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生态学

又称深层生态学，是指一场以倡导生态学的形而上学和生态化的实践为宗旨的生态运动。深生态学运动的哲学根源，是索罗（HenryDavidThoreau）、米尔（JohnMuir）的生态中心论和劳伦斯（D.H.Lawrence）、杰弗斯（RobinsonJeffers）和赫克斯利（AldousHuxley）的社会评论理论。对当代生态意识和深生态运动进一步起推动作用的思想，可能追溯到这个世界的生态中心宗教（道教）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定向于18世纪反文化运动的罗曼蒂克自然观，植根于斯宾诺莎、瓦茨（AlanWatts）和斯奈德（GarySnyder）的禅宗佛教（影响到许多职业生态学家以及本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深生态学运动的诞生是与生态科学的社会关注以及莱奥波德、卡逊和其他生态学家的“生态观点”（ecologicalperspective）的普及分不开的。本世纪60年代该运动的主要精神动力来自莱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的“大地伦理”以及卡逊（RachelCarson）、布劳尔（DaveBrower），埃利希（PaulEhrlich）和其他生物学家的学说，也来自专业生态学家和保护组织的领导对迅速扩展的生态危机的关注。这些生态学家和环境活动家确信，西方文明中主宰型的人类中心定向是严重的误导，不足以对付生态危机问题。本世纪60年代，专业哲学家开始探讨生态危机的哲学意义，例如，内思（ArneNaess）1968年开始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讲演并发表“哲学和生态学”。1972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三世界未来发展会议上，纳什提出在本世纪60年代已经得到发展的两个环境运动：一个是浅的、人类中心的专家政治论的环境运动，即主要关心发达国家中的污染、资源破坏和人的健康和福利；另一个是生态中心的“深且长远的生态运动”（见1973年内思的文章）。自从1972年内思命名“深生态学”运动以来，其内容不断地丰富，其立场延续至今。
获得普利策奖金的诗人和小品文作家斯奈德（GarySnyder）也在本世纪60年代开始站稳深生态立场，与同伴伯格（PeterBerg）、生态学家达斯曼（RaymondDasmann）一起合作。斯氏开发了生态中心的宗教基础，二十五年来对深生态运动有巨大的影响。他和内思是深生态运动中最有国际影响的两个代表人物。
本世纪80年代以前，纳什的深—浅生态运动的区分在欧洲之外几乎无人知晓，80年代后，开始引起哲学和环境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深生态学引起广泛关注，来自德沃尔（BillDevall）和塞森斯（GeorgeSessions）发表的《深生态学》（1985）。深生态学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受到许多学者的攻击，如社会生态学者布克钦和生态女权主义者卡伦·瓦伦等人。深生态学运动的倡导者塞森斯在其主编的《21世纪的深生态学》（1995）中特别指出外界学者对深生态学的批评，主要源自误解和错误的认识，并对可能造成误解的情况作了说明。塞森斯在这本书中收录39篇论文。深生态学者讨论的问题有六大方面：（1）深生态学在21世纪的定位，什么是深生态学？（2）深生态学的历史根源；（3）内思的深生态学和生态智慧；（4）深生态学和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学、绿色运动和新世纪运动；（5）荒野，荒野保护和保护生物学；（6）超越社会和政治措施———面向21世纪。在这个文集中有如下三方面的内容能够展现深生态学走向新世纪的主题。
1.关于新世纪的生态意识约翰·罗德曼在《论四种形式的生态意识》一文中，为揭示新世纪的生态态意识》一文中，为揭示新世纪的生态意识，研究了环境运动历史发展过程中流行的四种生态意识，这四种生态意识即是在历史上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当代社会共时存在的。
（1）资源保护论（resourceconser-vation）。这是流行于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态意识。代表人物是美国当时的林业局长、自然保护主义者吉福德·平肖（GiffordPinchot）。其特征是反对盲目地开发森林、野生生物和大地，提倡避免自然资源的浪费，主张“明智地利用”自然资源，坚持人类中心的功利主义的自然观和价值论，认为“自然界只有手段价值没有内在价值”。这种生态意识最初在美国实施，作为制定森林政策的伦理基础，起到了限制乱伐森林的作用。但进入本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源保护论遇到尖锐的挑战，特别是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使这种生态意识的缺陷暴露得更加明显。
2）荒野保持论（wildernesspreservation）。几乎与资源保护运动同时（1890—1914），荒野保持论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出现了。代表人物是林学家约翰·米尔（JohnMuir）。代表性的民间林业学术组织，是塞拉俱乐部（TheSierraClub）。这种生态意识的特征是认为荒野消失是不能复原的，即荒野的变化具有不可逆性。其理论基础是万物有灵论，认为荒野的外观美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宗教意义，体现了荒野不仅有手段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有内在价值。荒野保持论，在当时抓住了许多珍贵的天然景观被人经济利用导致破坏的事实，在早期环境保护运动中曾经很有影响，但随着科学发展，其宗教基础暴露出许多弊端。
