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宫的音乐机构

唐宫廷为适应宫廷音乐发展的需要，在音乐机构的设置上突破了原有的框架。一方面除继续维持传统的雅乐机构外，用于其他目的的音乐机构得到了重要发展；另一方面在保留隶属政府的音乐机构的基础上，新增设了直辖于宫廷的音乐机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事俗乐管理和表演的机构。
唐代职掌礼乐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太常寺：“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旧唐书·职官志》)太常寺所属的音乐机构主要有大乐署和鼓吹署。教坊最初也属太常寺，后归宫廷管辖。梨园直辖于宫廷。而其中“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则分属长安和洛阳的太常寺。

唐习武乐舞图，似为《秦王破阵乐》(甘肃敦煌莫高窟217窟北壁“未生怨”壁画)

唐代大乐署统领雅乐和燕乐。凡“邦国之祭祀、享宴”,奏雅乐；“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伎”(《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则主管鼓吹乐，参与仪仗和部分宫廷礼仪活动。如皇帝行幸，皇室成员外出，“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仪仗的使用及规模有具体的规定：大驾卤簿，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小驾卤簿，一千五百人；东宫卤簿，六百二十四人。(参阅《唐六典》)教坊是教习、管理宫中俗乐的机构。唐开元二年时，共设教坊五处：宫中设内教坊，长安禁城外设左、右教坊，洛阳另设外教坊两处。至此，教坊不再隶属太常寺而归宫廷直辖。梨园则是唐玄宗时在内廷设立的音乐、歌舞机构，以教习法曲为主。
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乐人数量很多，隋、唐两代都曾达到过数万人之众。宫中乐人的来源不尽相同，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前朝乐工。《通典》清乐条载：“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帝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另一类是由“国之贱奴为之”。这已是汉魏以来的传统作法。教坊中“宫人”即属此类。也有因政事受罚被贬为乐户的。如隋朝乐人万宝常，即因父罪牵连而“被配为乐户”。再一类是选自平民与农家的乐人。崔令钦《教坊记》载：“平人女以容色入内者。”《通典》清乐条也说，唯雅舞选用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
唐宫廷中最活跃的音乐机构是管理俗乐的机构。这些音乐机构的活动和作用包括教习各类乐人音乐，考核其音乐技艺，选拔音乐人才，并表演和试奏新乐等等。像教坊机构，除承担表演外，也教习乐器演奏，如琵琶、三弦、箜篌、筝等，以及歌唱和舞蹈。因教习内容上的侧重，不同的教坊还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长安的两教坊即“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崔令钦《教坊记》)。在教与学方面，宫廷音乐机构有一整套严密的考核制度，并以此基础确定乐师或乐工的升等和使用。在大乐署中，对乐师有教绩管理，“博士教之，功多者为上弟，功少者为中弟，不勤者为下弟，礼部覆之”。对乐工则是“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年对所学内容进行考核，成绩以上、中、下三等评定。学习的时限一般为十年，“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不合格者，可延长五年再考核。十五年中必须通过五次上考、七次中考。“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一些学习内容还有具体的时限规定。难度高的“大部伎”学三年，次难的部伎学二年，较为容易的“小部伎”学一年。总之，“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旧唐书·职官志》)。修业特优者，作助教，有机会便可晋升教授。不及格者则降至鼓吹署，学习大、小横吹。其他音乐机构中也有类似的升降制度。教坊乐人就有不少是从梨园新院业优者中抽调。据《乐府杂录》载：“一千五百人俗乐，系梨园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内廷梨园也有乐人选自坐部伎。《新唐书·礼乐志》载：“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坐部伎中乐人，如果经太常考查难以胜任者，则降至立部伎，在立部伎中再难胜任者，只好改学雅乐。
乐人技艺的精粗，直接关系到她(他)们在宫廷中的地位。教坊中的妓女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能入宜春院的女妓。《教坊记》载：“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她们才华出众，经常为皇帝表演。受皇帝恩宠者，待遇优厚，并赐以第宅。第二类称为“官人”,声色技艺较次，其身份地位也低于“内人”。 第三类称为“弹家”。由民女入选宫内，学习琵琶、三弦、箜篌或筝等乐器及歌舞。唐乐人中得高官厚禄者不乏其人。《唐会要》论乐条注曰：“太常卿窦诞又奏用音声博士，皆为大乐、鼓吹官僚。于后筝、簧、琵琶人白明达，术踰等夷，债劳计考，并至大官。自是声伎入流品者盖以百数。”当然，对技艺出众的乐人行赏，并使其升迁者毕竟是少数人。就整个乐人阶层说，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
隋、唐以来，宫廷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歌唱家、器乐演奏家和作曲家。声乐演唱方面，有许和子(永新)、张红红、李贞信、田顺朗、米嘉荣、何戡、陈意奴、陈幼寄、南不嫌、罗宠、陈彦晖、任智方四个女儿等。这些歌唱名家不仅技艺超群，而且演唱风格各具特点。据《乐府杂录》载，宜春院“内人”许永新的歌唱清亮激越，“喉啭一声，响传九陌”。一次，玄宗“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举袂，直奏曼声。 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教坊才人张红红颖悟绝伦，同样是“喉音寥亮”,并有过曲不忘的本领，人称“记曲娘子”。另据《教坊记》载，任智方的四个女儿皆善歌唱，而且各有特点。或是“吐纳凄婉，收敛浑沦”,或是“容止闲和，意不在歌”,或是“发声遒润，如从容中来”。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唐代乐器，现存日本奈良正仓院)

