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爆发空前规模的政治风暴

1968年5月，法国爆发空前规模的学潮、工潮和群众示威活动。这是法国战后最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一。它不仅震撼了法国，也震撼了西方世界。
60年代末，法国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一样建成了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社会的相对富足并未能消除人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在知识界和学生界十分活跃。战后成长和出生的一代青年和学生，对社会和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提出种种疑问。表面安宁的社会内部涌动着反社会现状的潜流。
学生对社会现状的不满首先表现在教育问题上。战后20余年，法国大学生人数激增，到1968年，已从1950年的12.8万猛然增至50万。旧有大学体系无法适应新的局面，校舍短缺，设备简陋，教学方法因循守旧，管理制度墨守成规，学校的许多清规戒律令学生难以接受。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环境恶劣，课程繁重，淘汰率高，加以毕业后前途难卜，致使人心浮动，怨声载道，各种校园骚动时有发生。
对教育乃致整个社会的种种不满，使得大学生的情绪日益激动。1968年2月14日，巴黎大学生举行罢课，反对大学生宿舍区管理条例。南特和其他城市的大学生也举行了抗议活动，发生骚乱。教育部长做出让步，同意改变男女生不得进入对方宿舍的传统规定，允许男生在23点之前去女生宿舍。
3月21日，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的几名学生在反“越战”游行中，投掷石块和螺栓，砸坏美国新闻社的窗户，焚毁一面美国国旗，被警察逮捕。次日，该校部分学生举行抗议集会。会后，200多名学生占领校行政大楼，发起声讨旧世界运动。这就是“3.23运动”。当晚，警方应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的要求，派警察包围了行政大楼。23日凌晨2时，学生高唱《国际歌》被迫撤离。几天后，为平息学生骚乱，校方宣布停课。4月1日复课，平静的校园又沸腾起来。学生们刷写标语，集会讲演，气氛异常热烈。
4月3日，法国内阁通过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的提议，决定对高校入学采取选择措施。这一决定引起大学生的一片抗议之声，给大学生已经十分激动的情绪火上加油。
4月21日星期日，全法学生联合会在索尔邦街举行代表大会选举新任主席时，遭到极右派学生的冲击。双方发生殴斗。此后各派学生间的冲突每天都有发生。
南泰尔分校的学生最为活跃，各种事件接连发生，混乱有增无减。5月2日，校长决定关闭校门。由此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大风暴。
5月3日，南泰尔分校和巴黎各高校大学生在巴黎索尔邦大学校园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校方请示教育部长后召来大批警察。警察使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学生。学生用拆毁的桌椅作武器，进行还击。双方从下午5时搏斗到晚上10时半，200余名学生被捕。校方当夜宣布关闭索尔邦大学。警察的暴行和校方的决定激起广大学生和教师的不满，全法大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等团体做出无限期罢课的决定，支持学生斗争。
5月6日，在全法大学生联合会的号召下，一万余名学生在巴黎市内示威游行。晚上，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冲突随即转为巷战。街头巩起街垒，车辆被推翻，四处弥漫着催泪弹的毒气，数百名学生受伤和被捕。
学潮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纷纷举行声援集会或抗议游行。
学生的行动得到知识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支持。哲学家萨特出面组织了支援受害学生委员会。6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名致函戴高乐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重开索尔邦大学。市民虽然对学生造反的原委不甚清楚，但出于对警察暴行的义愤而站在学生一边。据一杂志5月8日的抽样民意调查，80%的巴黎市民支持学生。
政府从一开始便对学生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5月5日，戴高乐总统指示代总理若克斯·佩雷菲特和内务部长富歇说：“必须毫不留情地制服街头骚乱……”5月7日，学生代表向政府提出释放被捕学生、撤走警察和重开索尔邦等3项要求。佩雷菲特拒绝了学生的全部要求。这天他在议会上宣称：“恢复秩序，一切都可能；不恢复秩序，一切都不可能。”
政府的态度越发激起学生的愤怒。5月8日，学生们成立了“5·3行动委员会”,号召学生占领学校。
5月9日，阿兰·佩雷菲特拒绝了巴黎高校校长联合提出的重开索尔邦的建议。
