纪》中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挥。从《纪效新书》到《练兵实纪》,记录了戚继光军事思想发展的光辉战斗历程，说明了他练兵、作战的方法是根据敌情、我情和地形等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体现了从单兵教练到大军统率合练的全部训练内容，也反映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海、边防斗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它们是古代兵书中比较完整系统，而且富有实效的两部军事训练专著。
《纪效新书》的写作时间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前后。全书正文18卷、卷首1卷，共计约10余万字，全书的宗旨，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阐明本书以实践经验为主，吸取前人兵法写成。
《练兵实纪》起笔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成书于隆庆五年，也是为了整饬部队和训练部队而写的。公元1568年，戚继光来到蓟州、保定、昌平，当时这些地方都是明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戚继光上任后，深感“蓟边兵政废驰已久，一切营伍行阵志趣识见类皆沿袭旧套。是以将不知兵，兵无节制已非一日。”于是他决心以“人自为战，谓之节制之师”为目标，改革训练内容和方法，筹备部队给饷和训练器材，苦心经营。经过几年努力，军中焕然一新，“城廓坚固，楼橹整齐，器物锋利”,“所在皆成劲旅”。《练兵实纪》就是这一段时间冶军经验的记录和总结。全书正集9卷，附杂集6卷，约10余万字，并有图说。正集第一至第四卷为：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第五至第八卷为：场操、行营、野营、战约，第九卷为：练将。杂集六卷为：储练通论两卷，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军器制解、车步骑营阵解各一卷。
《练兵实纪》反映了当时编制装备的改进和练兵方法的革新情况。训练步兵、骑兵、车兵及流手、炮手等配合作战，以发挥各种武器的威力，这种协同战术思想，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而且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练兵实纪》中，戚继光强调指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因此，正集第九卷《练将》及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卷，《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作者用了整整五卷的篇幅，系统地阐述了将宫的品德修养、战术和技术修养，以及养兵、练兵、用兵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可以说是戚继光军事著作中最富价值的部分。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选录了正集中第九卷《练将》的原文。
《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姊妹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南则《纪效新书》,在北则《练兵实纪》。这两部书都是他的代表作，并且形成了他的整套军事思想。清人钱熙祚评论说，《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同异参半。盖倭寇乌合之众，得其节制，易于歼除；备边则劲敌当前，非百倍精严，未易言守，事情既别，方略亦殊，故言之尤详且慎。”说明这两部书的内容，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地方。二者都是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论著，练兵的一些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则因《纪效新书》是根据东南沿海敌情、我情写成，《练兵实纪》则是根据当时华北，特别是蓟州长城一线的敌情、我情写就。这两部书与古代的其它许多军事著作相比较，笔者认为有如下五个鲜明的特点，即文字表述力图一个“通”字、内容重点突出一个“练”字、训练目的讲求一个“实”字、战术思想体现一个“新”字、武器装备注重一个“效”字：
第一，文字表述力图一个“通”字。
《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紧密联系练兵实际，全用士兵语言，写得通俗易懂，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这在当时不仅识字不多的将士都能读懂，就是不识字的也能听懂。书成后印发军官人手一套，士兵每队一套，“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育解说”,从而做到“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不可不拚，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清人钱熙祚在评述《练兵实纪》时说：“观其教练诸条，深切著明，有如面语。”(《墨海金壶·练兵实纪跋》)。为了能让将士们易于领会，戚继光还在书中加了许多插图和解说，有的部分还将分解动作绘制出来，使它便于理解和掌握，更好地转化为战斗力。古时的文人，一般都非常轻视语言通俗的作品，斥为“文字鄙俗之书”。而戚继光能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为社会舆论所左右，撰写图文并茂、易诵易记的军事巨著，的确胆识过人颇有见地。那些文字高深、晦涩难懂的兵书，怎么能为直接参加战斗的将士所理解、所接受、所掌握，并且变成具体的行动呢？只能束之高阁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处？
第二，内容重点突出一个“练”字。
