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峡州至喜亭记》原文、赏析和鉴赏

欧阳修

自公之来，岁数大丰，因民之余，然后有作惠于往来，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是皆宜书，故凡公之佐吏因相与谋而属笔于修焉。

开封知府范仲淹上《百官图》指斥朝政，并作《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 四论与宰相吕夷简辩论，被贬往饶州。侍御使韩缜讨好吕夷简，请以朋党榜示朝堂，仁宗准奏，戒百官越职言事，禁结朋党。欧阳修在集贤校理余靖家听到左司谏高若讷诋毁范仲淹，写《与高司谏书》愤怒指责质问，高若讷将此书上奏，致使欧阳修于景佑三年(1036) 五月以“妄形书牍，移责谏臣，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的罪名，自监察御使馆阁校勘被贬往峡州夷陵县令。同年十月到达峡州住所。

第二年(景佑四年)在“至喜亭”落成时，作此篇以记之。这年，欧阳修正当“而立”之年，逞血气方刚，怀千秋正义，有着宏远的理想与抱负，并不以触犯朝廷为悔。虽然谪贬夷陵，在道义上却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同情。身处荒僻的荆蛮之地，不免对京都故旧有所怀念，但对前途却未曾灰心。在他寄给友人的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乐观情绪：“西陵江口折寒梅，争劝行人把一杯，须信春风无远近，维舟处处有花开。”他在到夷陵后给尹洙的信中也谈到了对于谪贬的态度。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象个深明大义的人，“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他们的欢乐与悲伤就与庸人无异了。他勉励朋友，也告诫自己：“慎勿作戚戚之文”。欧阳修确实没有消沉，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的人生。《峡州至喜亭记》便是他这种精神境界的外化。

本文结构严谨，层次清楚。笔调如对坐谈心，亲切、自然、流畅。

文章先以其极洗炼的笔墨叙述了峡州夷陵的历史沿革。蜀地从五代以来割据自封，于前蜀王建称帝(907)起，到后蜀孟昶被宋所灭(965)止，“以险为虞，以富自足，舟车之迹不通乎中国者五十有九年。”又将蜀地“天府之国”唐末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一语道出，“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二十几个字，带过太祖派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归降的全部过程。“然后”二字，连接了平蜀前后的经济文化往来情况。“蜀之丝枲织文之富”如衣之蔽体，惠及全国。“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路车辆运输走秦州、凤州，水路舟行，过岷江而下，源源不断输于万里之外。

接着，作者的笔锋转到了长江之上，三峡之间。“岷江之来，合蜀众水出三峡为荆江”。而作者所在的夷陵，便是在三峡东方的出口处，即荆江一带。溯荆江入三峡，作者描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没有人为的虚张声势、文字渲染，却使读者如置身短舸轻舟之上，穿如雷浪谷，掠夹岸千山，于险滩就道……写三峡之水急，“倾折回直，捍怒斗激，束之为湍，触之为旋。”江水真如脱缰野马，不受羁绊，就连轻轻的一“束”一“触”，便使之为“湍”为“旋”，更觉其势不可挡。两个动词的巧妙运用，形象地画出急流狂浪的情态。再写三峡之水险，“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不及一顾，一失毫厘与崖石遇，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直让人目瞪口呆，屏息心悸。不仅如此，又以货物的运输从侧面烘托三峡之险。“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师而移用乎诸州”的物品，为了安全，都避开水路，从陆路运出蜀地；而超额的赋税以及不重要的物品“乃下之江”，就只当把这些东西扔掉了，“其险且不测如此”。形象的描写，切实的感受，作者把三峡之水咆哮奔突，其水之狂，其流之猛，其势之险，写得出神入化，足见其笔底功力的深厚。顺江而下“夷陵为州，当峡口”，道出夷陵的地理位置。“江出峡，始漫为平流”，又回到前面的荆江之上。

以上的篇幅全写蜀地三峡之水，读来似不经心，妙造自然，全无谋篇的雕琢痕迹，却为下文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下面三句“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写出舟人与江水搏击后“沥酒再拜相贺”的喜悦，使紧张的气氛得以缓和，增加了文章的节奏韵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大量的铺垫，使建造“至喜亭”的叙述极其简略。峡州知州朱庆基“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建亭的目的：“为舟中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为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

山水形势，建亭目的，名称由来，一一道尽。作为“至喜亭记”，到此似乎可以收尾了。而作者却在这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把笔锋荡回去，写建亭人，借以赞扬朱庆基的政绩与人品，并抒发个人的情怀。