第二天，5月10日，学生们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几万人浩浩荡荡地前往司法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游行队伍中途被警察拦阻，遂改道前往索尔邦，行至拉丁区，又遭警察阻拦。学生们怒不可遏，冲破路障，占领了埃德蒙——罗斯坦街头广场，翻起街石，巩起街垒。佩雷菲特闻讯，宣布同意撤走包围索尔邦的警察，重开索尔邦。关于释放被捕学生的问题，学生代表与政府谈判数小时，未能达成协议。次日凌晨2时，警察奉命向学生发起进攻。双方激战5小时，燃烧瓶和催泪弹在居民住房的阳台下往来穿棱，再次引起市民对警察的愤慨。清晨7时，学生们的街垒全部陷落。激战结果，双方367人受伤，其中32人伤势严重，188辆汽车被焚毁或砸坏，路面受到严重破坏。“街垒之夜”激起各界对学生的更大同情和对警察的更大愤怒。在野各党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谴责警察暴行。法国三大工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于5月13日举行24小时总罢工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5月11日下午，代总理若克斯和内务部长富歇建议戴高乐总统立即宣布接受学生的3项要求。戴高乐回答：“不能向骚乱低头，国家不能退让。”
这天晚上，蓬皮杜总理从阿富汗访问归来，到巴黎后即去爱丽舍宫会见戴高乐。深夜11时30分，总理发表电视演说，宣布接受学生的3项要求。
然而，风暴已在各阶层中兴起，蓬皮杜的让步已无法使之平息。
5月13日，巴黎50万工人、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如一股洪流，从共和国广场出发，穿过闹市，向当费尔—罗什洛广场进发。队伍中有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乔治·马歇，以及孟戴斯·弗朗斯等政治家。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写着：“学生、教师和工人携起手来！”“10年，够了！”5月13日这一天正好是戴高乐战后复出10周年。斗争矛头直指戴高乐。
戴高乐未将这次游行当成一回事，14日按计划离开巴黎出访罗马尼亚。他没料到此后法国出现了何等狂烈的风暴。
学生未因实现了3项要求而偃旗息鼓，进而提出解除内政部长和巴黎警察厅长职务、设立人民法庭审判警察暴行等要求。14日，巴黎学生成立“占领委员会”,宣布索尔邦为日夜向劳动者开放的“自治人民大学”。15日，巴黎学生占领了奥德翁剧院，将它作为集会和活动场所。外地大学生也进行了种种策应活动。学生运动再现高潮。
而从13日开始在全国掀起的工潮，则成为这场风暴的主流。克雷昂雷诺分厂率先发起的罢工运动，瞬息之间成燎原之势。5月17日，全国罢工人数达20万，到20日增至100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银行停业，邮局关门，经济生活停滞，整个国家陷入瘫痪状态。形势万分危机。
5月15日学生占领奥德翁剧院之后，蓬皮杜总理已看到局面将难以收拾。5月16日，他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呼吁恢复秩序。5月17日，外交部长与戴高乐通过电话之后，戴高乐决定提前半天结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于5月18日返回巴黎。
此时形势已开始急剧恶化。
5月22日，国民议会就反对派5月14日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案表决，提案以223票对224票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政府涉险过关。
5月24日，戴高乐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提出解决目前危机的“参与”政策，即扩大人民参与国事和管理各项事业的机会。他还抬出他曾屡试不爽的法宝——全民公决，要求全体公民对他的“参与”政策表态。他表示，如果他的主张被拒绝，他将不再担任总统。戴高尔企图利用自己的声望挽救局势。这种威胁的口吻和空泛的政策使人们大失所望。此前，23日，政府曾宣布不准当时在国外的学生领袖科恩·邦迪入境。这两件事使学生更加愤怒。24日夜又发生了街垒战。
5月25日，蓬皮杜在格勒内尔街社会事务部召集并参加了工会、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谈判。经两天讨价还价，三方达成9点协议，主要内容是：最低小时工资由2.22法朗增加到3.00法朗，即提高3.5%;自6月1日起，普遍增加工资7%,自10月1日起，再增加3%;每周工作时间减少1—2小时。
格勒内尔协议遭到许多基层工会和工人的拒绝。工人们认为，虽然较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但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仅占全体工人的7%,绝大多数工人不能从这项协议中得到实惠。其次，一般情况下，工人工资的实际增长率约6%,协议规定增加幅度为7%,工人空前规模的罢工只争得1%的实际增长。此外，工人在罢工中提出的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工人自治，扩大工会权利等要求，均未得到满足。这样，绝大多数工厂继续罢工，蓬皮杜的努力付诸东流。
