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之诸子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高祖)拜贾为太中大夫。……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史记·郦生陆贾传》

先儒议其逆取顺守之说，及秦虽行仁义，不可及者，秦汉辩士，岂足及此。要之，亦为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书亦不复见此论，岂迁以己见饰其说而致然欤？若其两使南粤，调和(陈)平、(周)勃以平诸吕，自为大有功于汉。其识见议论，其惟椎埋屠狗之辈所不及，而一时射利贾友采芝绵蕞之徒，亦岂可企哉？!其书所论亦正，且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但无段落条理，如先儒所论贾谊之失，自是当时急于论事，动人主听，不暇精择浑融。观迁谓其每奏一篇，帝辄称善；其称《新语》,又出于他人。可见其时论奏，非若后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则固所称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与迁传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讹，且雄伟粗壮，汉中叶以来所不及，其为真本无疑。秦汉之书，传至于今无讹妄如此者，良亦鲜哉！

明·钱福《新刊<新语>·序》

但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子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新语》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土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以夭)[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汉书·贾谊传》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汉书·董仲舒传》

六经，道大而难知。惟《春秋》圣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没，莫不有传名于传者，五家用于世，才三而止。其后传世，学散原迷而流分。盖《公羊》之学，后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说，信勤矣，尝为武帝置对于篇，又自著书传于后。其微言至要，盖深于《春秋》者也。然圣人之旨在经，经之失传，传之失学，故汉诸儒多病专门之见，各务高师之言，至穷智毕学，或不出圣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且隐焉。董生之书，视诸儒尤博极闳深也，本传称《玉梅》、《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

宋·郁子文《春秋繁露·序》

广川董生下帷讲诵，实治《公羊》。维时古学未出，《左氏》不传，《春秋》《公羊》为全孔经，而仲舒独得其精义，说《春秋》之得失颇详。……太史公谓，汉兴五世之间，唯仲舒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观诸《艺文》所载，著述甚伙，今不概见，所存唯《春秋繁露》十有七卷，原书亦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读之，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已。

清·凌曙《江都凌氏注本<春秋繁露>·自序》

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

《四库全书总目·经学·春秋类存目·春秋繁露》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汉庐江太守丞、汝南桓宽次公撰。按盐铁之议，起昭帝之始元中，诏问贤良文学，皆对愿罢郡国盐铁，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诘难，百盐铁卒不果罢。至宣帝时，宽推衍增广成一家言。

明·涂祯《盐铁论·序》

《盐铁论》十二卷，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请罢盐铁、榷酤，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议相诘难。宽集其所论，为书凡六十篇，篇各标目，实则反复问答，诸篇皆首尾相属。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故桓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盐铁论》

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

《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传》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扬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秦汉，[讫]麟趾，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赞曰：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馀，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馀，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昒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汉书·杨雄传》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馀万言。

《汉书·淮南王传》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昏昏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椒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汜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妙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汉·刘安《淮南子·要略》

初，安为辩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逵吉按：本传作“使为《离骚传》],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天下方术之士，多归往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

汉·高诱《淮南子·叙》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馀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

《后汉书·王充传》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诚实，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辨之有？……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充书文重。……盖(寡)[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有？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

汉·王充《论衡·自纪》

古昔圣人穷神知化，著之简编，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经》,为万世之准则者，此也。先王之泽熄，家自为学，人自为书，紫朱杂厕，瓦玉杂揉，群经专门，犹失其失，诸子尺书，人人或诞，论说纷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于是作《论衡》之书，以为衡者，论之平也。其为《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见者晓然知然否之分。论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谓出于众人之表者乎？然观者为书，其释物类也。如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辩讹谬也，或疑或决，或信其所闻，而任其所见，尚有不得其事实者，况乎天人之际、性命之理，微好而难知者乎？故其为书，可以谓之异书，而不可为经常之典。

元·韩性《论衡·后序》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瑷等友善。……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开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馀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后汉书·王符传》

范氏以符与王充、仲长统同传，韩愈因作《后汉三贤赞》。今以三家之书相较，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前史列之儒家，斯为不愧。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潜夫论》

谨案：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然符以边隅一缝掖，闵俗陵替，发愤增叹，未能涉大廷，与论议以感动人主，又不得典习《治安》,以效其能，独蓄大道，托之空言，斯贾生所为太息，次公以之略观已。

清·王继培《潜夫论·序》

【评】以上所录诸家，除刘安为杂家外，其馀旧史皆列为儒家。前后两汉，墨、名、道、农、小说诸家，无甚著名人物；即法家如晁错，纵横家如蒯彻，亦难与商韩苏张比肩。他如《史》《汉》辞赋，虽闳大华丽，又不在诸子之列，是以诸子之学，已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