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精微的审美趣尚

赵宦光论书法审美以洁净精微为尚。他说：
真书挑剔多不如少，少不如无。至如内有字则外必渻，如门口之类； 下有字则上必渻，如木水之类。即使带笔，只宜行草，真书务于洁净精微，省一笔一笔功，省一曲一曲功。(卷上 《权舆》)
洁净精微虽然仅对真书而言，然也代表了他对书法审美的要求。所谓洁净精微，就是主张不作多余的笔画，同时排除笔画的挑剔圭角。他说： “真草虽并有挑剔，大半从飞白得之，或引带过脉，无一笔虚设，虚设可已，可已不已，已非高格，至若世俗稚笔全然借挑剔以补其阙漏，即不能除，谓之救药可耳，若惟此是务，未是书也。”(卷上《格调》)表明了他力求简净，不满挑剔取巧的书风。由此他重晋人自然而韵胜之作，不满唐人刻意求法与宋以后之俗野。他说： “晋人法度不露圭角，无处揣摸，直以韵胜，唐人法度历历可数，颜有颜法，欧有欧法，虞有虞法，虞实近古而返拘，欧似习俗而入妙，颜则全用后世法矣，其他随人指纵，不足道也。”(卷下 《法书》)晋人书得自天然的风度胸襟，故不作艰难劳苦之态，而有圆润浑朴之美，不露圭角，富于韵味；唐人讲究格法，用笔结体都极著力，未能自然浑朴，有人工斧凿之痕。他说： “晋唐媲美，晋以韵胜，唐以力争，格力名近，品位殊绝矣。晋韵独冠古今，自足千古，骨似稍逊，力足以扶之，后之学书者不得振救，方徒事妩媚态，流而不通，法书何有哉！”(卷下《法书》)故他以为颜真卿骨力有余而韵味不足，褚遂良妍媚有余而古雅罔闻，都未能为书为极诣。他批评柳公权曰： “柳公权专事波折，大去唐法，过于流转，后世能事，此其滥觞也。《玄秘塔》亦无所取。”( 《附录一》)他对柳氏的不满在于其“专事波折”,即不合洁净精微的审美趣味。对于宋人则他以为更等而下之，他说： “落笔须点检余渖，收笔须点检残锋，唐已前无有此失，宋而下方出此丑，沾沾自好，增其恶态。宋人诮王安石写字似大忙中作，不知自家亦坐此病，若持心缜密者，必无野笔，野笔净尽，方入雅调，否则终是卑格。”(卷上《格调》)宋人书喜用饱墨，而又往往出锋收笔，有一种故意作态的趋势，朱熹等人又讥王安石书似大忙中作，未能缜密，而赵宧光以为这是宋人的通病，他们追求墨气淋漓，随意波折，故有碍洁净，失于野俗，他要求去其余渖残锋，主张用笔干净利落，以为宋人书不可学，即使欧阳修、苏东坡也未能免俗，米芾、黄庭坚则失之粗鄙，原因就在赵氏以简洁自然的风格为尚。他说： “何谓野笔？当突而锐，当直而曲，当平而波，当注而引，当撇而镝，当捺而牵，当缩而故延之，当迁而故浓之。”可见他主张平易而不满奇险，宁取朴茂而力避造作，因而非难曲折圭角之病。他说：“古字直，今字曲，时也，习也。小儿直，老人曲，势也，趋也。学则直，不学则曲，正学也。学古则直，学今则曲，俗学也。唐已前字未始有曲，唐已后字始开曲之门户，李北海、柳公权为时俗之祖，从此而往，惟曲是遵矣，流毒至于胜国诸人，谓曲为妙境，直为简率，故学者但悦时俗名家，谓为近人置，古雅法帖投之于高阁，如是颠倒，沦于肌肤，入于骨髓，即使晚岁省悟，猝难拔其深根，可不慎欤！”(《附录二》)显然他以曲为俗，认为此病起于李邕、柳公权，而流行于宋元，时人舍古取近，危害日甚。赵宧光有意矫正此种风气，故力倡洁净精微之风，欲去俗去野，上追魏晋，归真返朴，下矫宋元以来波折奇诡之弊。他说：
凡学为魔所中，不须痛惩，还须学力足以胜之。往往见自负于晋而陷入波折飞扬者，时俗魔也；自负于汉魏而陷入皮相粗迹者，村俗魔也；自负于奇古而陷于爪牙张露者，野俗魔也。故学晋当知晋韵由古雅来，学汉魏当知汉魏由八分章草来，学奇古当知奇古由字义形意来，苟无是学，即勿恃才，恃才之过逾于无学，无学不过浅近而已，恃才弄出许多丑恶态，如何令人不呕，学与无学，识足以持之，不妨从容中道。(《附录二》)
这里他对时弊痛下针砭，以为时俗、村俗、野俗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都是缘于学古未深而恃才逞气，故赵宧光深病波折奇诡的书风而力倡平易洁净的书法审美趣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