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

1919年4月底，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是中国文化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杜威(1859——1952)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实验主义哲学大师，出身平民，曾执教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其教育哲学思想在全世界颇有影响。
杜威来华，是受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行知学会等的邀请。中国学界对新思潮的渴望和开放的心态，留美归国学生在教育界的势力及影响，是中国学术界邀请杜威来华的主因。杜威来华前后，蒋梦麟主持的《新教育》杂志、胡适编辑的《新青年》杂志，都出版过介绍杜威及其思想的专号。1919年4月30日，杜威携妻子、次女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到码头迎接，住入沧州别墅。
5月2日，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介绍杜威及其学说，约上千名听众听了胡适的演说。他将杜威的学说分为三种：方法论、真理论、实在论。胡适将其方法论归结为“不重空泛的议论，不慕好听的名词，注意真正的事实，采求试验的效果”,并将其运用到事物、意思、信仰上。胡适以“真理都是工具”来概括其真理论，称真理的作用就是做媒摆渡。其实在论认为，世界是人造的，各人的生活经验愈增加，世界的范围愈扩大。
杜威在南方驻留近一个月。5月3、 4日，杜威在上海江苏教育会发表题为《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教育主义的方法》演说，由蒋梦麟做翻译。上千名听众参加。5月5日，杜威夫妇由蒋梦麟陪同离开上海赴杭州。5月7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5月18日到26日，在南京高等师范发表演说，由陶行知等做翻译。在上海期间，杜威曾同孙中山共进晚餐。两人彼此敬慕，讨论哲学问题。在知、行关系中，两人都强调人的能动作用。
6月初，杜威夫妇到达北京。杜威在北京的首场演讲是《美国民治的发展》,于6月8日、10日、12日分三次讲完。第一次讲绪论，美国的新文明在于民治。民治可分四种，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经济的。第二次讲美国民治的个人方面，“美国的个人主义乃在人人能自立，就是人人有独立的思想，有自由的行动”;“普通教育为民治主义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三次讲美国民治的社会方面。“民治主义不但要个人发展，而要顾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美国社会以交通的发达，广义的国家主义，个人自由意志发展的团体盛行而发展成民治的社会①。
杜威到达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期。6月8日晚，美国公使款待杜威，来宾有中外名人三百多人。杜威风趣地说：“余此次来京，恰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我多讲演了。”②虽然在罢课及暑假期，杜威仍作了两次演说。6月17日在北京美术学校讲《现代教育的趋势》,由胡适口译，康白情笔录，分三次讲完。杜威提倡：“从前的教育视学生为被动的教材，如今却把教育的本身当做发展个人本能的工具了。”“教育不过是引导训练和发展个人的本能以应社会的需要的手段罢了。”③8月15日，在北京新学会讲《学问的新问题》。7月下旬，女儿Lucy完成学业到北京与杜威夫妇团聚。
9月20日，杜威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开始讲学，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五个大型系列讲座。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杜威首开的第一个大型系列讲座，由国立北京大学、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主办，从9月20日开讲，每星期六下午四点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胡适翻译，毋忘、伏庐、高一涵等记录，分16次讲演，中间略有停顿，次年3月6日讲完。他在绪论中讲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性质、范围、作用、评判的标准后，提出三大组实际问题：政治法律、知识思想界、社会生计即经济。
在总论中，杜威提出：“一切社会政治学说的起源都在社会政治纷扰不安的时候。”“社会政治所以纷扰不安的原因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兴趣，把别种人群的利益与兴趣都压下去。”由此产生冲突，旧式的哲学把这种冲突看成是社会和个人的冲突，而趋于两个极端，一是激进的，对社会下总攻击，一是保守的，对社会下总辩护。杜威所主张的是“第三者的哲学”。这第三者哲学，不是总攻击，也不是总辩护，是要进步，是零零碎碎的进步，而不是社会根本改造。他指出：“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就是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的方法，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④
