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议国是》

李纲《议国是》

臣窃以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 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唯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

景德中，契丹入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策，捐金币三十万而和约成^①，百有余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则和、战、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镇之地，许不可胜计之金币以议和，惩劫寨之小衄而不战，和与战两失之^②。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为然^③。而不知时事之异，胶柱鼓瑟，初无变通之谋： 内之不能抚循士卒，以死捍贼^④，外之不能通达号令，以督援师。金人既登城矣，犹降和议已定之诏，以款四方勤王之师，使虏得逞其欲^⑤。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宝图籍，仪卫辇辂，百工技艺，悉索取之，次第遣行； 及其终也，劫质二圣，巡幸沙漠，东宫、亲王、六宫、戚属、宗室之家，尽驱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号^⑥。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

天佑有宋，必将有主，故使陛下脱身危城之中，总师大河之外^⑦; 入继大统，以有神器^⑧。然以今日国势揆之靖康之初^⑨，其不相若远甚。则朝廷所以捍患御侮，敉宁万邦者^⑩，于和、战、守当何所从而可也。

臣愚，虽不足以知朝廷国论大体，然窃恐犹以和议为然也。何哉？ 二圣播迁，陛下父兄沈于虏廷，议者必以谓非和则将速二圣之患⁽¹¹⁾，而亏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窃以为不然。夫为天下者不顾其亲； 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汉高祖与项羽战于荥阳、成皋间，太公为羽军所得，其危屡矣。高祖不顾，其战弥励⁽¹²⁾。羽不敢害，而卒归太公。然则不顾而战者，乃所以归太公之术也。晋惠公为秦所执，吕郤谋立子圉，以靖国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辑睦⁽¹³⁾，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 秦不敢害，而卒归惠公。然则不恤敌国而自治者，乃所以归惠公之术也。今有贼盗于此，劫质主人，以兵威临之，则必不敢加害⁽¹⁴⁾? 以卑辞求之，则所索弥多，往往有不可测之理。何则？ 彼为利谋，陵懦畏强，而初无恻隐之心故也⁽¹⁵⁾。今二圣之在虏廷，莫知安否之审，固臣子之所不忍言； 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将堕其计中⁽¹⁶⁾。以和议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遗我，得金币若干则可； 不然，二圣之祸，且将不测。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 予之，则所求无厌。虽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财用，山河财用有尽，而金人之欲无穷，少有衅端，前所与者，其功尽废，遂当拱手以听命而已⁽¹⁷⁾。昔金人与契丹二十余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 既和，则又求衅以战，卒灭契丹。今又以和议惑中国，至于破都城，灭宗社，易姓建号，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敌国而后已⁽¹⁸⁾!臣愚，窃以为过矣。

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则姑俟于可为之时。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质，地不可复予； 惟以二圣在其国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则多方以御之； 所破城邑，徐议收复。建藩镇于河北、河东之地，置帅府要郡于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军，习车战⁽¹⁹⁾。凡捍御之术，种种具备，使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时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而凭陵⁽²⁰⁾。三数年间，生养休息，军政益修，士气渐振，将帅得人，车甲备具； 然后可议大举，振天声以讨之，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彼知中国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保万寿之休，亦将悔祸率从，而銮舆有可还之理⁽²¹⁾。倘舍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币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资盗粮也⁽²²⁾。前日既信其诈谋以破国矣，今又欲蹈覆车之辙以破天下，岂不重可痛哉！

或谓强弱有常势，弱者不可不服于强。昔越王勾践卑身重赂以事吴，而后卒报其耻。今中国事势弱矣，盍以勾践为法，卑身重赂以事之，庶几可以免一时之祸⁽²³⁾，而成将来之志乎？ 臣以为不然。夫吴伐越，勾践以甲楯三百栖于会稽，遣使以行成⁽²⁴⁾，而吴许之。当是时，吴无灭越之志，故勾践得以卑身厚赂以成其谋，枕戈尝胆以励其志，而卒报吴。今金人之于国家何如哉？上自二圣东宫，下逮宗室之系于属籍者，悉驱之以行； 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伪诏，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岂复有恩于赵氏哉？虽卑身至于奉藩称臣，厚赂至于竭天下之财以予之，彼亦未足为德也，必至于混一区宇而后已⁽²⁵⁾。然则今日之事，法勾践尝胆枕戈之志则可，法勾践卑身厚赂之谋则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谓此也。