看来，戴高乐和蓬皮杜已回天无术，戴高乐政权和蓬皮杜内阁倒台的日子指日可待。于是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登场，加紧活动。吉斯卡尔·德斯坦主张保留戴高乐，更换蓬皮杜，由“革新人士”组织新政府。中间派勒卡尼埃要求组织“救国政府”。社会党的密特朗决心与右翼反戴高乐派孟戴斯·弗朗斯结盟组织新政府。5月27日，统一社会党和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在夏尔莱蒂体育场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孟戴斯·弗朗斯出席了大会，法共系统的组织全部被排斥在外。法共不甘示弱，决定于5月29日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显示力量。
5月28日，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辞职。内阁部长人心惶惶，已有人打点行装，准备一走了之。当天下午密特朗发表声明，声称政府已名存实亡，应立即组织一个“临时管理政府”,由孟戴斯·弗朗斯出任总理。至于未来的总统，密特朗当仁不让：“我是候选人。”
7月29日星期3,政府唯恐法共夺权，调动了军队。巴黎郊外出现坦克，准备保卫爱丽舍宫的伞兵在巴黎荣军院广场集结。气氛十分紧张。
下午，法共在巴黎组织了40万人大游行，要求组织“人民政府”。队列从巴士底广场行进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一路秩序井然，没有冲击爱丽舍宫，也没发生暴力行动。
同天下午，戴高乐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内阁会议，未做任何解释，离开爱丽舍宫飞往科隆贝。17时，传来消息，总统的直升机未在科隆贝降落，总统本人去向不明。总统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朝野上下猜测纷纷。有人认为戴高乐从此必将一去不返，甚至有人怀疑他已自杀。不管怎样，政权出现空缺，确是千真万确。多数派群龙无首，乱了阵脚。反对派抓住时机，乘虚而入。当晚，孟戴斯·弗朗斯向记者宣布，他已准备领导“临时管理政府”。中间派领袖让·勒卡尼埃表示：“如果孟戴斯·弗朗斯拯救自由，如果他搞欧洲的和社会的政治，我们不会对他定的人选说三道四。”
但是，第二天，5月30日，戴高乐象走时一样突然地返回巴黎。下午4时30分，总统发表了广播演说。人们普遍以为他将宣布辞职，但是他不仅没有宣布自己辞职，而且不更换总理。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大选，延期举行全民公决。反对派一时措手不及，戴高乐派大受鼓舞。总统广播讲话后半小时，50万人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戴高乐的示威游行。政府部长们昂首走在队列前头。三色旗遮天蔽日，《马赛曲》响彻云宵，口号声震耳欲聋：“戴高乐并不孤立！”
那么5月29日失踪的戴高乐究竟到了何处呢？他飞到德国的巴登，同法国驻德国部队司令马絮进行了密谈。关于促成此行的理由和谈话内容至今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同马絮会谈后，带着不可动摇的决心回到了巴黎。
5月31日，戴高乐撤换了若克斯、富歇和情报部长戈斯。6月1日，断油已久的加油站又流出汽油。政府这一努力深得人心。此时广大居民对社会动乱已感厌烦。反对党领袖眼看搞垮戴高乐的良机已失，开始转入新议会的竞选之中。摇摇欲坠的戴高乐政府奇迹般地摆脱了危机。
一个多月的动乱给一般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频繁的街头革命，动辄拆毁公共设施，破坏道路，引起人们的反感。市民们初期对警察暴行的不满和对学生的同情逐渐消失。他们普遍希望恢复秩序，恢复正常生活。以后学生和工人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甚至掀起几个小高潮，但终因失去舆论支持，势头越来越小。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示威游行，并解散了11个学生团体；6月14日，警察驱走占领奥德翁剧院的学生；6月16日，警察占领索尔邦。工厂陆续复工，到6月19日，全国罢工的工人仅有1.5万人左右。这场风暴就这样渐渐减弱以致完全停息了。
这场令人头晕目眩的风暴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呢？对此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70年《法国政治科学杂志》曾列举人们对此运动的8种看法：1、颠复活动；2、大学危机；3、狂热，青年造反；4、精神造反，文明危机；5、阶级冲突，新型社会运动；6、传统型社会冲突；7、政治危机；8、一连串事件。哪种或哪几种说法更准确？或者都不准确？
5月风暴促使议会几乎一致通过了国民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1968年9月提出的关于教育改革的法案，赋予各大学更广泛的自治权，允许学生和教员参与管理。法国的大学体制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工薪阶层从这场风暴中获得了增加工资的实际好处。在对五月危机的处理上，蓬皮杜主张采取温和政策，与戴高乐的意见相左，于1968年7月被解除总理职务，后于1969年6月15日在总统选举中当选为总统。戴高乐的声望在这场风暴中受到严重打击。在1969年4月27日的全民公决中，戴高尔关于“参与”政策的提议被否决。次日，戴高乐宣布辞职，隐居科隆贝教堂，直至1970年11月逝世。
雷鸣电闪的五月风暴仅持续了一个月，但对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乃至国民心理和日常习俗都造成了重大冲击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