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的新气象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一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纷纷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云集桂林，约有一千多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有二百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士集中到桂林，是因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西南重镇。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是仅剩的几个大城市之一，这里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赣江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南洋，是战时西南交通枢纽之一，又是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和中共西南各省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延安中共中央的中转站。国民党桂系既怕蒋系势力渗入广西，又怕日寇入侵广西，便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借共产党的威望，招贤纳士，网罗人才，致使桂林成了继武汉陷落后的战时文化中心。
1938年1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随即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加紧开展对桂林抗日文化的领导工作。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周恩来曾三次来到桂林，就文化工作和统战问题等，作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
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广西省工委经过艰苦缜密的工作，桂林的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等文化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新闻方面：1938年11月以前，桂林只有《广西日报》。但从1939到1940年，先后在桂林复刊、创刊或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重庆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桂林版)等。到1940年以后，陆续办起来的还有《大公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自由晚报》、《民众报》等。至1944年，先后在桂林出版和发行的报纸共有13家。当时，桂林的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社、中央社桂林分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等十余个。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该报原创刊于武汉，在广州设有分馆。武汉、广州沦陷后，总馆迁重庆，分馆迁桂林。分馆于1938年12月7日开始在桂林发行航空版。
《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沦陷后迁广州，广州沦陷后迁桂林。经周恩来和郭沫若向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取得合法地位后，于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从复刊到1941年2月28日被迫停刊，其间，发行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香港、南洋一带。
《广西日报》是桂系的喉舌。1936年从南宁迁来桂林。从1942年5月至1944年秋，该报曾邀请金仲华、傅彬然、张锡昌、秦柳方(均中共党员)任主笔，分别撰写时事、政治、文化、教育和经济方面的社论。
《力报》,是从长沙迁来的，1940年3月在桂林出版，其作者多为留桂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如骆宾基、司马文森、黄药眠等。还有杨东莼、宋云彬、张铁生、傅彬然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该报撰写专论。
《大公报》桂林版，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1941年3月15日创刊。该报编辑部负责人徐铸成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采取友好的态度，经常发表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老舍、柳亚子等人的文章。
国际新闻社在1938年10月20日成立于长沙，同年11月21日在桂林正式成立总社。它是胡愈之、范长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办起来的。在香港设有分社，重庆、金华设有办事处。国新社不仅向国内各地发稿，而且还向国外发稿。
青年记者学会在1938年成立于汉口，后经长沙迁至桂林。1939年春，总会从桂林迁往重庆，在桂林设有南方办事处。
出版方面：1939年至1940年，桂林的出版事业空前发达，书店、出版社有如雨后春笋，桂林市的桂西路，人们称之为“书店街”。据统计：战时的桂林，有书店、出版社一百八十多家，大小印刷厂一百多所，出版的杂志近二百多种，①文艺著作一千多种，丛书五十余套。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南方出版社、文化供应社，在社会上声誉最高、影响最大。
《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既是一个新闻事业机构，又是一个图书发行机构。它先后发行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论反对派》、《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种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此外，还经销当时苏联出版的俄文报纸和书刊。
生活书店，1932年在上海成立，抗战爆发后迁武汉、重庆。1938年3月在桂林成立分店。经理先后有中共党员邵公文等。先后出版了《战时大众知识》、《战时社会科学》、《世界文学名著》、《新中国学术》、《青年自学》等几套丛书。同时发行了《国民公论》、《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战时教育》、《文艺阵地》、《读书杂志》、《理论与现实》等刊物。
新知书店，1935年秋在上海建立。抗战爆发后先迁武汉，1938年秋迁桂林。该店迁桂林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先后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还出版了《吴玉章抗战言论选辑》、薛暮桥的《经济学》、狄超白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等通俗理论读本。该店出版发行的《抗战新歌》、《大众新歌》等更是广泛流传。此外，该店还经销《中国农村》、《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中苏月刊》、《少年战线》、《国际英文选》等多种杂志。
