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繁华梦

作者孙家振，字玉声，上海人。清光绪末任新闻报馆编辑，曾创办《笑林报》。本书初集三十回，二集三十回，后集四十回。光绪十七年 (1891) 间开始起草。初集、二集有光绪二十九年 (1903)上海笑林报馆排印本，后集有光绪三十二年 (1906) 笑林报馆排印本，全书有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本书通过苏州士人谢幼安和杜少牧在上海一段游历生活的描写，表现了清代末年上海城市繁华外表笼罩下的阴暗龌龊。
故事从谢、杜二人欣慕上海的繁盛，结伴离家访沪开始，引出了一连串的人物和事件。杜少牧年轻气盛，家财富足，抵沪不久，就迷恋上了上海名妓巫楚云和颜如玉，而楚云、如玉二人只是贪图杜少牧的钱财，并非真心待他，相反却同时爱上了常州美男子潘少安。杜少牧在与她们不断的赌气、吃醋、甚至吵闹打砸之中，渐渐明白了真相，加上谢幼安以及上海一些友人的耐心诱导，终于幡然悔悟，从此不再和楚云、如玉二妓周旋。而楚云和如玉由于贪恋美貌男子，遭至受骗上当，生意维持不下去，最终一个冻死街头，一个当众发疯。
小说以谢、杜二人的游历为主线，穿插引伸，纳入不少类似杜少牧经历的故事： 苏州同乡钱守愚父子醉心青楼，被盘剥一空，先后险些浪迹街头； 扬州富商之子游冶之、郑志和二人滥赌狂嫖，挥金如土，并且同时迎娶妓女做了姨太太，谁料这两个妓女早就有心算计他们，乘二人不备，将家中所有金钱和值钱衣物席卷而去，游、郑二人一个病倒在破栈房中，一个沿街卖唱，差点暴尸上海街头； 上海阔少屠少霞整日耽溺于妓馆之中，与人争风吃醋，不惜一掷千金，家产挥霍殆尽之后，只好拉洋车度日，幸亏得到谢幼安等人的帮助，浪子回头，最终依靠自己的努力，挣得了一个小康之家的局面； 厦门豪富邓子通与潘少安为争妓女而起杀心，持枪暗杀潘少安后，自毙身亡； 常熟阔老夏尔梅年已六十有余，因过于纵欲，导致不可救药，临终悔恨，为时已晚。除了以上这些花花世界的受害者以外，小说还描写了不少混迹此中的骗子、赌棍和流氓等等。作者希望通过这些人和事的介绍，唤醒世人对于上海的 “繁华梦”。
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建设，呈现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华景象，当时的不少小说对此都有过渲染，李宝嘉的 《海天鸿雪记》可谓刻画得淋漓尽致： “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如此兴旺，如此豪华，赏不完的灯红酒绿，说不尽的纸醉金迷，无怪乎人们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无怪乎人们说这里遍地皆是黄金。一时间，年老的、年少的争相前往，一个个免不了心猿意马、魂不守舍，“桃花运”似乎并非梦幻之景，发财梦也许转眼就是现实，上海滩上当时如此晕晕乎乎的人物不在少数。但是，且慢，本书作者要给他们以当头棒喝，催之猛醒。
作者以过来人的身份，开篇即告诫读者：“处此花花世界，难免不意乱心迷，小之则荡产倾家，大之则伤身害命。何况人烟既盛，良莠不齐，诈伪丛生，是非百出。所以烟花之地，实又荆棘之场，陷溺实多，误人非浅。”因此，他要将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通过小说的形式告诉大众。之所以采用小说这种形式，因为它的读者面广，效益极大。作者在后集二十八回中曾借改邪归正的公子屠少霞之口，赞赏戏剧的醒世作用，他本人又托名“警梦痴仙”,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唤醒妖梦”,有益于读者和社会。换言之，他的小说强调的是社会教育作用。
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心，这是我国古人很早就已提出的观点，不过因为往往流于说教，或者仅仅在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中流传，影响势必受到局限。十九世纪末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小说的巨大社会功用，纷纷鼓吹提倡，将小说作为宣传爱国、移风易俗、暴露时弊和开导民心的工具。本书就是当时数百种小说之中，在开导民心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的一部，出版以后极受欢迎，几十万册一售而空。