杜威首先讲了社会政治哲学中的经济问题。“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大危险，莫过于看不起经济的生活。以为这是无往而不在、最下贱而不高尚的东西，不值得哲学家的研究。”他提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社会文明的程度，与生计的程度成正比。”分工的经济生活可以使人的天才格外发展，也使社会各部分互相帮助与依靠。经济中的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是“警察的哲学”,社会主义是“抗议的哲学”。讲政治的时候，他讲了国家、政府、法律、权利义务，法律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他谈到社会用法律支配的重要性，政治的民治的历史，“就是逐渐把人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代替少数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杜威还谈论了国际政治、民族主义、国民外交等。演讲到思想问题时，杜威认为，“凡是靠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很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有系统的思想信仰”。“一切社会的重要变迁或改革，一定与思想的变迁改革同时来的。”“人类总离不了两种势力，一是物质的环境的势力，一是思想的心理的势力。”⑤他强调变迁的时代不应压制思想自由，思想统一是长期的趋势，不能强求。
《教育哲学》系由北京大学、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四个团体邀请而讲，9月21日在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开讲，以后每星期日上午九时举行，分16次，于次年2月22日讲完。在讲演中，杜威提出：教育分三大部分，社会是教育的目的，学校和学科是中间过渡的桥梁，儿童的生活和本能是教育的起点。他强调“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因为学校是造成新的社会去掉旧弊向新的方面发展，含有不曾发现的能力，预备儿童替社会做事的一大工具”⑥。他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以及科学对教育的影响。在结束时杜威谈到“脑子背后时时有一个学生运动的影子”,“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要对于大群，对于国家”⑦。最后一次讲演完毕时，由梁伯强致辞感谢。
《思想之派别》是11月14日在国立北京大学开始的8次系列讲座，每星期五晚八时开讲。杜威认为，哲学思想的派别可分为四派，第一派是希腊底系统的(真理的，分析的，类别的)方法，创始于苏格拉底，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第二派是科学产生时代生出的理性派，以笛卡尔为代表；第三派是经验派，始于培根，以洛克为代表；第四派是实验派。他比较四个派别，第一派是整理、系统的方法，其重要性不过使用的方便，本身不是目的；理性派注重定理，使推论时有根据，本身也并非目的；经验也算不了真知识；实验派的长城在于，“实验要使知识学问学理，格外切于实用，不是空的无用的知识”;“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的支配，不要作无意识的盲从”:“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惟一的保障。”⑧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是杜威在北京作的6次系列讲座，1920年3月5日起，在北大法科礼堂开讲。每星期二、五晚八时进行。杜威介绍的是詹姆士、柏格森、罗素。詹姆士是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一方注重共通的人性，一方注重个体，反对绝对派的学说”,是“把生物进化之理应用到心理学上的第一人”,以实用性判断知识的价值， “理想的起源，影响于他的‘根本的经验主义’’’, “知识里面还有愿望意志，影响于他的‘信仰的意志’”,“把意思当作工具，更是他的 ‘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柏格森是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看不起智识，而主张直觉，以为人只要内省的程度到了，自然会有直觉，知道本体是继续不断的创造的。”“这种学说一方固很带科学的意味，而一方要顾到人类满足他宗教的玄学的欲望，复带神秘的意味。他这种态度，也许是他享受大名、信徒众多的原因。”他赞赏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与“生命的奋进”的主张。罗素则与前述两人截然不同，他“从科学方面最近法式的数学下手，对于心理学不取信仰，以为与哲学无关，非特无关而又有害”。“罗素的哲学有一个很怪的现状：就是他的伦理的社会的一方面，很激烈的、很近于民主的；而他的理论一方面，却很有贵族的意味——他崇拜理性，看轻感觉，注重共相，藐视个体，以为理性比经验高得多，很有近于理性派的主张。”“哲学家中再找不出第二个人，理论方面有这样贵族的态度而实用方面这样趋向民主的。”杜威总结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认为他们各有贡献。“詹姆士主张靠得住的将来，是活动的，可以伸缩的，由我们自由创造的。故他的主义是根本的自由主义，各人都可以自由创造一个将来的世界。这是詹姆士的贡献。柏格森的直觉，就是对于自己创造的将来有一种新的感觉。这个感觉，决不是推理计算可以得到的，而在我们有一种信仰，往前奋进。这是柏格森的贡献。罗素主张广大的普通的不偏于个人的知识，补救直觉的不足，使人类往前奋进时有一种指示。这是罗素的贡献。”⑨