在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中，大量内容是讲述训练的，这两部书更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他说：“三军之上者，必曰练兵，夫此练字，即练丝者将生丝练熟以织彩之谓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戚少保年谱耆编》),否则，“手无素习之艺”、“与赤手同”,不仅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会“以卒予敌”。在戚继光的军事生涯中，有过指挥没有经受严格训练的军队去作战的痛苦教训。他曾经在《上应诏陈言乞晋恩赏疏》中感叹地说：“号令未明，士卒未附，虽韩白为将有不能成功者。”大意是说，既使古代名将韩信、白起指挥训练很差的军队去作战，也是要打败仗的。所以，戚继光极为重视训练工作，紧紧地抓住训练不放，他把自己一生中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部队训练上。《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的主要内容，可分为“练兵”和“练将”两大部分，并且又都包括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
戚继光十分注重官兵的政治素质，认为要使他们经过训练之后，能够成为政治上可靠、品德上受人尊重、作战勇敢的军官和士兵，达到“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万人一心，万身一力”,以取得“杀贼立功”的实效。首先，要把兵选好，“兵之贵选矣”。如何选拔？要有个标准和原则。“第一可用，乡野老实之人”,他们“黑大粗壮，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品质上淳朴忠厚，不怕苦累，遵守纪律，易于节制，体魄上强壮、坚实有力，虽然器用素质差些，而“武艺尚可教习”。“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纨绔子弟、市井无赖之辈，游滑而怯懦，贪利而忘义，不受约束，难于节制，败坏军纪，腐蚀卒伍。这里，戚继光看到了农民的力量，在他那个时代，能有如此卓越的认识，的确很了不起。那么，在农民中又该选什么样的兵？《纪效新书·束伍篇》指出，有些人选兵，“或专取于丰伟，或专取于武艺，或专取于力大，或专取于伶俐，此不可以为准。何则？丰大而胆不充，则缓急之际，脂重不能疾趋，反为肉累，此丰伟不可恃也。艺精而胆不充，则临时怕死，手足仓促，至有倒执矢戈，尽乃失其故态，常先众而走，此艺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胆不充，则未遇之先，爱择便宜；未阵之际，预思自全之路；临事之际，除己欲先奔，犹之可也，又复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辈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胆不充，则临时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不是丰伟、艺精、伶俐、力大都不可取呢？不是的，而是以胆气(勇敢)和朴实为首要条件，有了胆气才能“使其再加力大、丰伟、伶俐，而复习以武艺，此为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戚继光在浙江义乌选兵3千人，就是当地遭受倭寇祸害尤深且衣食无着的农民和矿工。当然，戚继光不仅重视“乡野老实之人”,而且也重视广揽英才。从《练兵实纪》中可以看到，他在北京练兵时，便把各种技术人才(主要是城市各种工匠),都集中到了车、步、骑营中。二是对官兵加强“杀贼保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戚继光对官兵的政治要求是忠君爱国和保境安民，这里面虽然有封建思想的内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把这个要求贯彻在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上，对于团结全体军民一致对付外来侵略者，是非常可贵的。他号召所属部队学习岳家军“精忠报国”和“冻死不折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他在《练兵实纪·练胆气》中说：“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少不得行月二粮，这银米都是官府征派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粮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否则，“这百姓如何不避而远之，如何不关门闭户？”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戚继光还制定了一些号令、条教实行约束，对于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严格执行纪律，甚至绳之以法：“凡师，动人一草一木，搀越行次，互相斗殴，恣行诈伪，奸淫妇女，俱以军法处治”(《莅戌要略·行军条约》)。士兵懂得了卫国保民的道理，又有严明的纪律约束，所以戚家军在当时的明朝军队中，是军民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三是非常重视文艺对于鼓舞斗志和促进作战训练的作用。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创作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军歌教将士们唱，又把文艺活动纳入训练工作中，如写《虎蹲炮铭》等韵文和诗歌由将士记诵。他在《止止堂集·愚愚秸上》说：“诗歌不独可行于经生学子(即读四书五经的学生),行伍中遇阴雨客舍之日，择忠义激烈戎言戎诗歌之，感发意气，愤悱志向，使习尊主庇民之道，亦一教也。”他在《练兵实纪·练胆气》中明确规定：“凡军中除习武艺为戏(游戏)不禁，若将条约(军队条令)随俗改为唱曲，学习以相戏乐者，有赏。”