作者用小说开导民心，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将繁花似锦的大上海中深藏的东西揭露出来，用形象和事实说话。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要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作者不仅极力描写那些富公子涉足上海滩前后判若两人的形状，给人一种“上海犹如陷井”的强烈印象； 而且着重叙述妓女的手段和骗子赌徒形形色色的花样，使局外人也能洞彻内幕，不致于轻易上当。例如书中写巫楚云、颜如玉和阿珍、阿金姐妹等妓女笼络客人的手段，写贾逢辰、白湘吟、周策六等骗子赌徒的卑鄙伎俩及其用心良苦，令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
不过，作者有意宣扬恶有恶报等因果报应思想，有意安排让那些恶妓、骗子互相敲诈，或者让所谓正义的天火、莫名的恶疾使他们一败涂地，命归九泉，有时还让书中主人公谢幼安等人主演类似救世主的角色，这些都无形之中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和暴露作用。换句话说，“大团圆”这种传统中国小说的结局使本书缺少悲剧气氛，因而显得 “醒世”无力。
如果说，暴露上海下流社会妓女、骗子等人的罪恶是作者 “文学有益民心” 思想的主要表现手段，那么，书中对上海社会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则无意中加强了作品的社会教育作用。本书犹如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各种世态民情、风俗官政的描写，使我们窥见一个腐败中国的缩影。
洋人欺侮华人和中国人对于洋人的惧怕，书中屡屡提及。酒鬼富罗手拿马鞭，随意抽打路上的东洋车夫，将车夫当作马匹取乐。在妓院任意打骂妓女、帮佣，没人胆敢吭声。普通市民路遇洋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犹如撞见凶神恶煞一般。如后集十回写药业赛灯，观灯的“人山人海，一步路多跨不开来。(谢幼安、杜少牧) 正在进退维谷，只见正中忽然分出一条路来，原来指手画脚的来了两个西人，……街上的人不敢挤他，让开条路由他走去”。谢幼安因此深有感触，叹中国人只知欺侮同胞，一遇外人便俱气沮，真是敝俗”。
与洋人趾高气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官吏的猥琐和士兵的无能。书中写到，城里城外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洋巡捕一出面，中国官员即刻缄口无言，或者溜之大吉。最可笑的是那些驻守上海城的清兵，架在城头上的铁炮，没一门不是土花斑剥、锈迹满目，他们绝不去擦拭，相反却将吸鸦片的烟灯和烟枪擦得通体透亮。(见后集十回)
国弱如此，兵弱如此，民弱如此，中国的出路何在？ 作者借谢幼安、杜少牧之口，也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后集第八回中，改弦易辙的杜少牧决心重到上海求学，谢幼安认为应该学习声光化电等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而这样的学问恐怕很难从中国人那里学到，必须求教于西人。不论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主张是否有益于当时中国的实际，作者这种锐意维新改革，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毕竟代表了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
当然，本书作者并非是一个鼓吹社会改良的思想家，他主要还是在采用形象的艺术揭露旧上海下流社会的种种丑恶。作为一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并且有着十数年“花丛选梦”经历的过来人，他对形形色色带有典型上海滩色彩的流氓无赖之人极其熟悉，对妓院赌场之中各色人物的心态及其伎俩格外了解，因此，成功地塑造了混迹上海滩的众多变幻莫测、卑鄙无耻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本书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