《伦理讲演纪略》是分十五次讲演的系列讲座。杜威指出，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生活的性质”,道德就是学，就是生长。道德或生长的目的，不在成人或习惯，而在原理，新文明就该有新道德。他谈及“道德与人类本性”、“情绪在道德上之地位”、“社会的情绪”、“自私心的性质”、“自爱与爱人”、“德行与罪过”、 “东西思想之比较”、 “欲望之性质与其对快乐的关系”、“欲望和物诱”、“欲望与风俗制度之关系”、“民主制度之真义”等话题。在比较东西方的伦理时，他指出“东方理想更切实、更健全，西方理想更抽象更属理智的”;“西方伦理根据个性，东方伦理根据家庭”;“西方伦理尊重个人利权，东方伦理蔑视个人利权”⑩。
在北京的空隙中，杜威还到外地去讲学。10月10日至15日，杜威到达太原讲学。杜威见到了被称为“模范督军”的阎锡山。10月10日，杜威在山西大学讲演《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12日对师范学生讲演《学校与乡里》。当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开年会，杜威的教育思想引起到会教育家的浓厚兴趣。之后，杜威匆匆赶回北京过他的六十岁生日。
10月20日是杜威的生日，中国朋友假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他祝寿。朋友们告知他，以中国阴历计，这正是孔子的生日。在杜威的生日宴会上，北大校长蔡元培比较了杜威和孔子的异同。他引用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认为这同杜威实验主义中实践与真理的关系相似。蔡也强调了杜威与孔子的差别。孔子尊王，杜威倡导民主；孔子认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杜威主张男女平等。孔子讲述而不作，博士强调创造。而且，孔子在过2470年生日，杜威过的是60岁生日。蔡对孔子学说适用于当代表示怀疑，但杜威的学说更痛切现实。“孔子可以代表中国旧文明，杜威博士代表西洋新文明。”(11)
在京期间，杜威还作了一些短篇讲演。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建校十一周年时讲演《学生自治》,北大建校二十二周年纪念时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主张大学具有造成舆论与指导舆论的责任，“信仰真理、信仰智力是造成舆论和指导舆论的根底”,“大学要信仰真理和知识去打倒舆论的仇敌！”(12)他还在北京中国大学讲演了《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
因北京罢课，杜威等留北京稍微清闲，济南省议会、教育会等特请杜威前往讲演。12月24日，杜威抵达济南，演讲《教育的方针》、《学生的自治》、《科学的研究》等。1920年初，杜威从山东讲学归来。途经天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讲解《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指出，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是真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具有独立思想、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负完全责任的两种特性。他还完成《从内部看山东》一文，发表在《新共和》1920年3月3日。
1920年4月初，杜威南下南京讲学。据报道，“兹由新教育共进社公请南来，继续讲演。定办法如左：一、‘期间’九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行程’四月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设讲席一个月又半，并在宁垣举行一般讲演，五月后各地讲演；三、 ‘讲题’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之派别、政治哲学、实验主义、学校与社会、学生自治、职业教育、教育行政、近世世界教育思潮、女子教育与男女同学问题、中国学潮之评论，以上得由各该机关择定相当问题，商请博士讲演。四、 ‘译述’转请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博士、教务主任陶行知博士、学监主任刘伯明博士轮流担任。五、 ‘经费’,讲员译员公费旅费共七千元。”(13)
杜威于4月2日南下，4日抵达南京，旋开始讲学，“担任教育哲学、伦理、哲学史等科目，每周共八小时。”(14)杜威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的客座教授。主讲三大系列讲座：《哲学史》、《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哲学史》是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作的有关希腊哲学的约19次系列讲座，刘伯明翻译，哲帆、邰爽秋、邵毓麟等记录。他介绍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和流派，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他对比东西方哲学，认为中国哲学偏于人生日用，西洋哲学带科学的性质。在《教育哲学》系列讲座中，他谈及“教育之必要”、“教育之可能”、“用何法实施教育”、“受教育后的影响如何”、“教育的种种结果”,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改造的日进不已的历程”。“教育是根据儿童天性，任其自然，而使之发展的。”“理想的学校，应该保存校外教育的好处。一有生气，切于实用，有兴趣。一方面又要改良他，把偶然的琐碎的种种不良的地方都除去，使他变为有系统有规则的教育。”(15)《试验伦理学》也是在南京高等师范作的18次讲演系列，由刘伯明翻译。
在南京期间，杜威也作了若干短篇讲演。4月22日，在中国科学社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江苏省教育厅于5月7、8日邀请杜威为教育行政人员讲《教育进化之标准》、《近代教育之趋势》、《普通教育》、《教育家之天职》。
