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高等法院更新审理

前述6月12日沈钧儒等声请回避，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暂停。当日有记者问高院院长朱树声如何裁定，何时再开庭，朱答称：“现对于沈等各被告声请，如何裁定，正由推事评议中，约一二日可以决定接受与否。如承审推事认为声请理由充分，回避当然不成问题，否则将由另一庭各推事评议决定。至何时开庭，也要回避问题解决后才能决定。”^[1]被告家属和辩护律师当即表示，如承审推事肯回避自无问题，否则决向最高法院抗告。朱树声当晚即电京报告，司法行政部复电指示：“此案苏高法院有裁定权，高院如认为无理由，可予驳回；如被告不服，可向最高法院请求裁定。”^[2]后江苏高等法院经裁定照准。6月24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前夕，沈钧儒等又向法院提出《声请调查证据状》,除请求调查他们上次开庭时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外，另提出十个问题，要求法庭调查证据^[3]。
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更新审理。由于沈钧儒等被告写了声请回避状，本案改由刑二庭审理。主审为朱宗周，承审推事李岳，陪审推事张泽浦，主科书记管翎飞，检察官仍为翁赞年。上午9时开庭。
这次审判长对各被告讯问的问题，计有一、各救国会之组织；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中所谓“联合各党各派”及“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的意义；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中所列有容共嫌疑之字句；四、救国会与毛泽东及共产党之关系；六、抨击宪法草案；七、各被告与日商纱厂之罢工有无关系；八、与张学良的关系及与西安事变有无因果；九、《救亡情报》之发行；十、要求释放政治犯之主旨^[4]。全日讯问达七小时之久。上午提审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下午审讯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人。这次审理最后集中于西安事变与被告及全救会的关系问题。
审判长问：“你们要向张学良调查，是什么意思？”沈钧儒说：“我们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但起诉书硬说我们有重大关系，如贸然判罪，我们是不服的。”^[5]张志让律师起立发言说：“张学良所提救国会议，与救国会主张救亡会议性质是否相同，应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有向张学良调查的必要。”^[6]问：“你主张建立统一抗敌政权是张学良改组政府的意思吗？”沈答：“救国会所有文件，从未提到改组政府，起诉书硬说我们与张主张相同是错误的。”^[7]章乃器说：“在去年十一月间，我们在报上见绥远抗战，所以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出兵援绥，同时也有电报给政府及傅作义，是要求一致出兵。”审判长问：“你们昨日具状请求调查证据是什么根据？”章答：“刚才检察官所说的西安事变是我们勾结而成的，有何根据，所以要请向张学良调查。”^[8]
审问邹韬奋时，检察官翁赞年发言：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故入人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未得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隔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救国会电报在11月中发出，西安事变即于12月中爆发，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所以此次虽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起诉，但核诸各被告之行为，实有构成《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三款第四款之可能^[9]。邹韬奋回答：“我刚才说断章取义，罗织入罪，是指人民阵线而言，但检察官却牵到张学良的问题，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审判长若认为检察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讯问下去了。”审判长频频摇手，制止其发言，但邹韬奋不理，接着说：“被告刚才讲话被检察官驳斥，所以我也有权辩释。”审判长递全救会给张学良电文给邹韬奋看，邹阅毕后又说：“此电内容明白说请他出兵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且全救会时有同样电文给国民政府及傅作义、韩复榘、宋哲元，检察官何以不仔细看看。”检察官又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电引起事变，而给国民政府及宋、韩、傅电，则并未引起事变。”邹说：“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中所谓援绥究竟和西安事变有何因果关系。”^[10]检察官无言可对。
沙千里说：“给张学良通电，因张为东北人，应出来打日本人；同时有电给国府和傅作义，西安事变是否由此电而起，请问张学良，此电报是为打日本人还是引起内战？”^[11]
史良说：“报上只注意致张电，而不注意给政府与傅作义的两电，又何以指张电即为勾结？因为内容是一样的。”“请张援绥电文，词义文句甚明，乃检察官既强指我们勾结工人，复又强指勾结西安，须知工人系受日人压迫而罢工，我们实亦并未勾结西安。检察官亦中国人，何苦坚欲挑拨我们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又说：“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与我们相同的，中国人所受压迫相同，要求相同是自然的道理。”^[12]
辩护律师亦请求向张学良进行调查，使全国清楚本案真相^[13]。
这时，全体辩护律师二十四人激于义愤一致起立，向检察官表示抗议，要求调查证据，法庭内空气十分紧张。审判长说：“此事要评议后再定。”并声称各辩护人对证据一点，经讯问各被告后再谈。检察官翁赞年则说：“不用传张学良，讯问笔录已够。”^[14]
沈钧儒起立发言说：“勾结军人，应用危害民国罪第一条判处死刑，至少应判处无期徒刑，但蒙检察官‘宽容’,却用第六条。起诉书既说‘勾结’,但检察官侦察四月，罪证尚未确定，要请检察官彻底调查证据，我宁愿受国法处分。”^[15]检察官哑口无言，不能再重弹老调了。
此时，李公朴又跑到前面说：“请问检察官侦察四月，那样有利被告证据曾加调查？现请检察官另外调查。”^[16]
章乃器又发言说：“检察官自己不调查证据，并且阻止审判官调查证据，这是不对的。检察官刚才说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代表中华民国的人格来说话，不要叫老百姓丢脸。”^[17]王造时、沈钧儒要求再次发言，被审判长制止。
为了要求调查证据，从下午4时到5时，被告及辩护律师同检察官又发生激烈争辩。李文杰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与检察官大开辩论，庭上空气，至为紧张。”^[18]
至下午5时35分，审判长只好宣布暂时退庭评议。6时零5分，审判长、检察官、律师、被告再回到法庭，审判长宣布：“请求调查西安事变，评议结果，决向军委会调集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其他请求应毋庸议”^[19],并决定调查完毕后，再定期公审。
7月5日，因沈钧儒等被告自4月5日羁押期满已届三月，江苏高等法院以“证据尚未调查完备，尚有继续羁押之必要”为由^[20],将他们的羁押期间再延长两月。
江苏高等法院于休庭后致函军事委员会，调查张学良的案卷。7月6日，军委会的复函如下：“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五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21]复函援引张学良这段话，是张于1936年12月31日在军法会审时的供词，这清楚表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基于他的一片抗日爱国赤诚，和对沈钧儒等爱国领袖无辜被捕表示深切同情，并无其他。江苏高等法院的审讯实际上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后来并未再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