读书出版社，1936年在上海成立，抗战爆发后迁重庆，1938年冬在桂林成立分社。出版发行《大众哲学》(艾思奇著)、《鲁艺丛书》、《新中国文艺丛刊》、《新音乐丛刊》等，发行《学习生活》、《文学月报》、《新音乐》等杂志。
文化供应社，1939年10月22日成立于桂林，出版了通俗文库、青年文库、少年文库、青年自学指导手册、青年知识丛书、中国近百年史丛书、文学创作丛刊等图书五百多种。
文学方面：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司马文森等一大批文化名流和作家都云集桂林，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1939年10月2日成立)。文协桂林分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是贯彻总会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生活。二是组织作家参加和开展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三是召开各种座谈会。四是开办文艺讲习班，培养文艺人才。五是进行保障作家创作自由和著作权益的“合法”斗争。②1939年至1940年，桂林涌现了《抗战文艺》、《野草》、《自由中国》、《耕耘》、《前线》、《顶点》、《诗》、《中国诗坛》、《十月文萃》等一大批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此外，《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力报》等开辟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大批文艺作品。
戏剧方面：当时，在桂林活动过的戏剧团队有七十多个，其中话剧团队有四十多个。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广西艺术馆桂剧实验剧团、国防艺术社、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中国救亡剧团等，是桂林剧运的骨干力量。当时在桂林工作的戏剧界知名人士有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洪深、瞿白音、杜宣、洪遒、熊佛西、焦菊隐等。
国防艺术社，始建于1937年10月，先后演出了中共党员和进步作家创作的戏剧《青纱帐里》、《前夜》、《古城的怒吼》、《夜光杯》、《飞将军》等。
音乐方面：早在1937年冬，桂林就出现了一个由国防艺术社和乐群社发起组织的抗战歌咏团，举行过有几千人参加的火炬歌咏大游行。武汉沦陷后，一批音乐家和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撤退到桂林，从而推动了桂林新音乐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歌声很快取代了社会上的糜糜之音。这期间，出版了《每月新歌选》、《音乐阵线》、《新音乐》、《音乐与美术》、《音乐知识》等音乐刊物。
舞蹈方面：1940年秋冬间，新安旅行团演出由吴晓邦、盛婕编导的大型舞剧《虎爷》。演剧七队到桂林上演了民间歌舞剧《新年大合唱》、《生产三部曲》、《生产大合唱》和音乐舞蹈造型《黄河》。
美术方面：漫画与木刻，是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中的又一支十分活跃的队伍。著名画家徐悲鸿、关山月和特伟、廖冰兄、丰子恺、余所亚、黄新波、赖少其、陈烟桥等一批进步漫画家、木刻家先后汇集桂林，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后来该全国协会也由重庆迁到桂林)、漫画宣传队，兴办了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举办了战时漫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漫画与木刻讲座。创办了《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木艺》、《漫画木刻月选》、《漫画专刊》等刊物，还在《救亡日报》上开辟了《漫木旬刊》。
教育方面：当时在桂林有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逸仙中学、桂林中学、中山纪念学校、桂林师范学校、桂林女中等大中学校。不少学校建立了剧团、歌咏队、漫画组、出版小报、壁报、成立抗日救亡俱乐部、举办时事政治周、讲习会、座谈会、举办话剧公演、创办民众夜校等。
科技方面：当时，在桂林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主要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工业合作研究所和广西建设研究会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有李达、李四光、丁西林、高士其、金仲华、陈翰笙、千家驹等，在桂林开展了科技理论研究活动。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除了在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科技等方面深入开展外，还普及到工人群众当中。例如桂林被服厂的工人，在中共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人业余话剧团、歌咏队、篮球队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工人学习班、读书会，学习文化、拉丁文、世界语，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他们还邀请胡愈之等知名人士到厂讲演，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迫撤销。《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和一批进步文艺刊物，先后被勒令停业停刊。原广西当局举办的有中共大批党员参与执教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为国民党“中央干训团”所代替。许多文化人士在中共的具体安排和帮助下转移到新四军和香港等地。
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等到桂林，组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李任书记。同时，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当时，周恩来对李亚群说，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同时，周还指示李亚群等，要做好交朋友的工作，广西同国统区的其他地区有差别，要充分利用这个差别，出版一些好书刊，不仅能够在广西起作用，还要向国统区其他地区发行。李亚群受命到桂林后，立即按社会职业、社会关系、工作关系，重新组建或恢复因皖南事变被破坏的桂林文化、教育界的中共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面力量，继续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不久，恢复和建立了文化供应社、广西艺术馆、汉民中学、中山纪念学校、黄花岗学校、新中国剧社、环球印刷厂等一批单位的中共组织。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九龙沦陷。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尽快把留港的文化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抢救出港。在中共党组织的具体安排下，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沈志远、金仲华、冯和法、梁漱溟、陈翰笙、萨空了、杨东莼、陈此生、胡绳等，于1942年春，分批经东江游击区取道粤北和广州湾(今湛江)等地返回桂林。
