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闻变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

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吴声歌曲》

《欢闻变歌》是古乐府民歌清商曲辞之吴声歌曲的一种。《古今乐录》将它列为“吴声十曲”之六，它是由“吴声十曲”之五《欢闻歌》变化而来的，故名。怎样变化的呢？《古今乐录》曰：《欢闻歌》流行于东晋穆帝升平初年(约为公元356年)，它在唱完之后“辄呼‘欢闻不’，以为送声，后因此为曲名。”由此可知，《欢闻歌》是由曲末的“送声”(即和声衬句)得名的。它是一种情歌，每首四句，每句五言。后来，《欢闻歌》的送声在流传中发生变化，先是由“欢闻不”变为“莎持乙子”，在晋穆帝升平中，又发生了变化，《古今杂录》记曰：“《欢闻变歌》者，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 ‘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褚太后哭： ‘阿子汝闻不’，声既凄苦，因以名之。”可见，“欢闻变歌”是因“欢闻歌”的送声发生了变化而得名的，其本词与“欢闻歌”一样，仍是四句五言诗，但其曲调是否有变则不得而知，也可能是有所变化的。 “阿子”和“欢”一样，也是对情人的称呼，阿是爱称的发语词，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相当于“您”，却更亲密。 “阿子汝闻不”意即“亲亲你听到没有？”在唱完正文后，以这样的问句结尾，将强烈的感情推向高潮，这种送声是非常感人的。《欢闻变歌》是东晋江南水乡的情歌，《乐府诗集》收录了六首，这是其中之一。这首吴歌通过对情人之间盟誓的描写，抒发了至死不渝的坚贞恋情。

托尔斯泰在他晚年所写的《艺术论》一书中认为民歌是“最高级的艺术”，理由是民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艺术感染力的大小是“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艺术感染力是由哪些条件决定的呢？托尔斯泰提出了三条：一是感情的独特性，二是感情传达的明晰性，三是感情的真挚程度。托翁认为“这第三个条件——真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条件在民间艺术中经常存在着，正因为这样，民间艺术才会那样强烈地感动人。”(《艺术论》)用这三个条件来衡量这首民歌，就会发现，它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二十个字，其艺术感染力却是很强的，它的感情是真挚的，又是独特的，其表达又是明晰的。现在我们就逐句分析，来看看它真挚而独特感情的明晰表现吧。

“锲臂饮清血”说的是古代越人独特的盟誓习俗及其在当时的存在情况。《淮南子·齐俗训》云：“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北方的胡人用弹骨的方法，南方的越人用契臂的方式，中原汉人用歃血的方法，虽然形式不同，却都是为了盟誓以表示信义。江南为古越人所居之地，契臂这种独特的盟誓习俗还在民间流行。 “契”同“锲”(qie)，刻也。锲臂即以刀刻臂部的皮肤以留下疤痕，用文身来作为盟誓的记录。(文身本是古越人的一种习俗。)“饮清血”也是盟誓的一种方法。古人盟誓时，双方吸一口牲畜的血，叫“歃(sha)血”，春秋时代即已有了“歃血之盟”的仪式(见《谷梁传》庄公廿七年)。古人看到血流尽了，人也就死了，就把血看成是生命的象征，歃血盟誓实际上是以生命来发誓，表示将来如违背誓言即以命相抵。 “饮清血”也属于歃血一类的盟誓仪式，原流行在中原的这种习俗，当时已流传到了江南，与原有的契臂习俗同时并行了。“锲臂饮清血”这一句是描述用刻臂、饮血的盟誓以表示忠贞不二的恋爱之情。

第二句“牛羊持祭天”，进一步描写盟誓的场面，说明在盟誓的仪式上，不只是双方在场说话，而且以牛羊祭祀天神，请老天爷作证，这就更增加了盟誓的份量。祭天是古代最为隆重的盛典，天神是诸神之首。在情誓时有牛羊祭天的礼仪，就使爱情得到天神的承认而成为最神圣、最珍贵的感情了。

第三四两句道出了盟誓的内容：“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即使是死了，化成了灰，仍然坚持相爱，绝不背弃前盟。 “怜”是古汉语中表示爱情的词， “相怜”即相爱。整首歌的意思是：我们二人相爱，用刻臂饮血的方法，以牛羊祭天盟誓，即使死了化成灰土，对爱情仍然忠贞不二，永不变心。

南朝民歌多写相思之情，在描写情誓的作品中，这首“欢闻变歌”是比较突出的。《读曲歌》中有一首曰：“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此歌写恋情之热烈较多，而对“两誓不相弃”只是提了一下，和这首欢闻变歌相比，就显得简单些了。

这首民歌用质朴的语言、独特的形象，表现了真挚而强烈的感情，其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给人的印象也是很深的，真可谓力透纸背。这是江南独特的民歌，就其表达恋情之坚决来看，较之汉乐府情歌《上邪》，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甚至根本没想到会“乃敢与君绝”。真正是“生生死死情无限，永远相爱不离分”了。此歌只写人物内心世界，深入而恳切，使我们在想象中看到了一位质朴而诚实的江南民女的美好形象。这种心灵美的人物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这首民歌通篇未用比兴，全为赋体，直抒胸臆，却较比兴手法更能描述现实情况、抒发强烈而独特的感情。赋是用白描直陈以抒情状物的艺术方法，在民歌中用得很多。据统计，在《诗经》的诗章中赋体约占63.7%，超过了比兴的总和。孔颖达说：“言事之道，直陈为正，《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毛诗正义》卷一“诗大序疏”)但赋体难写，容易浮散直露。而这首“欢闻变歌”却凝练生动，具体而实在，从中可见江南独特的风习，明快而强烈的激情。事与情融化为一，语言质朴，直截了当，坦率而诚挚，把内心浓烈而充沛的恋情明白地披露出来，这种自发的真情流露是感人肺腑的，它正是诗歌的艺术生命之所在。民俗是生活的具体形式，它有地方性的特点。诗中写出江南民俗，说明这种赋体艺术对生活的描写非常精到，绝不浮光掠影，因而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