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uveau roman

以前，龚古尔兄弟曾说过，小说的某种形式已经过时了。让-保尔·萨特也在《境地》里写道：“一些迷人的、忧伤的、无关紧要的爱情故事已不能再在我们的时代里凑合下去了。”新小说出现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它产生的基本原因是：人们希望小说的写作技巧适应今天这个迅速而经常在变化的世界。
让-勒内·于格南于1961年发表过一篇研究论文，后来收集在他的遗作《另一代青年》 (Une autre jeunesse,1965)里。他在这篇论文中正确地指出：对于新小说来说，它不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禁条和自己的美学观点的学派，而是一群作家在技巧、对于物的看法和对时代的烦恼方面有着共同的、深入的、新颖的见解。
事实很明显，在阿兰·罗布-格里耶、米歇尔·比托尔、娜塔丽·萨罗特、克洛德·西蒙和玛格丽特·杜拉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和技巧上的共同标准。罗布-格里耶倾向于纯粹描写性的文学，他总是通过人的心理、感觉、情欲、想象，甚至于通过一个既没有名字也不加以交待的人物的错乱思想行为来描写事物(跟巴尔扎克客观的无所不在完全相反)。所以，人们就不得不从对这一人物的总印象和总感觉中“推断”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相反，米歇尔·比托尔把那些容易辨认的、明显有区别的、而又比较平常的人物置于一定的环境之下，用一种接近于音乐创作的精巧的艺术方法，把这些人物的思想、感觉、言语和内心独白糅合在一起，重新创造出他们所共有的现实性。
娜塔丽·萨罗特和克洛德·西蒙，他们是截取大致明确、大致算是正常的意识状态或“感觉”状况。如果说娜塔丽是用精神分析家的严格的方法来发掘人物的意识状态，那么，克洛德则是用那些没完没了的句子使人物的意识状态失去个性特征，并且把人物的意识状态搅得混乱不堪。他小说中的句子由于大量采用现在分词而显得累赘；由于用词不完整，所以句子中间时有空缺。此外，他小说中的句子还不打标点符号，所以，这些句子连在一起分隔不开，究竟谁和谁在对话，读者往往不得而知。
至于玛格丽特·杜拉，她在最近一个时期的作品中体现出更浓的新小说意味，如《街心花园》(le Square)、《琴声如诉》(Moderato cantabile)。但在这些作品中，她仍然没有忘掉她曾经是《不谨慎的人》(les Imprudents)和《太平洋岸边的一道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的一位文笔洗炼的故事作者。总之，不论她的新小说如何缺乏确定的主题和真实的情节，但总是令人想起印象主义、甚至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
当然，现在有许多青年作家(让·里卡杜、让·蒂博多、马克·萨帕尔塔、菲利普·索莱尔等)站到了新小说旗帜下面，他们常常在写作的大胆和技巧的细腻方面超过了这一流派的杰出作家。连那些已经闻名的传统作家，甚至于一些文坛老将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小说的影响。如老作家克洛德·莫里亚克，在1957年之前还不曾写过叙事作品，而在这一年他发表了小说《女人是注定倒霉的》,接着又写出《城里的晚餐》、《侯爵夫人五点钟出发的》、《放大》等小说。他的这些作品是在一种反文学(见该条)的思想影响之下写出来的。他曾在《当代的反文学》一书中勾画出这一创作思想的风貌，阐明了起源和目的。这些作品发表后，他成了与新小说派最接近的同路人之一。他在写小说时，把故事素材混杂在一起，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地排列起来。这种写作方法是新小说派的杰出技巧家罗布-格里耶或比托尔所采用的。虽然他们的作品似乎是被认为不堪卒读，或几乎读不下去，但他们在鼓动作家们推倒文学的各种体裁方面起了有效的作用。他们强调作品具有诗意，他们要作家们更好地理解时间、事物及与之有关的人。
此外还应指出，研究新小说，应该对它的先驱者进行研究，或者对象马塞尔·普鲁斯特、布莱斯·桑德拉尔，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弗兰茨·卡夫卡、弗朗西斯·蓬热、萨缪埃尔·贝凯特那样一些享有盛名的当代作家进行研究，并把这项工作深入下去。对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作家也应加以探讨，而研究电影和抽象派绘画给予本世纪所有作家的影响也是很必要的。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la)《新法兰西杂志》
这个刊物是“由各种不同倾向、但都对创作方法表示关注的作家”于1909年创办的。其中主要有安德烈·纪德、雅克·高波、让·施伦贝格。雅克·里维埃是这一杂志的主持人，直至1925年他去世为止。之后，让·波朗接替了他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由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负责，执行了通敌的方针。法国光复时，《新法兰西杂志》停办，直到1953年才复刊，由让·波朗和马塞尔·阿尔朗领导，取名为《新新法兰西杂志》。但几年之后这一名称又不再使用，仍叫《新法兰西杂志》。这家杂志在法国文学界所占的地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