有的史料还记录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指挥作战时创作的许多首歌曲和组歌，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戚继光予以提倡的是那些能够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文艺，而对于那些动摇军心、影响斗志的淫曲滥调，他是坚决制止的。他明确规定：“同伙住歇兵士，夜间则安眠静睡，以养精神，不许讴吟唱曲以耗精气，勾惹淫念，鼓惑思乡。”这样的规定，有利于防止军心涣散，保持旺盛的士气。四是从组织上实行精简整编，保证军队质量。他到浙江御倭时，对卫所人员普遍进行考核，年老体弱者尽行汰去，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他调任蓟州时，针对当时的明军“青壮者役将门”、“老弱反充伍”、“家丁盛而军心离”等军队中的种种腐败现象，按照精兵的原则进行全面整编，减少将官私役，压缩非战斗人员，“退匠役以归伍，减随从以充战”。正因其如此，精锐的戚家军“飚发电举，屡摧大寇”(《明史·戚继光传》)。
戚继光认为，部队只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不断提高战斗力。他常常告诫士兵说，武艺“是你当兵防身、杀贼、立功、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纪效新书》就是这样以浅显易懂的道理，从防身救己出发，阐明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深刻道理。戚继光抓军事训练，通过三种途径：一是坚持不懈地抓紧正常性的训练。凡无战争，春夏秋冬都要选择一定时机比武，就连他率军赴闽浙途中，也同样不失时机，一边行军一边进行训练；二是在战争中训练，他提出了“杀贼、练兵，可以并行不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最实际的有针对性的训练；三是开设军事学校(即武学馆)进行集中训练，采取亦文亦武的办学方针。如前所述，《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一面练兵、一面作战时写成的。这部军事名著，主要是总结训练、指挥3千义乌兵的经验。他被调到北方后，练兵的任务更重了。先是训练3万人的队伍，后来是训练分布在河北境内长城一线的16万大军。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要象对3千义乌兵那样直接训练，事事躬亲，已是不可能的了，必须采用分级掌管训练的方法进行。所以，培训骨干的问题，就到了议事日程上。武学馆中的学员，是从部队的士兵、初级军官、世袭武职之家的子弟和武生员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出身行伍，大多缺少文化，而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太低，必然限制才智的进一步发展，难以成为通晓韬略的良将。戚继光主张兵“在精不在多”,而精兵在于良将的训练和管理，将领是三军之司命，将领的优劣对于军队建设的影响尤大。“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军之死生系焉。”因此，“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他认为，将官必须具备“德、才、识、艺”四条标准，其中的“艺”就是指杀敌制胜的本领，为将要“习兵法”、“习武艺”、而且要首先学好武艺，“己不先学，何以倡人；己不知花法、实法之辨，何以辨别士卒所习之高下”、“况主将率三军首锋，非艺曷以作勇，非勇曷以前率？”也就是说，将不懂武艺，就不能练好兵，练不好兵，何以成其为精兵，兵不精将无艺，何以去作战，更谈不上“前率”。俗话说的“强将手下无弱兵”,便是这个道理。所以，戚继光再三强调，一个合格的将官不但“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即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这样，才能驾驭部队、指挥作战，“开阖变化，运用无穷”。由于戚继光对将官严格考核和选拔，在他统领的军旅中，其属将几乎个个出类拔萃，诸如矿工出身的王如龙、朱珏等，可以说是戚家军的突出代表。有这样的一批优秀将官率领戚家军这样一支精兵队伍，才能“战功特盛”、“名闻天下”。
第三，训练目的讲求一个“实”字。
练为战还是练为看，戚继光一贯倡导练兵要从实战出发，讲求实用，反对华而不实，徒具形式的“花架子”。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他刚到蓟州等三镇任职的第一天，就发现“营军不习戎事，而好末技”、“有火器不能用”(《明史·戚继光传》),其练兵“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在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剧套数。”因此，他尖锐地指出，练兵打仗是“杀人的勾当，岂是好象的”。他说：“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而今悉无其实”(同上)。“今所习所学，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营、真气原无一字相合。及至临阵，又出一番新法令，却与平日耳闻目见无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又有何用？”
为了在训练中不搞花架子，他指出：“设使平日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主张练武艺要练一击就能致敌于死命的武艺，那些一击只能打伤、吓退而不能致敌于死命的武艺，不应该在训练课目中占有地位，只可作为锻练身体使用。例如，士兵总是以为自己在家乡学到的武艺最好，对于教官教的不相信，这样必误大事。为什么呢？因为乡间武艺产生于一般的斗殴，其目的是把对方打败打垮，而不是把对方打死；打斗的方法也是人自为战，没有营阵训练和严密的组织指挥；斗殴的器械都是短棍短棒，而且一般不带刃，如果不打中要害，很难致人于死命；至于徒手参加斗殴，拳打脚踢，那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在战场上的肉搏却是另外一回事。双方的目的都是要杀死对方，而且要求一击致命。否则，杀死不了敌人，敌人一回手就杀了你，也就无法保存自己。所以，平日的训练难度要略大于实战的要求，如此才能在战场上稳操胜券。这一点，在《练兵实纪·练手足》中对于练心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等，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提出了多方面的具体要求。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所说的“严”,不是片面的“刻薄寡恩”,他所说的“难”,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难”,而是要在关心爱护士卒基础上的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第四，战术思想体现一个“新字”。
