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辨诬：阎若璩与胡渭

阎若璩与胡渭，是清代汉学的直接先驱，也是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向十八世纪汉学转变的中间站。作为在新王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清政权统治日趋稳定、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民族矛盾渐趋缓和的情势下，他们逐渐放弃了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开始承认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并采取了与之合作的态度。在学术上，他们则直接继承了清初学者重视经学、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并进一步向汉学靠拢，注重辨伪考证、训诂名物，从而为其后汉学的形成，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阎若璩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先世居山西太原西寨村，至五世祖始移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祖父阎世秤，明万历年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明末贡生，以诗文名于一时，明亡后不复出仕，隐居著述终老。阎若璩自幼学习勤奋，虽然他资质鲁钝，体弱多病，但刻苦向学，奋发读书，每每天晚同学抱书归家时，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有时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既熟即焚去”(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刻苦地攻读，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启迪了心智。十五岁那年腊月，一日“读书有所碍，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卧沉思，
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八)。为了激励自己向学，阎若璩遂收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作为读书的志向。由于常年不懈的努力，阎若璩博通经史，“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年谱》),当地的名流学者如杜濬、方文、阎尔梅等，都十分推重阎若璩的学问，与之结成忘年交，经常聚会议论，切磋学问。
康熙元年(1662),阎若璩改归太原故籍，次年参与乡试。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他以监生应召，落第后居京师。大学士徐乾学倾慕其学识，特意把他请到家中，延为上客。当时名流学者云集京师，阎若璩与他们相聚论学，质疑问难，名重一时。康熙二十五年(1686),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其后又随书局至洞庭东山。当时参与纂修的胡渭、黄子鸿、顾祖禹诸人，都是专门名家，阎若璩出入其间，“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出其意表”(《年谱》),得到大家称赏。
清代初年，随着清统治政权的日趋稳定，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在学术思想领域，由顾炎武、黄宗羲诸大师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潮也在逐渐向其后乾嘉时期的朴实考据学转化。阎若璩正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继承明末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指责“道学寡陋”,认为“训诂之学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并批评王阳明“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他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康成“兼群经而纂释之，其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意深远矣”,明确表示“主汉不主宋”(《潜邱札记》)。从这种尊汉抑宋的学术倾向出发，阎若璩治学主张求真求是，善疑多思。他自言平生之志在于“宁阙人之所共信，毋徇己之所独疑”(同上)。为此，他读书从不满足于浅尝辄止，而是“精晰而默识之”(赵执信《饴山文集》卷七，《潜邱先生墓志并铭》),凡有“一义未析，反复穷思”,甚至“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年谱》)。在治学方法上，阎若璩则特别强调精审博证，认为学者“生于千载下而仰论千载上事，苟非典籍具存，证佐明白，固不可凭私臆度也”(《礼记》)。因此，他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穷源竟委，详加考辨，有时甚至“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年谱》)。后世学者推崇他“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载戴震语),又称赞他精于考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这些评价，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阎若璩的治学特点。
基于求是善疑的治学态度和精审博证的治学方法，再加上勤奋不懈的刻苦精神，阎若璩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孟子生卒年月考》等书八种。这些著述，集中反映了他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成就，而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推《尚书古文疏证》一书。
《尚书古文疏证》是阎若璩一生学识和心血的结晶。他“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潜研堂文集·阎先生若璩传》)。在这部著作中，阎若璩不仅以确凿的证据，考证出《古文尚书》为伪作，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且创立了考据、辨伪的通例，直接开启了清代考据辨伪学的先河。
《尚书》是记载我国远古史事、典制的重要文献，据说由孔子整理编成，列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六经之一。秦火之后，一度失传，至汉初始根据济南儒者伏生口授，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定二十九篇，列于学官，此即《今文尚书》。其后，汉宗室鲁恭王在孔子旧居屋壁中发现了一批用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即古文写成的书籍，《尚书》也在其中。孔子后人孔安国对孔壁《古文尚书》进行了校读整理，发现其中十六篇为《今文尚书》所无。于是，他把这十六篇《古文尚书》献上朝廷，但因故未能列入学官。自此而后，《古文尚书》虽经学者私相传授，但毕竟未得到朝廷认可，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失，至西晋永嘉之乱后便逐渐亡佚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忽然献出一部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书前孔序自称将孔壁《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相考校，增多二十五篇。同时又把《今文尚书》分为三十三篇，与新增古文二十五篇，再加《书序》一篇，合编为四十六卷五十九篇。并说自己“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将《书序》拆散“各冠其篇首”,定为五十八篇。这部今文、古文合一，又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隋唐时期，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孔颖达等纂《五经正义》,都以此作为依据。从此，这部《古文尚书》便与其他儒家经典一道，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陆续有一些学者对《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传的真伪提出怀疑。最早发难的是南宋学者吴棫，继之者朱熹，其后又有元代吴澄、明代梅鷟等人。他们从史实、文体及传授过程等方面，对《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提出了许多疑问，但都未能将该书的作伪面目揭明。