然则今日为朝廷计，正当岁时遣使以问二圣之起居，极所以崇奉之者⁽²⁶⁾。至于金国，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练兵选将，一新军律。俟我国势既强，然后可以兴师邀请⁽²⁷⁾。有此武功，以俟将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

古语有之曰： 愿与诸君共定国是⁽²⁸⁾。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²⁹⁾。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举也。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日之所当监者⁽³⁰⁾，不在靖康乎？臣故陈守、战、和三说以献。伏愿陛下断自渊衷，以天下为度，而定国是，则中兴之功可期矣！ 取进止⁽³¹⁾。

【鉴赏】 本文作于李纲任高宗宰相时。当时的情形是： 金人南侵、大兵压境，徽宗、钦宗二帝作为人质押在金营，南宋朝廷何去何从，朝廷上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李纲出任后连续给高宗上了十篇奏议，称为《上高宗十议劄子》，这是第一篇。“议国是”，即论正确的国策。

文章开始，作者巧妙地抓住高宗畏敌求和的心理，先退一步，提出 “和、战、守，一理也”，然后由只有守才能战，只有战才能求和，推出他的主张： 正确的国策是： “务战、守之计”。最后，作者告诫高宗： 一味求和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和，只能是 “制命于敌无以自立” 的结局。

接下来作者列举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展开论证，说明为什么必须“务战、守之计”。宋真宗曾用寇准之谋大败辽兵，先战后和，使“百有余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这是以战求和的例子。反面的教训是沉痛的，一是“粗得守策” 的靖康之春，未立足于守，仓促出战，结果“惩劫寨之小衄而不战”，使“和与战两失之”。二是靖康之冬只讲议和，不讲守战，上演了一出 “自古夷狄之祸中国” 以来从未有过的国破家亡的悲剧。

作者深知，在当时的背景下，要说服高宗采用“守战之计”，首先必须驳斥主和派用以掩饰他们投降目的的种种借口，从而打消高宗的顾虑。当时主和派的一张王牌是徽宗、钦宗在敌手，“非和则将速二圣之患”、“亏陛下孝友之德”。李纲列举了几个例子来驳斥这种观点。楚汉争霸时，项羽以烹太公之计要挟刘邦投降，刘邦“不顾”，“其战弥励”，使项羽“卒归太公”，这是其一； 春秋时，晋惠公为秦所执，吕郤等“不恤敌国而自治”，使秦不敢加害并最后归还惠公，这是其二； 其三是现实生活中，当盗贼劫质主人进行敲诈时，如果“以兵威临之，则必不敢加害”。这些都说明敌人总是“陵懦畏强”，“无恻隐之心” 的，如若“以和议为信然”，那么 “二圣之祸，且将不测”。

批驳了投降派的议和主张后，李纲才从正面具体阐述他的 “战守之计” 的内容。他的主张是： “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则姑俟于可为之时。”作者明确地告诉高宗，守不是目的，更不是妥协求和，守是出于“二圣在其国中”所采用的一种策略，是为了生养休息扩军备战，以待来日“大举”、“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作者满怀信心地展望，到那时： “彼知中国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保万寿之休，亦将悔祸率从，而銮舆有可还之理。”

当时，主和派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敌强我弱，大势所趋，只能“以勾践为法，卑身重赂以事之”，才能“免一时之祸”。对此，李纲一针见血地指出： 金人不同于越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吴无灭越之志，而金志 “必至于混一区宇而后已”。因此，只可法勾践之志，不可法卑身厚赂之法。

李纲这篇奏议的说服力在于，他不仅义正辞严地批驳了主和派的种种谬论，而且向高宗详细陈述了一套缜密可行的战守之策。正如作者最后强调的： “今日之上策”，还须“问二圣之起居，极所以崇奉之者”，对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要“俟我国势既强，然后可以兴师邀请。”

在风雨飘摇的宋朝，李纲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风口浪尖上曾几起几落，然而，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敢地擎起抗金的大旗，《宋史》上叹曰： “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 然而，更令我们敬仰的是： “纲虽屡斥，忠诚不可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忱，如日月之辉，光耀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