杜威还到南京附近的外地讲学。5月17日上午由南京乘车赴镇江，18日在镇江讲演《学生自动之真义》、《教员之天职》,还参观了当地学校。18日晚由镇江抵达扬州，20日向扬州军政学界人士讲《教育与社会进化之关系》、《自动之真义》。原打算赴清江，后取消回南京。5月25、 26日在常州，刘伯明同行，下榻常州青年社，假教会恺乐堂为会场作讲演，绅士学两界听者甚多，各乡小学教员远道赴会。25日下午讲《学校与环境》、《新文化之根本研究》,26日讲《学生自治之真义》、 《新人生观》。
杜威于27日抵达上海。29日晚，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共进社、职业教育社假一品香饭店公宴杜威。郭秉文说：“自杜威来华后，于我国外交上教育上均得极大影响。外交上，则美国自杜威处来得我国之情形，而有正确之舆论；教育上，则杜威来后，如久旱甘雨，精神焕发矣。”杜威表示：“中国将来之发展，端赖热心教育者提倡”。(16)
杜威在上海发表了多篇演说。5月29日上午杜威在上海第二师范讲《教育者的天职》,下午在职业教育社讲《职业教育的精义》, 30日作《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 31日上午在吴淞同济学校讲《专门教育之社会观》,在圣约翰大学讲《科学与人生》。同日杜威夫人在江苏省教育会作《男女同学问题》的演讲。6月1日下午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新人生观》,晚上在南洋公学讲《工业与文化之关系》。6月2日在沪江大学演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原定《国家与学生》),晚上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讲《社会进化》。6月3日上午在上海浦东中学演讲《公民教育》,下午在江苏省教育会讲《德谟克拉西之真义》(17)。6月4日在松江劝学所讲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
杜威还于6月5日下午赴南通，讲了《教育者的责任》、《社会进化问题》、《工业与教育之关系》。
6月10日早，杜威一行由上海乘车到嘉兴，下午在当地讲《小学教育之设施》,听者不下二三千人。讲完即由嘉兴乘夜车赴杭州。11日在公立法校讲演，12日在省教育会讲演，13日在一中、崇文学校讲演，14日在第一师范讲演。他的演讲包括《德谟克拉西之真义》、《造就发动的性质的教育》、《工艺和文化底关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人生之关系》、《社会主义》等。14日乘夜车回上海。杜威于6月16日到徐州，讲演《教育的新趋势》、《教材改组及组织》、《学校与环境》、《教员的天职》、《道德教育》、《社会进化的标准》、《自动的真义》等。6月21日，到无锡，讲《试验主义》。 26日上午由无锡到苏州，27日原打算讲《师范教育》,临时改讲《教育行政之目的》、《小学教育之趋势》,29日讲《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实业》。
对于杜威在中国的第一年，《密勒氏评论报》评价说：“杜威博士通过他发表的经过翻译的演说，已经到达上千的中国人。这些演讲被翻译成中文，在该国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这些印刷出来的演讲词被许多人仔细地研究学习。可以设想，通过说、写或印刷的手段，杜威教授将他的学说讲述给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18)
杜威原定仅在中国讲学一年，但五四运动使他兴奋，中国人对他的热情令他感动，他接受邀请再在中国讲学一年。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哲学博士学位。这代表中国学术界对杜威的高度尊敬和评价。
同年秋，杜威南下内地讲学。10月25日，杜威到达长沙。在湖南，同督军谭延闽同进晚餐的时候，杜威夫人建议谭的省必须实行男女同校。谭在震惊之余说，我愿意考虑，但对湖南来说时机尚未成熟。在谭的宴会上，杜威首次见到了罗素。11月1日，杜威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介绍欧美工会状况，“但望中国做雇主劳工之双方进步之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19)
3日午后，杜威抵达汉口。4日开始讲演。8日，杜威在湖北学生会演讲，告诫学生“出于情感的冲动”的弊端，提出“以后办事，总要出于精细的研究”,“现在时局，是很用得着学生联合会来解决的。”(20)8日晚，杜威由汉口经九江到达南昌。学界前往欢迎者不下数百人。南昌人假美国人所办之南昌妇幼医院招待杜威夫妇。9日下午杜威讲《国民教育》,10日下午讲《教育与实业之关系》,11日上午讲《教育之发展》。
1920年秋季到1921年春，杜威作为北京高等师范的客座教授在该校讲学。在北京高师以《民治与教育》为课本作题为《平民主义与教育》的课堂讲座，常道直翻译。
1921年3月31日，杜威又一次离开北京到南方游历。4月12日，杜威到达福州。福建各界争相邀请他前往讲演，为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福州教育界人士特为他限制了讲演时间。每日只限讲两次，每次以一到两小时为限，并陪他游览鼓山。杜威在厦门大学讲演《大学的旨趣》,在福建第一师范讲《教育者为社会首领》,在福建第一高级中学讲《自动与自治》,在省教育会讲《美国教育会之组织及其影响于社会》,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讲《教育与国家之关系》、《教育与实业》、《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自动的研究》、《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习惯与思想》等，在福建私立法政学校讲《民本政治之基本》等。