由于南方局的周密部署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以及党内外文化工作者的紧密团结，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艰难的条件下，又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出版方面：1942年，新开设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就有二十余家，新创办的进步刊物就有二十余种。如《文化杂志》、《诗创作》、《中学生》、《自学》、《戏剧春秋》等进步杂志竞相出版，蔚然成风。
文学方面：这个时期，虽然国民党顽固派的禁令如山，文网森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受到严酷禁锢，但是，在中共领导的文学工作者的带动下，桂林的文学运动仍然在斗争中前进、发展，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要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故乡》和《山野》,周钢鸣的《浮沉》,巴金的《火》(第三部),骆宾基的《幼年》和《仇恨》,司马文森的《雨季》,于逢、易巩的《伙伴们》等。这个时期的杂文，主流是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和社会的黑暗面。原来的《野草》,新颖的作品更多，战斗性更强。汇集聂绀弩、秦似等作品的《野草丛书》和杂文集纷纷问世。这个时期的诗歌，也逐渐“走到人民大众中去”。③
戏剧方面：这个时期，诞生了中共直接领导下的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1941年10月成立，名誉社长田汉、社长杜宣，主要导演是瞿白音、洪深等。剧社成立后，把原来在桂林的、从香港回归的和从四战区来的剧作家、导演、著名演员都组织了起来。剧团初创的一年间，就举行了七次公演，演出了《大地春回》、《大雷雨》、《秋声赋》、《重庆二十四小时》、《钦差大臣》、《海国英雄》和《风雨归舟》(《再会吧，香港！》)等剧目。1942年10月，剧社出发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演出，扩大了桂林文化运动的影响。
这时，转战各地的抗敌宣四队、五队、七队，分别从柳州、滇边、曲江回到桂林，他们演出了不少以抗战为主题的剧目。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间，在桂林编导和上演的进步戏剧共有45个剧目，每月都有一个以至几个新剧上演。1942年上半年，演出了话剧三十个，平均每月就有五个，人们称之为“话剧年”。
音乐方面：皖南事变后，新音乐社桂林分社的工作仍在进行，《新音乐》杂志照样刊行。1942年1月又创办了《音乐知识》月刊。分社以刊物为工具，以学生合唱队为骨干，继续推动新音乐运动向前发展，为抗战服务。这期间，桂林音乐界举行了各种抗日音乐会二十余次。
美术方面：1941年，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桂林的会址被广西当局封闭，所编刊物《木艺》亦被迫停刊。但经过美术界同人的努力，1942年4月26日又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会桂林分会。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各种活动，多次举办画展。
新闻方面：这个时期，《广西日报》由于有进步记者和报社负责人莫宝坚、莫乃群等在其中起骨干和主导作用，它的新闻报道和副刊仍然坚持进步方向。桂林多数报纸的副刊仍为进步力量所掌握，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在培养青年作者方面，也有所作为。
教育方面：一些学校的抗日文化运动仍在开展。例如桂林中学一批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从学生军回校复学以后，以学生会的名义，在学生中组织时事座谈会、文艺研究会等团体，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日文化活动。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斗争中坚持发展，到1944年又达到了高潮，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是西南剧展的举行和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的开展。
1944年，经过中国剧运先驱者欧阳予倩、田汉和抗战剧运的中坚人物、中共党员吕复、熊佛西、瞿白音等的倡议和筹备，在桂林举办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剧展于2月15日开幕，至5月19日结束，历时三个月零四天。参加演出展览的有来自粤桂湘赣四省的二十八个戏剧团队和单位共895人，加上大会工作人员，与会者达千人。演出的节目，话剧二十三个、评剧二十九个、桂剧八个、歌剧一个，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计演出一百七十五场，观众达十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展出的资料有：剧运文献、戏剧团队史、戏剧珍本、戏剧论著、作家手稿、创作经验、导演手记、舞台模型、化装模型、戏剧脸谱，以及各种统计图表、剧照、图片、生活素描、宣传品等，共一千多件，观众达三万六千余人次。在剧展期间，还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西南三十二个戏剧团队的成员和特邀戏剧专家共一千多人。大会听取了十多个报告，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协会西南分会和制订剧人公约等三十七项提案，举办了许多专题座谈。此外，剧展大会还组织了会外演出、电影观摩、球类比赛、诗歌朗诵会和游览等活动。
西南剧展规模巨大，阵容雄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当时，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外，还是仅见。”④
西南剧展刚刚结束，湘北日军南侵，占领长沙，进逼衡阳，企图打通粤汉线，并向湘桂线西犯，桂林危急。在这危急关头，桂林的文化界又一次动员了起来。他们运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起来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
5月25日，文协桂林分会在艺术馆举行“桂林诗人为保卫中原而歌”的诗歌诵唱晚会。诗人和剧人们放声朗诵以“中国在燃烧”和“我们的心向中原”为主题的激情诗篇。
由文协桂林分会倡议、经田汉说服李济深并由李济深、郭德洁、龙积之、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等约百人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决定从6月14日到20日，连续开展动员抗战宣传。6月14日为动员日，李济深以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名义发表讲话，李还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粉碎日军的进攻。15日为音乐日、16日为美术日，17日为戏剧日、18日为电影日、19日为义卖日。18—20日为举行国旗献金大游行日。在宣传周内，还有李任仁、梁漱溟、金仲华、千家驹等人，围绕保卫大西南的主题作了演讲。
在举行国旗献金大游行中，桂林文化人悉数参加，李济深、柳亚子、田汉等走在前头，由五十多名文化战士和学生抬着一面特制的巨幅国旗跟随其后，沿街广大群众、商店老板、小姐、太太纷纷把钱、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投到国旗上。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从1938年冬起，到1944年9月止，前后持续了近六年，它的兴起与发展，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