“自公之来，岁数大丰，因民之余，然后有作”。连续的丰收年景，由于百姓生活富裕，才造“至喜亭”以施惠于往来舟人。不仅如此，朱公的“以馆以劳”之役，从来不违背农时，影响百姓的农业生产，从而使人们有所依傍。作者对朱庆基人品的褒扬，是借对夷陵地方的介绍完成的。他极写夷陵之僻远，薪俸之微薄，反衬出朱公品格的高尚。先说夷陵在宋代上中下三等的州县中一直是下等，粮饷、给养，个人俸禄都很少，地方遥远又偏僻。又说，纵然有好的政绩，也不能成为晋升的条件。而“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且心地善良，希望人们远离忧患而接近快乐。他夸奖朱公真是《诗经》上说的和乐平易之君子，民之父母了。宋代地方官三年为一任，任满后连任，或调往它处再调回本地，称“再治”。欧阳修在这前一年(景祐三年) 初到夷陵所作的《夷陵县至喜堂记》中说，夷陵之僻“为吏者多不欲远来，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岁满或自罢去”。而朱公却“不以陋而安之”，而且是“再治是州”，这的确是令人感动的。

文章的收尾处写作文缘起。看似客观的描写，实则饱含作者的主观感情。没有吹捧的虚夸文字，却从字里行间透出对朱公的拥戴，由于朱公的政绩“皆宜书”，所以“凡公之佐吏，因相与谋，而属笔于修焉。”是佐吏们商议推举的结果，于是作者写下了这篇文章。这段文字完全可以放在文章起首，做开宗明义之言，而作者却用其收束于尾，成卒章显志之句，不仅使作者记亭以写人的主旨更加突出，耐人寻味，更使文章显得自然明快，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艺术的特点。大江的磅礴气势，如千山奔勇压顶而来； 朱公的“恺悌”情怀，似亭畔煦风，轻柔拂面。一首一尾，两相映衬，形成了特有的文章节奏，给读者以独到的审美享受。

文章是为亭作“记”，紧紧扣住“至喜”二字。然而全文除“至喜亭”之喜字之外，别无喜字(“以为行人之喜幸”之喜，当作庆幸解；“其心又喜”之喜，当作希望、喜欢或“以……为快”解)。字字不言喜，却无处不映射出喜，意在言外，“喜”在其中。“岷江之来”“其险且不测如此”，“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此乃与江水搏击后的畅快舒胸之喜。朱公“再治是州”，“作至喜亭于江津”“以为行人之喜幸”，此乃良吏爱民之喜。自仲夏至深秋辗转数月，奉母携妻，贬至“下州”，得遇朱公“恺悌君子”，先为其造“至喜堂”，又为民建“至喜亭”，此乃人生难中之喜，“岁数大丰”“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此乃万民安乐之喜……不同的欣喜之情溢满全篇，浸遍夷陵。真所谓古人诗论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妙法被欧阳修用之于散文了。蜀地的“以五代为僭国”至“一海内，四方次第平”;江水的“捍怒斗激”至“漫为平流”;舟人的“顷刻百里，不及顾视”到“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朱公的“夷陵固为下州”却“不以陋而安之”;百姓们乃“僻且远”之民，却能“动不违时，而人有赖”……在不长的文章中，这些同一叙述节奏的反复出现、平行推进，如同民间故事或童话中同一情节的不断出现，增加了文章的亲切感。使“至喜”二字处处隐喻其中。是从川江呼啸而来之喜，是人生通达之喜。是自然的？是社会的？是历史的？是人生的？“至喜”二字完全溶化在山水人生之内，超越了时间空间，成了几百年历久不衰的深刻的人生体验。在江流湍急的人生曲折之内，在谪居僻地的柳暗花明之间，“至喜”二字成为交响中的主旋与变调反复咏叹，而作者积极乐观又略显激越的人生态度，在江水、亭畔间流动、飘荡。于是读者与作者便产生了一种心灵的沟通，似在夷陵渡口的“至喜亭”中倾心交谈……

此篇极尽叙事、写景、抒情之能事，把议论压到最小限度，使作者的主旨成为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通篇的描述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如峡江之水冲击着读者心扉，从而使之感悟于神，激动于心，于是，作品的底蕴超越《至喜亭记》自身，向更深更广处扩展开去。

欧阳修提倡文章质实，反对淫靡的五代偶丽之文。然而他并不排斥能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从而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本文中便有所借鉴，骈丽的手法使文章节奏明快，琅琅上口，“以险为虞，以富自足”、“陆辇秦凤，水道岷江”、“束之为湍，触之为旋”……在自然平易的叙述中加入骈文的韵律，更显得清新俏丽。

妙哉！“至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