戚继光看到，当时有这样两种人自命为懂得军事： 一种是瞧不起古代兵书，视古法为“筌蹄”,毫无实用价值；另一种人则无视时代的发展变化，死死地抱住几本兵书，不知通达权变。他反对这两种极端片面的观点，认为军事学是天下事中“难之尤者”,要懂得军事学，就必须认真学习古代军事著作。他主张重视古法，同时又竭力反对泥守古法。这就是，知古而不循规，师意而不蹈矩。在长期紧张的军旅生涯中，在十分繁忙的军务活动中，戚继光始终抓紧时间发愤读书，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从他的言论和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对于古代兵法特别熟悉，运用极其巧妙，许多见解尤为精辟。他把《孙子兵法》比作武库、喻为药店，认为从中吸收知识营养，就如同从武库中获取用兵的武器、从药店中得到治病的良药一般。他学习古人而又讨厌因循守旧，通晓古法而又坚决反对固守古法，他的战术原则源于古人而又高于古人，善于吸取其中的精华，敢于大胆创造过去没有的东西，使之切合实战的需要。正如他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指出的：“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他认为，学兵法与学医术的道理是一样的。学医的人要认真研读医学书籍，但又不能被医书所限制，不能在临床运用时生搬硬套。如果只记住古代兵书上的一些条文，食古不化，不能根据千变万化的敌情，不能因时、因地制宜，一旦遇到紧急复杂的局面，就无法应付自如。所以，读兵书要“泥其意而不泥其迹”。兵书象药店，店中各种药材都有，一个医生学了病理和药理，熟悉了药材和药性，这是基本的知识，而在临床实践中对症下药，便是对学习成绩的检验。古代兵书，是古人所著，他们的军事思想和作战训练的指导原则，写成兵书以后，就固定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后人在学习时，就应该用发展的眼光，鉴别取舍，不能字字照搬，句句照套。否则，就要碰得头破血流。
戚继光根据不同的敌情、地形等条件，确定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创新作战的指导原则。如倭寇善用倭刀，长于步战，贯于伏击，常小路多股进攻，而“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明史·戚继光传》),于是他创立了“鸳鸯阵”法。其阵的基本作战单位为12人，其中1人居首为队长，次2人执牌，再次2人执筅，另4人夹长矛，还有2人执短兵，最末1人为火(炊事员)。作战时，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协同，发挥整体作战威力，不仅运用了武器的长处，而且充分调动了士卒的积极性，每次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到了北方，根据敌人善于骑射，而地形又多平原的特点，他注重车战和骑术训练，采取车、步、骑合用，创制了7个车营。每营以车兵、步兵、骑兵建制。重车、轻车，载有火器；步兵、骑兵配置兵器。作战时，战车连在一起，拱卫步兵、骑兵于其间，距敌五十步远时，则车内火器并发，敌人逼近战车时，步兵间出，第一行用长刀斫敌人马腿，第二行用木棍将敌击落马下，后面持枪和谠钯的士卒则一齐杀之，骑兵临机调用，出奇制胜。
戚继光练兵和指挥作战，从一个分队(“鸳鸯阵”)的长、短兵器协同，到冷、热兵器协同，再到陆军的步兵与水军协同，最后发展到组织严密的车、步、骑、辎、炮(当时尚未成为独立的兵种)诸兵种协同。无论是一个小分队的多种兵器，还是一支大部队的兵种协同，这种协同比兵力相等的单一兵种所产生的威力要大许多倍。这也是戚继光指挥作战每战必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戚继光开创的协同战术，是他对战术发展最突出的贡献和成就，从而使当时的军事科学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协同战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还在继续发展着。在戚继光之前的军事著作中，很难看到各种兵(长枪手、短刀手、弓弩手等)和各兵种(步兵、骑兵、水军等)协同作战的系统论述。这是因为明代以前使用的多是冷兵器，一般的战争形式是陆战(水战只限于江河之中),主要兵种只有步兵和骑兵(车兵在春秋以后已被逐渐淘汰)。到了明朝，上述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热兵器逐渐盛行起来，兵种有了在海上作战的水军，作战对象不仅限于国内大陆，也有从海外来的倭寇，这就为戚继光在实战中创立多兵种协同战术提供了条件。
戚继光的战术思想是打歼灭战。“戚家军”每次作战，都竭尽全力贯彻这一作战原则。打歼灭战的结果，给倭寇带来了灭顶之灾，经过多次较量，倭寇已被歼殆尽，而侥幸逃脱的残敌已失魂落魄，再也不敢来犯。戚继光在北方御边的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这里所说的“成法”,主要是指戚继光《练兵实纪》中的作战指导思想。
第五，武器装备注重一个“效”字。
爱作表面文章而忽视实际效果的不良风气，远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雕卵然后沦之，雕撩然后燃之”(《管子·侈糜》),本来煮鸡蛋放到水中沸熟就行，可偏偏涂上彩色才肯下锅；燃木柴随手投置釜底即可，却非雕上花纹不可方能入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