器乐演奏方面：曲项琵琶有曹妙达、贺怀智、王芬、曹保、曹善才、曹刚、裴兴奴、米和、郑中丞等；五弦琵琶有裴神符、赵壁、冯季皋等；箜篌有李凭、张小子、季齐皋等；筝有李青青、龙佐、常述本、史从、李从周等；觱篥有王麻奴、黄日迁、史敬约等；笙有尉迟章、范汉杰、孟才人等；笛有李谟、刘朝霞等；羯鼓有王文举、邠娘等；方响有吴缤等。在唐代，器乐演奏崇尚技艺，追求演奏技巧成为一时之风尚。社会音乐生活中乐器演奏比试屡见不鲜。据《乐府杂录》载，开元年间，“独步于当时”的吹笛名手李谟一次泛舟镜湖，与一位闻其笛声前来的隐名老父比试笛技，竟然拜倒在老父脚下。唐大历年间，幽州有筚篥能手王麻奴，号称“河北第一”。为比试其技艺高低，决心前往京城与尉迟青一定优劣，结果是不敌尉迟青。王麻奴遂摔碎乐器，从此不再言音律。尽管乐器演奏有高下之分，但当时的器乐演奏名家也都各有所长，各怀绝技。据《乐府杂录》载：“开元中有贺怀志，其乐器(琵琶)以石为槽，鹍鸡筯作弦，用铁拨弹之。”同为琵琶名手的曹刚和裴兴奴，前者“善运拨”精于右手技巧，后者则“长于拢撚”,尤善左手。因而时人有“曹刚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说。箜篌好手张小子特别擅长“弄”曲的演奏，被誉为“弹弄冠于古今”。
作曲方面有白明达、张徽(张野狐)、刘朝霞、李可及等。隋唐之际的白明达，曾为隋炀帝辞篇创作《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等十二首乐曲。其曲调因“掩抑摧藏，哀音断绝”,为隋炀帝所赏悦。此外，不少宫廷乐人多才多艺，不仅能作曲，而且也能演奏乐器，表演散乐。像张徽能奏箜篌、觱篥，表演“参军戏”,还曾创作有《雨霖铃》和《还亲乐》。刘朝霞也既是吹笛好手，又能新创笛曲。
还应提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等皇帝。唐玄宗不仅是宫廷音乐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宫廷音乐的直接参与者和具体实践者。唐玄宗既有不少音乐创作，如《霓裳羽衣曲》、《紫云回》、《龙池乐》、《小破阵乐》及《光圣乐》等，并且还尤擅长羯鼓演奏。 长期的实践，留下“扙之者四柜”。宰相宋璟称赞他的演奏，“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玄宗还亲自训练乐工和指挥排练。《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此外，像宣宗皇帝也颇有些音乐才华。他“妙于音律，每赐宴前，必制新曲俾宫婢习之”(《唐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