阎若璩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穿穴经史，广搜证据，从该书渊源、传授、篇数、篇名、史实、文体、典制、地理、历法乃至音韵、训诂等方面，对全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揭示出书中诸多作伪之迹。例如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为二十五篇，与史载孔壁发现为十六篇之数显然不合(篇名自然亦不相合);《今文尚书》多诘屈聱牙，《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与语言文字古难今易的发展规律相左；与先秦典籍中所引《尚书》文句相对照，凡引《今文尚书》处辞义皆合，而引《古文尚书》处，则往往“辞既不同而句读随异，义亦不同而甚至违反”(《古文尚书疏证》);若干后世的地名竟出现在《古文尚书》及孔传中；等等。阎若璩以确凿的证据，精审的考辨，考证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后世的伪作。这一结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阎若璩也因此而奠定了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确非过誉之词。
胡渭
胡渭，原名渭生，字胜明，晚号东樵，浙江德清人。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时值明清易代，为避战乱，他随母辗转山谷间，“虽遭颠沛，犹手一编不辍”(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十五岁为县学生，后屡应科考不中，遂至京师就读太学，馆于大学士冯溥幕府。康熙十七年诏开博学鸿儒特科，他坚辞荐举，“自是遂绝意科举之学，专穷经义”。二十九年(1690),尚书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延请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黄仪等著名学者，于洞庭山开馆纂辑。胡渭“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出”,又得与诸学者质疑问难，学业益进，所造日深。康熙五十三年，胡渭卒于京师，年八十二岁。
康熙年间，胡渭是与阎若璩齐名的学者。他博学多识，擅长考据，尤精于经学与历史地理学，著有《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书。其中，尤以《易图明辨》对当时及后世学术界的影响为最。
《易图明辨》是胡渭对《易经》所附图、书进行辨伪的代表作。《易经》是古代儒家重要典籍之一，相传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因而位居六经之首，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自汉以来，疏解繁多，依据各家特征，大致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一般而言，汉儒说《易》重象数，宋儒说《易》重义理。自五代宋初道士陈抟臆造出由黑白点子排列组成的《河图》、《洛书》,并据此说《易》之后，或许是为了强化儒学的哲学思辨，以弥补儒家宇宙论的不足，并与佛、老思想相抗衡，宋代理学家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都接受了陈抟的说法，辗转传授增益，附会出《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凡九种，至南宋朱熹作《易本义》及《易学启蒙》,便以九图冠其书卷首，据此推阐《易》理，解释宇宙化生万物之义。自此而后，这些由道士伪造，并经后人附会增益的图、书，便随着理学的盛行而流传了几百年，以致“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甚有认为所谓《河图》、《洛书》乃由龙马、神龟从河中负出者。当然，宋代以后，历代都有学者对这些图书的来历以及图书本身的真伪提出怀疑，清初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毛奇龄撰《河图洛书原舛篇》,均力斥图、书之非。但他们大多“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胡渭集诸家大成，撰为《易图明辨》十卷，对各图进行了系统考辨，彻底澄清了附加在《易经》上的种种谬说。
胡渭认为，“《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惟《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易图明辨》卷首)。他明确指出，古代虽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说法，但谁也未见其象，不能确指为何物，而“陈抟生于五季，去古弥远，何从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乎”(《易图明辨》卷一)? 因此，胡渭把宋代以后的图、书说，直接比成画鬼，由于鬼魅世人从未得见，故画者可以随意涂抹，所谓《河图》、《洛书》也是如此，因“世无其器，任意号之，无所不可。故或云九图而十书，或云十图而九书。 或刓方而使之圆，或引圆而使之方。 或作阴阳相含之象，或为白黑相间之形，或言蜀隐者之秘授，或称武夷君之真传”等等，不一而足。这就彻底揭穿了道学家臆造所谓《河图》、《洛书》以惑世人的假象。胡渭还直接指出图书得以流传的缘由及其对《易》学研究的危害，他说：“《河图》之象不传，故《周易》古经及注，疏未有列《图》、《书》于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义》始。《易学启蒙》属蔡季通(蔡元定)起稿，则又首本《图》、《书》,次原卦画，遂觉《易》之作全由《图》、《书》,而舍《图》、《书》无以具《易》矣。学者溺于所闻，不务观象玩辞，而唯汲汲于《图》、《书》,岂非《易》道之一厄乎？”(《易图明辨》卷一)可以说，胡渭在总结前人辨伪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搜证据，穿穴考辨，判明了图、书之伪并使之成为定论，从而还《易经》一书以本来面目。后世学者推崇胡渭《易图明辨》一书，“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六)。
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向乾嘉时期的汉学转变的过程中，阎若璩、胡渭以精审的考据方法和确凿的考辨成果，不仅还经书以本来面目，而且进一步动摇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为其后汉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梁启超曾对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的意义和影响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 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诚如梁氏所言，以理学家们推崇备至的“孔门心传”而论，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就出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一篇。《古文尚书》既是伪书，理学家们赖以立论的根基便不复存在，其理论本身也就成了骗人的鬼话。同样，胡渭对图书的辨伪意义也在于此。梁启超说：“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清代学术概论》)当然，梁启超称胡渭以《易》还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仍然是错误的，因为《易经》是古代长期流传的卜筮文字，《易传》则产生于战国秦汉之际，并非羲、文、周、孔所作。但胡渭以《图》、《书》还之陈抟、邵雍之辈，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就此而言，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其价值不仅在于“正经”,也不仅仅在于其考证方法，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宋明理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使以往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书，一变而为可以研究的对象。这对当时的学术界，无疑起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自此而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的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