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饮酒诗的酒神精神

1. 飞扬跋扈的建功意识和迷狂精神

柏拉图《斐德若篇》说：“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这种迷狂在李白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他的这个“狂”,首先表现为具有强烈的功名进取精神，是整个盛唐“醉狂”精神的一个缩影。他的“狂”在进取功名的层面上，更多地来自儒家孔子“狂者进取”,纵横家思想和屈原的执著人生、侠文化的扶危济困等观念。

李白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的游历、求荐乃至于隐居走“终南捷径”,中年两入长安，晚年两次从军，无不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求仕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他的政治理想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追求的功名利禄是“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并且自视才高，把功名利禄看作易如反掌之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其实“谈”何容易！这种“志大才疏”(指政治才能)的矛盾既增强了他的政治信心，更助长了他的自我膨胀心理，再加上一杯令人狂放的美酒，从而一步步走向迷狂，如：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此为李白奉召入京别家之作，从高歌取醉到仰天大笑，诗人酒后极度兴奋、狂放之情完全取代了对现实的冷静、理性而深邃的思考，一种积极用世、将有所作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积极入世的“狂”,是儒味十足的“狂者进取”的“狂”。

初盛唐时期，饮酒任侠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李白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当然也不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

李白不仅是“少以侠自任……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范传正《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而且以实际行动加入了盛唐任侠大合唱：一是鄙财禄，轻生死，他自己在《与韩荆州书》说：“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二是讲信用，重然诺，存交重义，与高镇交，“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三是逞胆气，尚武艺，他自称“年十五而修剑术，二十而怀纵横之策，欲遍干诸侯”。《新唐书》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他在大量的纵酒任侠诗中反映了这种盛唐精神：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

李白有时也通过歌颂历史人物的饮酒任侠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如《少年行》之一：“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声鲁句践，争博勿相欺。”

李白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要想实现理想抱负，必须入仕。自隋代以来，科举考试成为士子进身的正途。从现有资料来看，李白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他对于献赋、从军、隐逸等“终南捷径”情有独钟，并且做了不懈努力。但李白诗歌中的纵酒任侠、因酒使气，更能体现出盛唐气象，因而也比献赋、隐逸等形式更富有狂热精神。

2. 佯狂堪哀的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指出，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具有悲剧的性质，是产生酒神的艺术动力，酒神精神与悲剧意识密切相关。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李白在饮酒诗创作中，伴随着狂热迷乱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性，既有后人无法想象的潇洒和狂热，又有当时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和煎熬。

李白诗歌中悲剧精神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基本的伤感情结：恋爱悲剧之怨如《长干行》,游子悲剧之怨如《塞下曲》六首、《子夜吴歌》等，君弃之怨如《长门怨》《妾薄命》,世弃之怨如《送蔡山人》,盛世之怨如《行路难》,生死悲剧之怨如《将进酒》等，其中最能体现他悲剧力量的是政治悲剧作品。这种政治悲剧在他身上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与入、志与才、集体与个体、性格的天真与现实的险恶之间的矛盾。他虽然志向远大，才华横溢，但政治才能平平；他虽然追慕前人，却漠视现实；他过分强调“个性我”,以自我为中心，傲骨太硬，但忽视了“社会我”,重个体而轻社会关系，这种个性必然会导致他即使从政也缺乏成功的关键因素———行方智圆。盛世时代的不幸和个人政治素质的“缺陷”,酿成他的政治悲剧。李白既要保持个性，冲决束缚，又要执著生活，实现抱负，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深具形而上学性质的悲剧冲动。

酒，同游仙、山水、梦一样，是李白用来对抗龌龊现实、消解悲剧意识的重要手段，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酒”。通过“酒”来放弃生命的长度，增加生命的密度：

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秉。一樽齐生死，万事固难审。(《月下独酌》之三)

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对酒不肯饮，含情欲待谁。(《对酒行》)

李白失落的悲剧意识愈强烈，愈想通过“酒”一劳永逸地帮助他解脱痛苦，忘却现实，“会须一饮三百杯”,甚至是用“两千石”的酒来解愁。他渴望借助“酒”超越现实，摆脱痛苦，这正是尼采的“把个体化状态看作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看作本应鄙弃的事情”,是一种企图超越个体痛苦的酒神气质。“但愿长醉不用醒”,但终究有醒时，一旦回到清醒的现实，他就会更加愁苦，倍增他的愤慨，狂放的美酒把他从深渊之中簸扬到大狂大喜的九霄之上，有时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连酒都无法解脱，可见愁苦之深！悲剧与美酒，让他在大醉与大醒、大苦与大乐之中显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的生命信息，这种生命信息就是酒神精神。

酒使李白在英雄高歌和慷慨悲歌之中获得巨大的张力，使诗人的情绪进入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对他的诗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和叛逆精神

李白在生活和创作中常常表达出“以酒为中心”的价值观，这是他诗酒风流叛逆意识的重要表现。以酒抗世，就是要借助酒力冲决社会本身的束缚，包括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政治秩序。

李白的功名意识强烈，但是失意之时喝起酒来，他的价值观念就与平时迥然不同，一切以饮酒为中心，以酒来观照和评判现实与历史。酒酣耳热之际，可以把功名利禄抛之脑后，如《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是对人生大悲大苦的超越。酒酣耳热之际，对千古圣贤的极不恭敬和对功名利禄的鄙夷，如《白马篇》:“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庐山谣》:“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既是盛唐自由空气的反映，也是李白个性使然。酒酣耳热之际，用酒来重新审视历史，《将进酒》得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惊世骇俗之论，这是对封建统治者压抑人才的一种辛辣讽刺。

最能体现李白叛逆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就是以酒来对抗传统的伦理秩序。封建社会最高权威是皇帝，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君臣关系，但是这些秩序在李白的“酒”面前受到了挑战。杜甫《饮中八仙歌》为李白写照：“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凸现了李白傲岸不羁的性格。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纵酒可以冲破礼制、等级的限制，通过精神上“忘”的作用，达到某种平等。正如曹植《酒赋》所说：“质者成文，刚者成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集酒气与侠情于一体的李白，不能不考虑酒的“平等”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作用。李白的这种精神，经历代民间创造和重塑，诸如“御手调羹”“龙巾拭吐”“贵妃捧砚”“国忠磨墨”“力士脱靴”,都在用放大镜来观察李白的傲岸模式，李白上升为中国傲视权贵的文化符号。

李白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追求功名利禄，又蔑视功名利禄；既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又弘扬个性自由。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实就是醉与醒、佯与真的矛盾。“醒我”是为了入仕而不得不屈己干人的庸俗之“我”,而“醉我”则是个性奇伟之“我”,在后世看来，“醒我”不如“醉我”更像李白。这些对立方面在他身上其实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真”。李白以酒中之“真”对抗世俗之“伪”,正是他叛逆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根本体现，这些矛盾也导致了李白的悲剧人生，杜甫说他“佯狂真可哀”,正是指出了李白身上以酒“佯狂”与悲剧人生的关系。