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心先生文集

又名《叶适集》。诗文集。四十五卷。南宋叶适撰。成书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撰者事迹参见“《习学记言》”条)
《水心先生文集》包括《文集》和《别集》两部分。为叶适的文稿辑集。《文集》原本已佚，明黎谅所编有二十九卷本。卷一为奏札八篇。卷二为状表二十二篇。卷三至五为奏议；卷六至八为诗，包括五言、七言古诗及律诗、绝句等。卷九至十一为记。卷十二为序，主要是书序。卷十三至二十五为墓志铭。卷二十六为行状、谥议、铭、青词、疏文。卷二十七为书启。卷二十八为祭文。卷二十九为杂著。《别集》共十六卷。卷一至八为进卷。卷九为廷对。卷十至十五为外稿。卷十六为后总。《文集》中的卷三至五均收入《别集》。
叶适以文名，他的散文雄健浑厚，才华横溢，而尤以其中的政论文最为精彩。这些文章往往能以作者丰富的经学、史学知识为基础，结合南宋的客观现实，提出自己的真知卓见。文中审时度势，分析利弊，条理清楚，缜密而详备；语言简洁明快、雄厚有力。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淳熙十五年《上孝宗皇帝札子》,充分表现了作者指陈时弊，要求改革朝政，采取富国强兵措施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此外，叶适散文中的记和碑版之作不但数量多，而且写得简明质朴、厚重有力，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历来为学人所称道。
《文集》部分多表现撰者的文学内容和撰者之社会关系及事迹，而其政治、哲学思想和观点，均表现在《别集》中。卷一主章讲君德。作者认为，君主应该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他赞赏李世民的治国之道，认为，利在仁义则行仁义，利在兵革则用兵革，利在谏诤则听谏诤。唯所利而行之，而天下之人，欢然毕力愿为之用，至于弊精罢力，继之以死而不悔。他说：“真意实德充塞于人主之身而施之于天下，是故其高厚可以配天地，其明察可以并日月，顺阴阳之序，随万物之性，裁成辅以左右民，鼓舞动荡，运转阖辟，则令不期而信，权不制而尊，法不严而必。兵强国富，而讨除残暴不顺之夷狄，何向而不济！故人主诚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则偏说诐论，何足以累于其心！”叶适认为，国家之本，一是礼，一是刑。进人以礼，退人以义，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无过于祖宗世。而不使奸臣妄杀一士，亦无过于祖宗之世。在用刑问题上，他主张用轻刑，不用重刑。“臣惟历代用刑，各有轻重，不能尽举。然大要其君贤而所任者仁人也，则用刑常轻；其君不贤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则用刑常重”。“盖其人君子也，则议刑常轻；其小人也，则议刑常重。故观其所用，可以知其国，观其所议，可以知其人”。这说明，叶适主张重教育，轻刑罚。叶适讲国“本”是礼和刑，但他并不是轻视人民。他认为，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相同的。有史以来，凡是与人民为友的君主，一定能治理好国家。“古者民与君为一，后世民与君为二。古者君即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而其力常有余。后世不养不教，专治民而其力犹不足。古者民以不足病其官，后世官以不足病其民。”叶适认为，国家就是人民，爱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这样，人民就会拥护和服从君主之领导了。卷三为《官法》主讲官的使用和管理问题。卷四论兵权。卷五论述《易》、《书》、《诗》、《周礼》等书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有许多章节也表达了作者的认识论观点。如：“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于理之不可乱也。”这说明，作者认为物是第一性的，世界纷杂，皆是物，而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情”。作者把事物的特殊性称为“情”。不论事物怎样变化，世界怎样变动，但理是不会乱的，即每一事物都有其各自的运动规律。又如：“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因其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两仪理生焉，故曰卦。……是故曰神、曰变、无思无为而神明其德者，皆其势之当然，而非有以独异于人也。”这说明天、地、风、火等八物，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气由于有阴和阳二性，根据自己的运动规律创造和发展了世界八物。卷之六论述诸子和史书，如管子、老子、庄子、孔子家语、三国、史记等。他称管子“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老子“夫聃之书，忧天下而思有以救之，其拯一世之溺，盖有急于孔子焉”。庄子“若庄周者，其智足以知圣人矣；其于君臣父子之序甚明，本末度数之宜甚详”,“六经之要言，德刑赏罚之道，命义祸福之说，指事离情而无不毕极其至，而不变于俗，不趋于利。”后几卷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可行的。
叶适的文章在他去世后，曾由其学生赵汝用编年体刊行，可惜到明代即已缺佚。至明正统十三年(1518年),才由黎谅收集整理，分类编排为二十九卷，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重新刊行，是现存《水心文集》最早的版本。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永嘉丛书》、《四部丛刊·集部》。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有雷鋐、王执玉订补重刻的《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一九六一年，今人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经重新校勘标点，易名《叶适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新校勘的文集部分以清光绪八年(1882年)孙依言据钱桂森藏本校补重刊的三十卷本为底本，别集以清同治九年(1870年)李春龢据其师孙依言所藏写本重刊的刻本为底本，并参考孙依言的《校注》及浙江图书馆所藏别集抄本作了校勘。因《水心别集》基本上保持了宋本原貌，故将《水心文集》中与之重复的奏札、奏议等四十七篇文章删除，仅保存目录，以保持别集内容、体系的完整，避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