作者习惯采用形象的对比手法，表现那些花花公子涉足上海妓院赌馆前后的迥然不同的状态，给人强烈的艺术震慑力。诸如游冶之、郑志和、屠少霞、姚景桓等人，都是先写其如何阔绰，如何挥霍无度，如何得意非凡，后来再极写他们的狼狈落魄，发人深省。
和这些富家公子相比，流氓、无赖和骗子等人的刻画显得更为成功。书中细腻描述了恶妓、骗子害人的手段，如 “淴浴”、“拆梢”、“倒脱靴” 以及“放鹁鸽”等等各种花样的生动描写，使读者对此有一个深刻印象，这也正是作者欲表现 “繁花底下有陷井”的本意。就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说，本书的长处正在于从行动和事实中深入表现这些下流卑鄙之人的心态和特点。如描写大骗子花小龙和周策六等人算计金子富，骗取他的巨额钱款。事先花小龙如何精心布置，花小龙对社会上各种人物心态揣测得如何准确，扮演各类人物时又如何的维妙维肖，步骤实施上又是如何的恰到好处，书中都作了细致详尽的描述，使读者不禁意识到行骗似乎也是一种艺术，同时深刻体会到骗术的可怕。当然，通过这些事实的叙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个生动具体、立体典型的骗子形象了。又如书中一个几乎贯串始终的人物、骗子加掮客贾逢辰，几乎无处不在，那些妓女、老鸨、赌徒、嫖客等等都经常不由地要念叨他，利用他，而事实上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愚弄欺骗，却始终蒙在鼓里。书中对他两面三刀、人前买好、人后捣鬼的各种手段描绘得淋漓尽致。与此相比，本书人物的肖像描写显得平乏和俗气，坏人的形象总是尖嘴猴腮似的，没有摆脱传统的这种老毛病。如写贾逢辰，“是个瘦矮身材，一张似笑不笑面孔，托腮短颈，两颧高耸，眼露油花。”花小龙的长相也是“一张削骨脸，一双小爆眼睛，颧高鼻小，眉重发轻”。这种脸谱化和概念化的肖像描写削弱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量，和上述生动的心态行动描写似乎不相般配。
作者幽默讽刺手法的运用也时有成功之笔，讥而不怒，刺而不嘲，淡淡写来，常常不加褒贬，却能使读者忍俊不禁。书中表现苏州富老钱守愚的吝啬，写他初到上海，本欲嫖妓，不料被上海流氓敲诈，只得忍痛回栈房取钱，“急到自己铺上，拿出一只枕头式破小皮箱，又在贴身一只肚兜里面摸出个小钥匙来，把箱开了，一包一包的取出许多洋钱……那包纸上多斑斑点点的起了霉花，一共有十 一个纸包。数来数去，只有三百三十块钱，尚少廿块……守愚无奈，又将床上的被头一抖，用牙齿把封口的缝线咬断，伸手在被絮内摸了四张钞票出来”。最妙的是，钱老太听说丈夫在上海寻花问柳，亲自来寻钱守愚，二人吵起嘴来，老太一怒之下吞下生鸦片要走绝路，众人发现后七嘴八舌商议解救方法，钱守愚不发一言，后听说有一个善士专门解救烟毒，而且分文不取，“守愚大喜，慌在腰间摸出一个八开洋钱给与学徒，叫他坐了车子快去快来”。活脱脱描画出一个悭吝之人的可笑。又如写假洋鬼子贾维新的丑态： 三十左右的年纪，并没到过外洋，也没识过西字，习过西语，却把发辫剪了，充做洋人模样，在妓院酒宴上大谈建独立旗，撞自由钟，以革命为宗旨，以流血为义务，不惜牺牲一身，力行民族主义。正当他喋喋不休之时，有妓女向他讨拖欠妓院的钱，谁知他竟暴跳起来，说：“我们研究国民界问题的人，不甚研究生计界问题，少了你们几个局钱，你敢把我甚样？”作者对于假洋鬼子真无赖假斯文的无情讥讽，正是通过这样客观的叙述表现的。
总的来说，本书主要还是描写旧上海的妓院赌馆生活，尤其妓女，作者似乎将她们看作罪恶的渊薮，因此常常无情揭露嘲弄。当然，作者也看到了某些妓女受害的事实，并在书中作了如实的描述，而且书中那位多愁善感、忠于丈夫谢幼安的妓女桂天香正是作者爱妾的原型，可见他确实也认识到妓女被害和害人的两重性，以及她们偶尔显露出来的真诚爱情和人性。不过，由于历史和思想的局限，作者对妓女生活揭露多而同情少，认为男人嫖妓天经地义，而娶妓女做妾似乎是做了大好事，妓女娶回家中，绝不能有越礼僭份的举动，等等等等，说明本书的思想性并不高，因此社会教育意义也就不大，它的可贵之处，主要还在于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上海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