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条例与编例

大清律例之后所附之例，源于唐代的“敕”和五代至宋的“指挥”。从明朝起，例始附于律之后，律、例并行并用。雍正三年(1725年)颁行《大清律集解附例》,律后附例824条。凡属于以前各朝的旧例，称为“原例”。康熙年间增加的例，称为“增例”。经皇帝特别下旨令的以及官员上奏获皇帝批准的例，称“钦定例”。各类例，统称“条例”。清代依照“条例”进行审判，已经制度化，因此条例不断增加，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已达1456条，晚清同治九年(1870年)增至1892条。例，数量多而且作用特殊。它的效力超越律，甚至可以取代律。“例”是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利于巩固发展至高无上的皇权，因为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清代统治者便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实行以例断狱，致使律与例“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为了消除律例之间的矛盾，乾隆十一年(1746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此后成为定规。然而清朝后期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定期编例的制度也日渐废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