4月23日，杜威搭乘海澄轮船从马尾港离闽赴粤，途经厦门、汕头。28日到广州，住亚洲酒店，和美国领事一起去拜访了省长陈炯明。29日下午，杜威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首次演讲，到场千余人，座无隙地。先由陈独秀介绍杜威生平，再由杜威讲演《自动道德之重要之原因》。30日下午2时，杜威在广东省教育会讲《学校与教育》,听众为全省中学教职员学生。5月2日，由汪精卫作介绍，各界来宾千余人聆听了杜威《西洋人对于东洋人之贡献》的演讲。对于杜威在广州受到欢迎的情形，报纸形容说：“博士因速须北上，不能久滞粤中，百粤人士甚为怏憾，百般设法，阻止其行，大有板辕挡路之概，教育界之明星，其得人崇拜如此。”(21)他还讲了《教育之互动作用》、《科学的精神与道德》等。
1921年5月24日，杜威从南方讲学回到北京。6月17、 19两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南游心影》。他谈了南游时深感的交通不便，及对于中国教育的乐观与悲观。他表示对中国的政治不便作评论。“我此次南游还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感情异常的好。无论各处的风俗习惯怎样不同，而其对待美国人的诚恳，却是一样的。”(22)
6月22日，杜威在北京高师的演讲《教师职业之现在机会》,这是他在北京最后的公开演说。“此次讲演，是我对于北京的教师和学生最后的演讲。今天我除了感谢两年来诸君待我的尊敬、真挚外，有一句最后的话奉告，就是大家应当专心于教育事业，以谋他的发展改良。增进职业的精神，然后国家总有强盛的希望。”(23)
6月中旬到7月初，他到济南作第二次讲学。在济南，他讲《社会之要素》,包括三部分内容：《教育之社会的要素》、《学校课目与社会之关系》、《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他还讲了《教育心理的要求》、《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
杜威在华演讲，既有学术性很强的长篇讲座，也有即兴式的应景演说，他讲的最多的是教育与哲学问题。他一般在演讲前将打印出要点，给翻译者，讲一段译一段。记录者整理出来后常找翻译核对，也请杜威过目。杜威常常离题，和他的打印初稿不一样。这些措施保证了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确实是杜威的观点。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多，涉足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个省，就七八十个论题作了一百多场演讲。他的《杜威五大讲演》,在他未离开中国时已经印刷了十次，印刷十万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成了报道杜威演讲的重要版面，给杜威热升温。杜威并不长于口才，他离不开讲稿，但他的思想、学说令人心折。总之，“杜威成为一种时尚。他在访问的每个城市里被追慕，在学术中心，他更是一种最重要的时尚，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将他的思想与现代性的定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4)
杜威也从中国之行中大获收益。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问题并无深入的研究；到中国后，他对中国的理解与认识飞快加深。他在《新共和》周刊、《亚细亚》月刊发表多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其中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有《在东洋的两岸》(1919年7月16日)、《中国的学生运动》(1919年8月6日)、《在华的国际竞争》(1919年8月27日)、《中国的黩武主义》(1919年9月10日)、《美国在华的机会》(1919年12月3日)、《我们分享了麻痹中国》(1919年12月24日)、《学生运动的结局》(1920年2月25日)、《中国的恶梦》(1920年6月30日)、《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骤变》(1920年10月6日)、《产业的中国》(1920年12月8日)、《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吗？》(1921年1月12日)、《远东的死结》(1921年3月16日)、《在华国际银行团》(1921年4月13日)、《中国的内地》(1921年7月6日)等。发表在《亚细亚》月刊上的文章有《改变中国心理》(1919年11期)、《中国人的民族情绪》(1919年12期)、《中国政治中的新酵素》(1920年4期)、《什么阻碍中国发展》(1920年5期)、《旧中国与新中国》(1921年5期)、《中国的新文化》(1921年第7期)。他还在日本以日文发表《自然科学中的理想主义》、《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吗？》、《科学与目前的工业体系》等(25)。杜威离开中国时，胡适谈及他对中国人的感情时说：“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和《亚细亚》两个杂志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作解释的。”(26固
6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学、男女高等师范、尚志学会、新学会等五团体为杜威夫妇及女儿饯行。主席范源濂、胡适、梁启超等致辞，对杜威在中国的讲学作了高度评价。杜威一家也致了答词。晚，胡适、丁文江等在罗素家中设宴为杜威一家、罗素与勃拉克饯行。
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开中国。胡适对于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作如是评价：“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