（3）道德扩展论（moralexten-sionism）（早期文献又称“自然道德主义”）。这种立场认为，人类不仅有责任关心自然实体，而且应直接把自然实体纳入道德考虑，承认自然实体的存在权利（以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属性为基础）。基于这种生态意识的许多生态伦理学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约翰·利利（JohnLilly）、彼得·辛格、克里斯托弗、斯通等人冲破资源保护论的人类中心偏见，根据自然实体的权利顺序（按聪明程度、感受和意识程度）分配他们的内在价值；另一些更激进的环境主义者，劳特利、罗德曼、考利科特、塞森斯、德沃尔等人，反对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对自然实体内在价值的道德认识，只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扩展”（只是面对严重的问题，不是基本观念的质变），因此只要对资源保护论的缺陷作出修正就可达到目的。这样两种看法，是道德扩展论的内在分歧，其共性的特征是坚持原子论的形而上学，把基本价值赋予个人、动物、植物而非自然整体或生态系统，认为个体能体现感受或苦乐。
（4）生态感受论（ecologicalsensi-bility）。是从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生态伦理思想（如莱奥波德、劳特利和罗德曼的思想）中概括出来的。尽管这些思想仍在变化中，但能够分别出三种生态感受：第一，承认自然界内在价值的道德扩展主义的价值论；第二，高度重视个体、关系和系统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形而上学理论；第三，履行保护自然过程的行为和政策，并在特殊情况下，适当地参与生态环境破坏修补的一些义务伦理学理论。
生态感受论的价值尺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义务原则之上的价值尺度，即“人们不应该不尊重一切事物”，因为任何事物都有某一目的或其自身的目的；二是基于择优原则之上的价值群尺度，即包括多样性、复杂性、整体性、和谐性、稳定性、稀缺性等价值尺度。前者以事物的目的性（事物内在地存在着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的官能），作为事物的内在价值根据，尊重一切有目的性的事物是人类的义务；后者可用于评价不同的生态系统的价值，良性运转的生态系统应使价值群尺度最优化，即在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中，可以随时间变化依次采用价值群中的某一价值尺度，作为评价生态系统的主要指标，其他作为辅助评价指标，评价的结果应是主要指标与辅助指标的综合优化。
罗德曼认为，这几种生态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共时并存的。尽管某一种意识形态形成有其特定的阶段性，表现为前后相继的累积特点，但是，在现时社会，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发现处于不同水平的生态意识形态。21世纪的生态意识是以生态感受论为主，其他观念为辅的意识形态体系。
2.深生态学跨世纪的八条基本原则（参见“非人类中心主义”）这八条基本原则，是深生态学的旗帜，体现了许多生态伦理的共性，达到了团结更多的有识之士展开环境运动的目的。这八条原则也为人们转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提供了行动指南。
深生态学家注意紧跟当代生态科学的前沿进展，从中吸取深入探讨环境哲学问题的启示和新方法、新的思考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关注传统的文化变革，并把这种变革视为影响基本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大问题，但是，他们变革文化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创新文化，而是要重新复兴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其内容涉及到培养生态意识，以及为认识人、植物、动物和地球的统一体，从生态、哲学和宗教角度探讨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
3.未来22世纪的深生态学展望深生态学运动的奠基者内思，根据当前生态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对22世纪深生态学的发展状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见解。
（1）生态政策和某种程度的世界范围的贫穷，没有重要变化。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态愚行的不断积累，重大的生态灾难可能发生。这种严峻的生态形势迫使产生严格的新生态政策。也许这个胁迫力来自非民主的，甚至是强制的，出兵干预的，这是富国惯用的手段。
（2）除了在贫穷国家中发生的重要变化外，发展仍然同样的连续进行，值得考虑的是西方经济增长的形式。现在还有六分之五的人生活在不可持续的状态。可能很快就会改变这种情况，但是，要求苛刻的尺度并与各种张力做斗争，最终可能减少这个世界的不可持续性。
（3）上述几种类似的发展在突变和混沌中延续，最有威力的国家实施苛刻、蛮横的政策，只要有大量的生态破坏发生，那么，就会被迫转向可持续性的发展。
（4）一种朝着减少不可持续性的趋势，到2101年时可以觉察到。
内思认为，深生态学的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必须结合群众运动。当代世界范围的伟大运动有三种，一种是社会公正运动，包括女性运动和社会生态运动，用“红色”表示。另一种是和平运动，提倡人际平和，用蓝颜色表示。第三是环境主义者运动，提倡人与自然平等，用绿颜色表示。这三个伟大的运动构成了所谓政治三角形。三角形的稳定性决定了它们是社会内在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下个世纪乃至再下个世纪，它必然伴随着深生态学的发展显示出极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