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柳宗元

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当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饴矣。足下言： 已白常州煦仆，仆岂敢众人待常州耶？若众人，即不复煦仆矣；然常州未尝有书遗仆，仆安敢先焉？裴应叔、萧思谦，仆各有书，足下求取观之，相戒勿示人。敦诗在近地，简人事，今不能致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勉尽志虑，辅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柳宗元贬谪永州。真是天恐文人不尽才，致使柳宗元得以把充分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他在永州“自肆于山水间”，写出的作品“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但这仅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上的打击使得仕途之路坎坷艰辛。他的《永州八记》等一系列作品，虽是写景之作，却也能看出他深有寓寄。凄风苦雨，四年谪居生活过去了，时年37岁的柳宗元写下了《与李翰林建书》，对他的挚友李建谈了他的现状，倾诉了他忧郁的心情。从文章中可以直接了解到柳宗元此时的处境和思想。

文章起笔便用了庄周的话写出自己的心情，把被贬永州喻成“逃蓬藋者”。可以想到作者境遇的凄凉，思想的抑郁。而“跫然喜”则更衬托出朋友之间感情的真挚。接下来，作者便具体介绍了永州的环境。南方秀丽的景色在作者眼中则为“蝮虺、大蜂，”“射工、沙虱”。想用出游来排解心中的郁闷，也只能瞻前顾后，一不小心便会受到这些毒虫的攻击，“中人形影”。因此，“寸步劳倦”。即便遇到“幽树好石”，也只能“暂得一笑”。究其原因，作者举了个最为贴切的例子，不过如监狱里的犯人遇见好天。心情只能是一时的舒畅。这不禁使人联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相同的景物，因主观情感的不同，客观的感受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作者眼中的景色不过如此。优雅的山水，也只能是个人“囚拘”永州生活中的“乐”。这一“乐”又是何等的悲凉！在永州这个小小的天地间，他感到不过犹如“井底之蛙”，政治抱负不能施展；主张革新，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藩镇割据，又不能实现。这一切都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而付之东流。尽管这样，还要时常提防着各种象“射工、沙虱”一样的小人，不知何时就要发作，诬陷成灾。在这样的处境中，“岂复能久为舒畅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真不如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得愉快，顺心。至于那些无所用心的“愚夫愚妇”就更自愧不如了。想起这些，他就感到不尽的悲哀。

四年的谪居生活，他对仕途之路、政治抱负已失去信心，不死已实属万幸了。面对冷酷的现实，他还能再想什么呢？他想的仅是减轻罪罚，遇赦后能调到离京都近些的地方任职。哪怕是做一个普通的百姓，“耕田艺麻”。精神和身体上的损伤使他的进取心消失。即使身心强壮，也不再卷入新的“政治漩窝”。三十七年的光阴，官场上的风风雨雨，犹如烟云一样倏然飘去。“苦海余生”也不会再有多大的变化。柳宗元在信中流露出了颓废的感情。

他果真消亡了吗？应该看到，在那样的环境里，“射工、沙虱”当道，一不小心则会“动成疮痏”。而且“敦诗”一类亲近皇帝的幸臣，也难免会看到书信。因此，即便是寄给朋友的书信，也要小心为是。所以，这封信里表达的情感，既有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又埋藏着对宫廷黑暗的愤懑。他一切愿望的泯灭，是因为感到那个社会犹如一座牢狱，而他不过是这个牢狱中的一个犯人，势单力薄。身为永州司马的小官，难以与强大的反动势力抗争。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从中可以看到柳宗元对于黑暗朝廷的批判。但他在失意中并非隐居，而想务农。这种心理也渗透出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和民本的思想。

三十七年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是深刻的。每想到这些，难免要“战悸”。但这无济于事，只能用“经史诸子”来充实失意的生活，寻求精神的寄托，从中获取古人的处世之道。当此之余，他著书立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娱情山水，以此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在孤寂的生活中，他希望得到朋友的帮助。而语言更加委婉，隐隐感觉出有一种沉痛之情。谪居生活，使他写出了众多作品，尤其在散文的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站在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柳宗元，最好的莫过于韩愈的评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文章为给挚友的一封复信，文笔自然平易，感情真挚，无拘无束，全文分为四个段落。先从接到李建的来信时的心情写起。然后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起笔可谓平淡。接着写了自己在永州所处的环境如何之恶劣，以及自己心情不好的原因。然后再写自己的思想，谈及对今后道路的看法，最后写了自己平日所为和朋友间的交谊、以及工作态度。文章这样的间架结构层次分明，文笔流畅，无丝毫有意为文之感，完全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虽为书信，语言并不拉杂，行文简洁、含蓄。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行文中并无生辟的字句，然而却给读者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

作者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行文不能畅言无忌，只能曲笔写来，因此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从而形成了这封书信的又一特色。作者明写“涉野则有蝮虺、大蜂”，“近水即畏射工、沙虱”，不敢出游，而实际上是以这些虫来暗指那些统治集团的爪牙和势力小人。他们明咬人，暗伤人，致使柳宗元在为官处世上时时谨慎，处处防范，即使这样也难免受到构陷中伤。再如，把恶劣环境中的偶然一乐比做“囚拘环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仲展肢体。”这些极富想象力的比喻，形象、生动，寥寥几笔，顿使那种“乐趣”跃然纸上。

尽管作者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刻、婉曲的揭露和批判，但作者在那样的环境里也只能冠冕堂皇地说上几句，尽心尽力贯彻帝王的政令，以得到统治者的赦免。本文清新、隽水、深沉，既是一篇上好的散文，同时也是研究柳宗元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